我八岁左右哥十三四岁。他偷喝了父亲酿制的米酒醉倒在柴火堆里，被母亲发现时睡得像个死人。母亲以为哥哥得了病或是中了什么邪，背着哥哥就往公社医院跑，路上鞋子都跑掉了。到了医院医生用听筒一听，再翻翻眼皮闻闻气味，确信哥哥是醉酒了。
哥哥被母亲背回家还呼呼大睡，直到次日中午才醒来，刚一清醒，就被父亲一顿胖揍。父亲查了藏在米缸里的酒坛子，发现一坛新做的米酒只剩半坛了。
我十八岁出门上学工作之前，父亲逢年成好的时候会做米酒。记忆中，父亲做的米酒呈米汤色，很粘稠。绵甜可口，回味悠长，没有酸尾子。好进口，力道大，喝后会晕乎。因此，父亲只准我和哥哥用小牛眼杯喝一两杯，便把酒坛子藏起来，直到过年才拿出来。父亲喝米酒，也不是豪斟狂饮，而是用烫酒壶把酒烫热，就着柴火炉上炖着的青菜粉丝豆腐，边吃边喝便吸溜嘴。很有些“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意味，也不失“绿蚁新赔酒，红泥小火炉”的情调。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当年李白“斗酒诗百篇”和武松“三碗不过岗”，喝的一定不是高度白酒，而是米酒。因为只有米酒的后劲，才会造就出“饮时无度，醉卧三秋”的状态来，这与“科技与狠活”勾兑出的“昏头大曲”绝不是一回事。
我十岁那年，父亲准许我观察了他做酒的全过程。大概的几个关键环节，跟目前百度上能查到的差不多，买回酒曲，做好糯米饭凉透，再选择容器，把酒曲与糯米饭拌匀，在中间做一个“眼”，然后，盖上容器，保温储存，一周后，米酒就会析出。假如我这样描述父亲的米酒制造，那根本无法表达父亲在这一过程中所寄于的心绪与情感。
首先，父亲是不宵于在门口代销店买酒曲的。他要步行一天，去新市一个朋友家去搞酒曲。父亲说，这户人家的酒曲酿出的酒才没有酸尾子，并且有后劲，做成的酒能喝到次年清明不坏。父亲说过，他的这个朋友就住在一个叫叶家桥的地方。在一个被窝里放水焐子的夜晚，父亲一边让我给他抠脚上的老皮，一边给我讲叶员外修叶家桥，其爱女投河祭桥的故事。其时，木桶里的糯米正在发酵，为了保温，父亲把木桶外面裹上了厚棉被。我和父亲盖一条薄被，上半夜用水焐子取暖，到下半夜，我冷的缩成一团，父亲就把我的双脚拽到他的怀里。
有一年冬天，父亲随生产队壮劳力去参加“薛丹博工程”，也就是人工开挖“丹阳新河”。我们那里把这项水利工程叫做“挑方”。据说当年参加这项水利工程的劳力有上万人，所以又叫“万人会战”。当时父亲年事已高，不能挑土。生产队安排他去，主要就是考虑他在那里有朋友，联系吃住比较方便。父亲当然不辱使命，在叶家桥，他把几十号人的吃住安排得井井有条。到腊月二十八回家的时候，还带回了两坛丹阳米酒和一大卷山芋粉丝，另外还有一把妈妈最喜欢的博望剪刀。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个画面：父亲挑着的土筐一头一个坛子，坛子口上还系着红布。他把担子歇下，长吁一口气：终于到家了!后来听母亲说，回来的路上父亲跌了一跤，就在坛子要从土筐里滚出的一瞬间，父亲单膝跪地，伸手把土筐沿拽住。酒保住了，但父亲的膝盖却掉了很大一块皮肉。
父亲完成米酒全部制作过程之后，会把剩下的酒糟用盐腌制起来。到了正月，腊肉腊鱼出现黄曲霉之前，成块纳入糟坛中再腌制半月，其后那些糟鱼糟肉便是初春时节的极品美味了。
1982年，父亲意外去世，家里从此没人再做过米酒。四十年来风风雨雨，期间虽与米酒偶有相遇，终究不是父亲当年酿制的那个味。直到去年冬季，随钓友一起去花津河垂钓，意外撞见叶家桥，才勾起了这段尘封的记忆。好在有人立即告知，说叶家桥米酒至今仍有传人，并且还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托人购得两瓶，过年时喝个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