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首民谣的寻得都是一种缘分，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你的眼前。去郑村寻谣就是这样一种机缘巧合。
“我找一下有典型代表的民谣，能够做的很好的。”
去郑村寻谣是在寻谣工作进入瓶颈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瓶颈)，原来约了去采录的老人因为春节突发脑梗住院，采录计划停滞，人也倍感焦虑。直到有一天，母亲跟我说她之前在镇政府的老同事殷惠芳，因为非遗项目申报的事情要咨询我。在微信里聊完工作后，她周全的工作态度让我觉得她一定能提供采录线索，就试探性地说了寻谣的事情。没想到，她秒回我：“我找一下有典型代表的民谣，能够做的很好的。”她一定没想到，这句话在当时重新燃起了我寻谣的希望，给了我莫大的动力。
怕她对事情太乐观，我还是说了寻谣的困难：“民谣现在会的老人很少，有的都不在了，就只有像你们一直在基层又有群众基础的干部能提供线索，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依托当地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来采录，还必须是年纪大一点的了解当地情况的文化站干部……”“我参与了镇里一些项目的申报编写工作，当时到老百姓当中去走访，花的时间比较多，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当天下午，她就把《郑村志》上有关民谣的内容发给我，“现在还有人会吗?”“没问题的，有一对夫妻能说会唱，老公还会拉二胡。”她每次的笃定都让我心安，没有拖泥带水。
合影留念
“小时候都是在老街上，祠堂里……边做游戏边说民谣。”
原本计划是采录汪莲子，却没想到一进家门，她爱人打开了话匣子，成了采录的主角。“你们问他，他知道的多。”汪莲子也在边上把丈夫往前推。1947年出生的程钟从自己对音乐的喜爱说起，说到他爷爷、他父亲的故事，再说到郑村的历史……还没说到民谣，我们已慢慢被他带入他的故事。
76岁的程钟之前经营着一家理发店，现在主要业余生活就是拉二胡，吹笛子，民谣也还记得一些。说起自己的爱好，他觉得自己是有音乐的遗传基因的，但没有从事这一行和自己的身体有关系。1960年他高小毕业后考上了歙县水利电利学校，刚收到录取通知书还没来得及报到开学，就因为当时政策调整要大办农业，水利电利学校停办。13岁的他只能在村里跟着大人耕田除草、栽秧收割，19岁能拿到10个工分。
也就在那一年，在干活中，程钟不小心用锄头挖到了脚。那个年代缺医少药，找了村医看也不见好转，后来赶到合肥去看病，但那个特殊时期医院没有医生看病，又无功而返，最后拖成骨随炎，骨头坏死了。直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得知有位芜湖弋矶山医院骨伤科医生下放在深渡，他才赶到深渡开了刀。但终究是拖的时间太长，还是落下了残疾——腿瘸了。
就这样折腾了六七年。不能下地干活了总得生活呀，拖着病腿的程钟开始想办法学理发的手艺，找不到师傅就自学，然后再去请教别人。这个理发店后来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供两个女儿考上大学。
年纪轻轻就残疾，他又开始自学二胡排解苦闷，当时村里排《江姐》《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他就去拉二胡，“但是没经过正规训练，拉得不像个东西。”程钟自己评价道。如今苦尽甘来了，自己对音乐的喜好终于又可以捡起来了，业余时间老伴唱歌，他就在旁边伴奏拉二胡。“我父亲是音乐老师，我是有点基因遗传的。”他很骄傲地说。
被说民谣的老人逗乐了
父亲程亮曾经在屯溪隆阜中学(原来的女中)当音乐教师。因为爷爷程绍渭在上海做生意，程亮是在上海读书后返乡的。“他喜欢钢琴、风琴、长号、二胡、京胡还有口琴,一九三几年他在上海上学，也就十几岁吧，还灌过唱片。吹的那个口琴《小夜曲》听得人都要陶醉……”程钟这样回忆道。当老师时，父亲喜欢听歌就买了一台收音机，结果被人举报收听敌台判了刑，平反后再回到教育岗位那是二十年后的事了。在那二十年间，爷爷去世，自己辍学、残疾，年幼的程钟在生活的磨砺中被迫放弃了自己对音乐的爱好。
