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矿山轶事
一段被存封在青春相册里的记忆，在一个泛着些许暖阳的冬日的下午，被我不经意地翻了出来。于是，那些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的青春往事，倏忽间从洞开的记忆闸门里跑了出来，不由分说地就把我拽回到那鲜活的青涩又美好、简单又无忌的青春岁月。
17岁那年，我幸运地被招进了本市一家国有大企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感觉阳光格外灿烂，天空格外明朗，心情也格外舒畅。走在路上，我看见谁都想笑，双脚踩在地上，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快。毕竟，家门口一家上万职工的大企业，在人们的眼里，它的实力和地位都是不容小觑的。
由于父母都是外地人，且也不在工厂工作，由此，对工厂的新鲜感丰满了我对它所有的想象。特别是想象着以后每天下了班，一只手拿着一个铝合金的饭盒(那个年代普遍使用这种器皿)，一只手攥着一双筷子，一边把饭盒敲得叮当响、一边哼着欢快的小曲儿去食堂打饭，那情景，真够醉人的。
到工厂报到那天，被劳资科通知要先去厂属的矿山锻炼半年。那一次，厂里招了一、两百新工人，但不知为什么只有我们市区的这20来个新工人最先到位。就这样，刚过完年，我们这20多个统一坐上厂里给派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迎着晨风、迎着朝阳，不用爬山涉水，我们这一群在对于我们的工厂来说也应该是“边疆”的矿山，开启了我们热情洋溢的青春之旅。
我们厂除了有生产车间和其它辅助车间，还有两座矿山。一座在团溪，离总厂有几十公里远，名曰712矿;一座在长沟，离总厂也有好几公里远，名曰711矿。我们这次将在这个“边疆”扎根半年之久的地方，是711矿一个叫“小槽”的露天矿山。
进入小槽区域后，汽车在一个较为平缓的山顶上停了下来。这里驻着解放军的一个矿山指挥部。而在离指挥部两、三里远的矿山，有解放军一个混合连的战士们在那里挖矿。
劳资科一个送我们来矿山的工作人员与部队做好交接手续后，又嘱咐我们在这里一切行动要听从部队的指挥，决不允许自由散漫、随心所欲，违者将会受到延期转正等厂规厂纪处分后就离去了。
解放军派了一个战士来管理我们，我们统一称呼他为排长。排长是个云南人，黑黑的，个子不是很高，他叫穆老文，因为名字中间夹了一个“老”字，少见多怪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所以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穆排长比较随和，他任我们排长的那段时间，大家都相安无事。
(那时的矿山那时的我们)
在矿山，我们的起床、睡觉、出工、学习、用餐，全都比照解放军的纪律统一行动，只是在执行力度上没有解放军严。每天清晨的六点半钟，大家都还没睡醒，却不得不在排长的一阵阵哨音中被迫起床，和解放军一样出操。我们先从住的地方跑步到山下，然后在山下的乡村公路上跑一阵子，再然后又从山下跑回山上。每次出操，刚开始时我们都还能看见解放军在前边跑。跑着跑着，解放军就已经跑得没影了。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时，解放军早已洗漱完毕。偶尔与一、两个洗漱完毕的解放军擦肩而过，他们也会冲我们新工人笑笑，那笑容让人感到有一种因我们的拖拉与他们分明不在一个档次上的被小看。其实这有什么嘛，他们天天都在训练，我们这才来几天?
一天下午刚收工回来，排长接到指挥部通知，说部队放映员下连队放映，让我们新工人和指挥部这边的解放军吃完晚饭后一起去矿点那边的连队看电影。我们接到通知后自然很开心。毕竟，在这深山沟里，虽然每天面对群山可尽享富氧，可远离繁华带来的寂寞，总让我们年轻躁动的心难寻安放之处。看电影的地方与指挥部相距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且还要走夜路，但比起每天统一模式的出操、学习、劳动，这看电影，怎么说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看完电影，新工人和指挥部的解放军要一起回住地。听说另一场电影几分钟后播放，我们两男三女5个新工人找排长磨着请假。好说话的排长只好叮嘱我们注意安全、看完下一场就马上回去。交待完毕后他便带着其它新工人回去了。
第二场电影结束后，大约已是晚上10点左右了。那时的我们谁也没有手表，只能估计一下大概时间。那晚，天气有点阴，如黛的天空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有气无力地挂在天边。寂静的山林被夜幕笼罩着，微弱的星光把四周的群山剪映得鬼灵精怪的。山间公路高低不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赶着路。两个男生一路谈论着那晚的电影情节，我们三个女生时而附和，时而沉默。路上没有多余的行人，如果这时从山上突然窜出一只老虎或一条狼来攻击我们怎么办?平生第一次离开妈妈的庇护在漆黑的夜里走山路的我，不知怎么会在心里突然产生出这么一个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这应该是因黑夜与陌生的荒野共生的一种恐怖情绪所致吧。我开始有些后悔不该留下来多看一场电影，和大家一起回去，身边还有解放军壮胆，我至于像现在这样一路提心吊胆吗?可我心里的害怕却不敢对大伙说，怕引起连锁反应，特别是那俩女同胞如果被提醒，三个女人一台戏地同时将“害怕”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两个男同胞压不住阵脚弃我们三人自顾而逃怎么办?我只得不露声色地往中间挤，努力使自己因走在一行人中间而获得一种短暂的自欺欺人的安全感。
终于，在拐过一个大山弯之后，看见了我们熟悉的矿山熟悉的灯光，我一路上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心，终于回归了小小的心房。
和我住同一间寝室的组长还在等着我，另有两个当天晚上刚从城里回来没赶上和我们一起看电影的同事也在我们宿舍陪着组长。她们谈兴正浓，见我回来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也坐下来听她们聊天，原来其中一个正在讲吊死鬼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只管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却因先前积累的害怕，这会更是变本加厉地越发毛骨悚然起来。我必须主动结束这危言耸听的聊天，就说明天还要出早操，让她们回去休息了。我客气地主动给她们开门并想站在门边目送她们离开以表示对她们的尊敬。就在我打开我们宿舍门的那一瞬间，我感觉一股强大的外力，顺势猛地推开了我们的门。骤然从屋里明亮的灯光看出去，户外的漆黑以无边的延伸，炫耀着它无可轻视的统治。突然，门口那棵稚嫩的小树上似有似无地传来一声细微的、有如一根绳子挂在树枝上来回晃动发出的摩擦声，像风一样不留痕迹地从我的耳边掠过。来不及仔细分辨，我的思维早已迅速地将这个细弱的声音和刚才那个鬼的故事紧密地契合在一起，极度的恐惧顿时从心里将一个变了调的“啊”字挤成一声尖叫，那尖利的声音撕裂了夜的沉静随山风在空旷的原野里飘荡。
什么问题?一个持着枪的解放军突然站在我们门口询问。应该是我的尖叫声惊动了哨兵。屋里的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哨兵。组长平静了一下情绪走到门口对哨兵说：没什么事，她只是被吓着了。说完，组长顺手指了指我。被什么吓着了?哨兵继续问。我也不知道!组长老老实实地回答。哨兵站在门口把我们屋里的每个人都逐一打量了一番后说：没什么事就早点休息了，明天还要工作呢。说完，便转身消失在黑夜里。当屋里只剩下我和组长时，她问我刚才在叫什么?我说我开门的时候好像听到有绳子在树上发出摩擦的声音。她笑了笑说：你鬼故事听多了吧!我们门口这么小一根树苗，挂只兔子都会把树枝压弯，还挂鬼?那我怎么会那么清楚地听到那种声音?我说。心理作用呗，她说。我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觉得组长说得有道理，当时应该是因我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而导致心理产生的错觉。
第二天中午收工回来，在操场遇到解放军的徐连长：小鬼，昨晚什么东西把你们吓成那个样子?我反问：你怎么知道?他笑了笑说：我为什么不能知道?我突然明白了：一定是哨兵汇报的情况。
真是好事不出门啊!