据程钟介绍，他祖上是做生意的，典型的徽商。爷爷程绍渭在上海经营食盐、面粉公司，在上海有一定的名气。民国有年天旱，灵山人把水库闸门堵死，下游断水，郑村人非常着急地找到程绍渭。他写了一封信(公函)给歙县政府，政府出面，灵山人不得已，同意“借水”三天，下流的田地才得以浇灌。
爷爷去世后，上海徽商同乡会出面，将棺椁运到雄村的岑山渡暂厝。后来岑山渡要拆厝屋建茶厂，年幼的程钟帮着母亲想方设法将爷爷的棺椁运到郑村入土为安。
说起家族，说起过往，你能感受到程钟的骄傲和无奈;说起音乐，说起民谣，你会觉得那是疗愈他心灵的存在。那刻的他就像个弹簧，轻轻按一按，又会从记忆深处蹦出一首民谣。原来计划说一首，然后每次我们都意犹未尽地问“还能想起其他的吗?”在我们的“贪婪”中接连录了四首。
“这些都是小时候儿童一起做游戏传唱的，没有人教，以大传小就这样流传的。然后记到现在……郑村是个大村，也是一个文风昌盛的文化名村，我们小时候都是在老街上，祠堂里，牌坊下边做游戏边说民谣。现在民谣多少还记得一些，那些牌坊、祠堂上世纪七十年都拆掉没有喽。”程钟说着说着，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屋坦的空地前纳凉时，听邻居奶奶摇着扇子给我们讲故事，几个孩子围坐在竹床上说的最多的是：“后来呢?”……他说的民谣是有故事，有场景的。
月亮大大，开门哩咹。
哪个来?
媒公媒婆来。
来做么?
来帮你做个媒。
做到哪里?
做到荒山苦竹培，挑水十五里，洗菜半山培。听不着家鸡叫，只听野鸡啼;看不见秀才骑白马，只看猢狲蹭树皮。
程钟和汪莲子夫妇
“鸭肯定是变鸭，鹅肯定是变鹅啊”
汪莲子今年66岁，是村里的文艺活跃分子，平日里上老年大学唱唱歌，黄梅戏、越剧也都学一点，常年在镇上、村里舞台上演出，习惯了面对镜头，但幸好没有那种舞台化的程式范。我们刚把设备架好，还没有开拍，她转头就去邻居家抱来一个几个月大的娃，很周到地解释：“我说的都是童谣，哄孩子时候唱的，有个孩子拍起来效果会好些。”完全不用操心，拍摄时她还会时不时看看镜头互动，没有怯场，整个录制很顺畅。
其中《鸭鹅鸣》让我印象深刻。这首民谣我小时候也说过，隐约记得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需要舌头和上颚触碰发出重重的节奏声，起到押韵的作用。但是具体怎么读记不太清了，所以每次和别人描述这首民谣的特别之处时，都有种想从空空如也的兜里掏钱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一毛钱的无力感。我一说起这首民谣，汪莲子立马自带节拍地说了一遍，“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瞬间找到了那兜里的一毛钱。
《郑村志》上是这么写的：
天上一只鹅，地上一只鸭，鸭七鸭八鸭里鹅，鹅七鹅八鹅里鸭。鸭里鹅，鹅里鸭，鸭生鸭子鸭变鹅，鹅生鹅子鹅变鸭。
汪莲子说，她记忆中的这首民谣叫《鸭鹅鸣》，但她记忆中的版本和书上的不一样，尤其对“鸭生鸭子鸭变鹅，鹅生鹅子鹅变鸭”这句，她肯定地说“鸭肯定是变鸭，鹅肯定是变鹅啊。”录制时，我们让她按照自己熟悉的词说，书有书的记录，她有她的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首民谣。
天上一只鹅，地上一只鸭，鹅生鹅子鹅变鹅，鸭生鸭子鸭变鸭。天上一只鸭，地上一只鹅，鸭七鸭八鸭鸣鹅，鹅七鹅八鹅鸣鸭。
“民谣都是以前传下来的，都是为小孩好的……就像《鸭鹅鸣》，就是训练小孩讲话伶俐不伶俐，都是要训练嘴型的。”汪莲子说着自己对于民谣的理解。
《郑村志》里还有一首趣味幻方的民谣，据书上记载是西溪汪氏先人为了提高孩童的数学兴趣编的《幻方歌》。该歌的意思是将1-9的9个数字分别填入九宫格内，使其横竖及两对角线上八组数字(每组三个)相加之和均为15。共有八种填法，要领是每种填法唯独数字“5”“留守”中宫不动。
四四三三八洞仙，九牛五虎一文钱，二郎七姐共六妹，每逢十五共团圆。
这种民谣的题材在我们目前收集的民谣中是第一次见到，也不是太看得懂其中的含义，录制之前我们对这首民谣抱有极大的兴趣。汪莲子说她从来没听过，程钟也说没听过。本想让她强行记忆说一遍，让我们感受下节奏。她坚持道：“我记性不好，不熟的记不住的。”最后只能作罢。看来志书中提到“事隔多年，至今已没几个人能记住它了”是真的。
采录现场
“只要有人在听，语言就不是沉寂的”