两个星期以后，原先我们喜欢的那个穆排长不再担任我们的排长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姓什么忘了)新排长。新排长也是个云南人，也是黑黑的，个子很高，手长腿也长。他手一甩，能伸出去好远，走起路来，好像永远都在走队列。新排长有一个特点：经常把“草包”“脓包”理论挂在嘴边：这个草包勒，给是有草包勒用处，草包可以用来包东西给，草绳可以用来拴东西给。脓包不行，“脓包”不仅没有一点用处，散发勒臭气还会污染空气给。新排长的草包、脓包理论我非常认可，只是我至今不明白，他老拿这个话对着我们说是什么意思呢?
新排长到任后，宣布了很多纪律，并特别强调了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宿舍，更不能随便进解放军宿舍。
我们暂时借住的那排解放军宿舍的最后一间，是指挥部管后勤的一个副部长的办公室，副部长办公室对面那栋房子的第一间是广播室，部队里一个瘦瘦的文书在负责广播室的工作。这俩办公室的中间，有一片不太大的空地。空地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根自来水水管，我们新工人经常在这里洗碗洗衣服。那天，我和组长去洗碗，正好广播室开着门，文书也在里边，我就和组长进去坐坐。我坐在播音桌旁的凳子上把目光从门口放出去，我感觉那个门有点像照相机的镜头，它聚焦了门外它的势力范围内所有可以聚集的风景，一种从近至远，从小至大的美感正丰富着我的视觉，突然，我看见我们排长的两只脚正好横跨在我们宿舍门口那条水沟上，身体却一动不动的朝着广播室方向驻足。想起排长曾经交代过的政策，我对组长说：排长可能已经看见我们了，等一会儿他走了，我们就赶紧走哈。文书问：你们这么怕你们排长啊?明明心里已经有点紧张了，嘴里却说着硬话：他有什么好怕的!终于，排长的身影在我们宿舍门前消失了，我和组长赶紧离开了广播室。晚上学习的时候，我和组长以为排长要在会上批评我们，还好，他什么都没说，甚至连看都没往我们这边看一眼，我和组长为此事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尘埃落地了。
第二天中午吃完饭，我去水管那里洗碗，正好文书也在洗碗。他问我：昨天你们排长批评你们没有?我说：没有，他什么话都没说。文书说：你们昨天走了以后，我就料定你们排长要到广播室来找你们，然后我就在我的门上放了一把扫帚，他刚一推门进来，扫帚就对他来了一个不客气。原来如此，是说我们怎么可以平安无事呢?那，你不怕他生你的气吗?我有点幼稚地问文书。他能生什么气呢?我们战友之间开玩笑也是常有的事儿，更何况他来我这儿，也没直接说是来找你们的呀。说着，文书开心地笑了;听着，我也开心地笑了。年轻人的恶作剧也是如此容易相通的。
一个月以后，我们的大队人马终于全部到齐，我们也从山顶搬到了山下我们新工人的住宿区。
人虽然增多了，但厂里还是请解放军代为管理我们。指挥部按总人数把我们全体新工人分成5个排，又派了5个战士担任各排的排长。我们排长还是那个走路永远像在走队列的排长，这令我们有点失望;我们组长还是我们以前的那个组长，这令我们感到欣慰。由于矿区的夜晚很冷清，所以排长要求组长晚上要负责陪同胆子小的女同志一起上厕所。这下好了，上厕所的人是不害怕了，但组长被折腾得够呛，有时一晚上要被叫醒好几次。
年轻人集体居住的地方，永远都会有层出不穷的开心主题让你应接不暇。
我们住的宿舍都是一排排的通铺，与隔壁的女生寝室仅隔着一层竹席。我们每天的学习和开会，排长都让我们到隔壁的女生寝室去。但不知何时起何人所为，在两个排的通铺之间用作隔离的那堵竹席墙上被人抠出一个大洞，从此开会、学习，我们都这个洞钻过去，这倒省了多少下床、穿鞋、出门、等繁文缛节。排长见我们一天就从这个“洞子”里钻过去，爬过来，气就不打一处来，可他问了半天，愣是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也难怪他，就连我们都不知是谁干的。
我们排有俩小姑娘，看上去最多15岁。睡在我身边的那个小姑娘，每天晚上上厕所一定要叫上我们组长陪同;每天早上组长喊她起床出操时她说的话，相信你听了话一定会笑岔气：组长，你摸哈儿我的手嘛，好冰咯。等我把手捂热火了才起来嘛!组长哭笑不得，只得去排长那里给她请了假。
我们劳动的地方就在一片露天的矿山上。我们新工人人数比解放军还多，可每天收工后一比较，解放军挖的矿一大堆，新工人挖的矿还不及解放军的一半。我们女生的主要工作是站成一排，通过每个人的双手传递，把挖出来的矿石从工地搬运到汽车方便装运的地方。这时候天气已经在转热了。劳作了一天，脸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即使戴着帆布手套，手掌上也被磨出了大小不等的血泡和茧子。我们排的女生基本没有出过全勤。有一天，我也因“头疼”请了半天假，跟我一起请假的，还有我们排一个最会爬树的女生。眼瞅着新工人的队伍出工去了，我们请假的几个赶紧就往宿舍门前的山上跑。那个会爬树的女生从树上摘下好几枝大颗大颗、乌黑乌黑的杨梅，我们坐在树下的石头上，美美地饱餐一顿新鲜的野生杨梅，直吃得舌尖酸涩起泡。估摸着同伴们快收工了，我们赶紧从山上下来，每人拿本一本毛主席语录，端个小凳子在宿舍门前等着，远远看着收工的队伍走过来，我们几个便装模作样地作看书状。也不知排长是真的被我们蒙骗了还是排长也懒得搭理我们，总之，那天平安无事。
然而有一天，我们的开心主题遭到了一次重创。
那晚，熄灯号吹了好久，我们这一群还在咿哩哇啦的胡闹，先是我们排几个年龄稍大一点可能在谈恋爱的姐姐们在互相开玩笑，最后不知是谁怎么就扯上了上个世纪一部很火的电影《奇袭》里的一句台词：探照灯，桥下有人!哇!如同捅了马蜂窝一般，我们寝室里全员汇入到这一放任自我的声音洪流，那巨大的声音分贝，不停地从我们黑黢黢的房间里冲向同样黑黢黢的宁静的矿山之夜，上升、上升、终于上升到住在山顶上的排长们的忍无可忍了，于是下令全体新工人夜晚起来拉练。我们何曾学过打背包?不会，手总不能空着。排长们统一了口径。于是，新工人们有的抱着棉袄、有的抱着枕头、有的拿着一本书、更有脑袋转得快的直接拿着一条洗脸毛巾就出门了。好一出现代版的“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幸好那晚有月亮，一群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服装不同的夜行者们，或抱怨、或幸灾乐祸、或满不在乎者在坑坑洼洼的毛公路上“负重”地跑着、跑着……月亮姐姐在天上看着这狼狈的一群，忍不住也偷偷地乐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排长们时钟一样准时地对着自己管辖的范围吹响了起床哨子。
半年多以后，我们终于离开了矿山。真是幸运，我没有被分配在矿山。
二如此飞渡
一年后，从矿山回到总厂的我被调到一个新车间当了一名化验工。在我们这样的重工业厂矿，一个干干净净的工作场所，整天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手上的玻璃瓶子不停地随着温度和化学试剂的反应变换着各种颜色的工作，确实是很多工人的心之向往。那时，我们的工厂正处于上升期，一些新增设的配套车间正紧锣密鼓地安排又一批被新招进厂的工人到外地的同类型工厂去培训。本以为我去的那个新车间也会安排我们搭上这趟外培的快车，谁知其它工种的工人都被送出去外培了，我们几个化验工却被送往我们厂设在桐梓小西湖的一个名叫705的冶炼车间的化验室内培。
唉，一会儿被送到矿区的山旮旯，一会儿又被送到冶炼厂的山旮旯，这山旮旯怎么就跟我那么有缘呢?