这次满意的采录，离不开线索提供者对当地民谣及传唱者的熟悉，离不开传唱者个人的表达能力。每次寻谣都像是缘分的触碰，对的人总会在对的时间出现。每次录制结束，我们也会问他们对寻谣的看法，很多朴素的想法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殷惠芳：“我之前在歙县苏村乡工作，后来调到郑村镇工作，主要是负责镇政府的财务工作，但我对民俗的事情感兴趣，热心于帮助老百姓做些文化具体事情，比如乡村的歌舞队、文艺晚会等都积极参与和组织。但在这些乡村活动中很少去关注民谣传唱，这个可能是民谣是个比较私密的适合个人的一个行为，没有传承活动的平台。再说吧，现在小孩子虽然是由爷爷奶奶带，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电视手机娱乐活动比较多，刚刚懂事一点点，就参加各种兴趣班，书法、钢琴、乒乓球、绘画等等，没有机会接触到童谣、民谣。”
程钟：“家乡话应该都会说的，现在变得小孩一开始讲话，家里的父母也好，奶奶也好，就教他说普通话。你教他说普通话，他那个讲不准，发音你再改，要增加难度，不标准。还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家乡人连自己家乡的土话都不会讲了，这个很不好的。老祖宗的话都丢掉了，这不行，一定要补救。”
汪莲子：“很多歌谣是跟父母亲学的，还有的是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学的。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了，许多都忘掉了,讲了上句，下句又忘掉了。以前好多人一起玩的时候，可以唱很多，现在不行了，记不住了。现在村里会民谣的人也不多了，主要大家干活很忙，我们那个时候还小，都没有干活，在家里玩。年纪大一点的都在外面干活，哪有时间学这个。以前没有电视，都是大人哄小孩，什么知识都是大人灌输下去的。现在都是电视，手机了，以前哪有。现在年轻人带小孩哪有这种心思来哄他，唱儿歌，不可能的。”
现场讨论《鸭鹅鸣》的文字
每个人都觉得寻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都觉得现在的挖掘整理势在必行，也都意识到民谣的传承存在问题，但在平日里，它实在是太细小、太日常了，日常到唾手可得，不需要费周折和成本，张张嘴就能从长辈那里得到，然后就一直没有张嘴去问。在寻谣中我们听到最多的遗憾是：“我外婆(奶奶)会很多，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了。”
而程钟的一番话突然点醒了我，原来我只是专注于寻谣而寻谣，对民谣的载体——方言没有过多的关注，作为80后的我是说着方言长大的，觉得会说方言是件理所应当的事。想起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做的那期《你还会说方言吗?六城踏访：消逝与挽留》，其中提到美国多媒体装置艺术家苏珊•席勒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表达她的观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人们非常关切比如某些英国鸣鸟的灭绝，或是植物世界中物种的减少。语言的消失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而这对我而言有相同的重量，如果语言已死，这通常说明相应的使用人群也离开了，或是其后代不认为保留这门语言是值得的。而语言的消逝代表着的是一个世界观以及对现实之建构的死亡。”在她的作品《最后的无声电影》中，一些语言的最后使用者娓娓道来日常话语或歌谣，赋予了影片田野调查的气质，艺术家将听者与作品置于同一语境，通过声音这一媒介，传递出“只要有人在听，语言就不是沉寂的”这一概念……[1]
“只要有人在听，语言就不是沉寂的”，是啊，只要有人在听，民谣就不会消逝。我们在寻谣时不单单在寻找一首首沉寂多时的民谣，也在学会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倾听，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记录，就是在这种口传心授中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在这种找寻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归处，而民谣就是走进一个个故事最自然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