(当年囚禁过张学良将军的桐梓小西湖)
3月，桃花李花盛开的季节，年轻的我和两个比我还年轻的女孩S和Y，来到了桐梓705车间。那天，天空飘着细细的雨丝，“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柔，被“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的离情别绪所代替，更有山沟沟里的清冷，把想家的我们，弄得泪眼婆娑。Y摸出纸和笔给家里写信：妈，高高的娄山关隔不断我对你的思念，我想家、想你、想弟弟妹妹……信没写完，她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眼泪是会传染人的，随即，另一个小女孩S也坐在自己的床边呜呜地附和着这悲声。我一时也乱了方寸，安慰的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却被她们的哭声引了出来。虽说我也曾在矿山呆过半年之久，但那毕竟是一个数百人的集体，人天生是群居动物，孤独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车间离县城很远，走路大约需1个小时多一点。住在城里的工人也不多，他们或走路、或骑自行车上班，就连给厨房买菜的采购师傅，都只能每天早上赶着马车去县城买菜。
(小西湖畔张学良将军塑像)
化验室的工作时间跟炉子上的冶炼工人一样三班倒。我和S、Y三人正好分成早、中、夜三个班。虽然同在一个寝室，因各自的作息时间不同，我们三人几乎没有一个同一的集体活动时间，且下班后的活动范围又只有山野一样的厂区，这种在陌生且又无法延展的环境里培养的孤独，让我们对家的想念更是与日俱增。
705车间座落在一条名叫天门河的河边上。河水深不见底，河床宽不足百米，高约百余米，两岸均是刀劈斧砍般陡峭的山壁。两岸的陡壁上与公路齐平的地方，一根直径约30公分的老式铸铁水管凌空跨越两岸，像一座独木桥横空出世跨越西东。“独木桥”的上方，有一根粗细刚好能被一只手握在手心的钢丝绳也跟着铸铁水管同向飞越两岸。与这根粗钢丝绳成纵向等距离排列的，是一根稍细一点的钢丝绳。它先从粗钢丝绳的顶部垂直绕过水管底部，继而又被拉回到出发点，并在这出发点处被拧成一个固定的死结后，又周而复始地依次向前运行直到对岸的山坡上，以此对那座“独木桥”起到一个简易的固定或支撑作用。
有时我会站在路边对着这座“独木桥”出神：对面的山上是什么地方?这水管里有水吗?如果有水，它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我不想问谁，也不知道可以问谁，这个问题就这样可有可无地住在我心里，直到我的工厂解体、直到当年的老工人们现在已不知居住何处、直到它终于在我心里成一个无解的谜。
(这厂房就座落在天门河的山谷里。当年，我们就是从这旧厂房的两岸实施飞渡)
一天，我下早班刚走到车间路口的公路边上，正好遇见Y和她的师傅及车间的两个年轻人准备从“独木桥”上来一次“空中飞渡”，然后沿着对面的山路逛到小西湖，再从小西湖逛回来。Y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去!怎么不去!这如此少见的集体活动且带着强烈的刺激，年轻的我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下来。
要不怎么会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呢?
工龄和年龄都在我们之首的Y的师傅首当其冲无可争议地走在最前面，说是为了好掌控全局。临行前，师傅告诫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切不可慌乱，一切听从他的指挥。统一认识后，我们一行人学着师傅的样子：双手高高举过头顶，紧紧握住那根支撑管道的粗钢丝绳以作为扶手，侧着身子，与管道成同一水平方向慢慢向前移动。刚开始时，由于管道处于“独木桥”的初端，钢丝绳的支撑力强大而稳定。当我们逐渐向“独木桥”的中端靠拢时，钢丝绳强大的支撑力由初端向中端逐渐减弱，以致我们行走到管道的中端时，钢丝绳的护卫能力，已从开始时我们只需双手举过头顶抓紧钢丝绳扶手便可自如地在管道上行走，及至后来头顶上的钢丝绳因远离管道初端，其承受力像一条累坏了躺着休息的弯月亮一样两头高，中间低，从而致使我们赖以保持平衡的钢丝绳扶手的位置也降低到我们的腰部，再加上几个人在管道中端的位置上同时运动，凌空的中端部分的管道以高于初端部分管道的弹性剧烈地摇摆起来，而钢丝绳扶手附着在腰间的支撑力是难以承受这剧烈摇摆的，每摇摆一下，感觉握在腰间位置的那根钢丝绳随时都有可能像儿时的跳绳一样荡成一个360度。
(旧地重游，时钟早已停摆的办公大楼)
又这样摆动着向前走了几步，刚才还在腰间位置的钢丝绳扶手又继续降低到腹部。那一刻，每走一步，我们都有可能随着越来越剧烈的摇摆而被晃离管道，一旦晃离管道，已降至腹部位置的钢丝绳扶手就形同虚设。妈呀，万一脚下失去重心，就算两只手还抓着钢丝绳，可身体被悬空吊着，双手又能抓多久?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掉下去，摔不死也会被淹死。万一摔下去了，自己才参加工作没两年，如果就这样没了，我妈还不难过死啊?放着好好的路不走，非要凑什么热闹“飞”什么“渡”嘛?我开始在心里自怨自艾起来。
这时，前边传来师傅的声音：大家都停下，不要再随便乱动，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地走到对岸，以减小中段的晃动。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等待的过程中，眼睛看向远方，一定不要朝脚下看，相信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带到对岸。师傅的一席话，是安慰、是鼓励，更是信心。
(荒凉的705车间遗址)
我当时在这支队伍的第四位，在等待前三位一个个慢慢走向对岸的过程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度日如年”有了最深切的体会。被暂时固定在空中，我的眼睛毫无目标地盯着前方，双手下意识地抓紧腹前的钢丝绳扶手，双脚不听使唤地在管道上剧烈地颤抖着，手心也因极度的紧张有微汗在沁出，耳朵却忙里偷闲地听到山下河水奔流时发出的响声。妈呀，前边的人怎么走的这么慢哪?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排在师傅的后边，也许这会已经到了对岸了。只是，生活中哪有这么多的早知如此!好在师傅当机立断的决策马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家都原地不动，极大地保持了管道的平衡。但即使管道不再剧烈晃动了，站在空旷的河谷上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这样站着，时间长了，恐惧一样在变本加厉地剥蚀着人的耐力和信心。
终于轮着我“飞渡”了。我依旧不敢俯视脚下的深谷，依旧用尽平生的力气一寸寸抓紧钢丝绳扶手、一寸寸地向前挪动脚步。那一刻，只觉得这段路好长好长，好长到我几乎看不到它的边际。
终于挪到了对岸，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我好像耗尽了毕生的经历，一下子瘫坐在对岸斜坡上的一棵树下，久久站不起来。
多少年以后，每每回想起这段经历，我都会很惊讶，在当时那种险境下，明明自己站在半空中都挨着绝望的边缘了，居然还有心思去完成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亦或，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暂时转移了我对恐惧的注意力，才让我没有在极度的恐惧中崩溃且成功自救。
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