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最稀罕的是什么?是家信。
整理书橱时，从顶端的柜子里翻出来一堆书信。这些信是我当兵时写给家人的，回家后我妈又转交于我。忽然想起，竟有30多年不曾写信了。看着手里泛黄的纸页和变得模糊的字迹，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山沟沟里的军营，回到了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
1971年1月，我和我哥双双应征入伍。当时最开心的是我爸，一惯板着个脸的他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笑，且笑得合不拢嘴，完全忽略了在一旁笑得假眉假眼的我妈。我哥先我一天出发，去了广州部队，后来才知道驻地在五指山下。我是沈阳部队，后来方知也不在沈阳而是在大兴安岭。
人还在火车上，第一次出远门带来的兴奋一过，便发现满腔豪情中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忽然意识到，我爸我妈送我上车时，那“全家光荣”的脸上，分明流露着不舍和担心。心里忽然一紧，想：糟了!哥也走了，我也走了，万一家里有事，找哪个?
抵达目的地的当晚便给家里写了信。挑好的说：一路上看到了好多大城市;在北京耍了半小时;部队营房很漂亮，条件非常好;在火车上长胖了些——再就是表各种决心。
先收到同学的回信。我妈的回信，一个月以后才姗姗来迟。
我爸我妈居然跟我一样，也“胖”了，说是一切都好，无须挂念云云。当然少不得讲几句大道理，嘱几句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信很短，得看很多遍才过瘾。后来从同学的第二封信中得知，我前脚一走，我妈就病了，瘦了。她满打满算才两个儿子，这就走了一双;成了双军属，这双倍光荣却有些难以承受。病中的她茶饭不思，且动辄朝我爸发脾气。
新兵连伙食不好，训练很累，我跟我妈一样，都瘦了。
当然，我给我妈的第二封信说的是“孩儿最近又胖了许多”。管她信不信，胖了再说。
正常情况下，与父母通信往返时间约10天左右，跟我哥通信来回就得半个多月了。在连队，最受欢迎的人是通讯员。通讯员无论到了哪个班，全班战士都会一哄而上，欢呼雀跃并且鸡飞狗跳。收到家信的人自然眉飞色舞，忙不迭拆开来看。一抬头，发现被围得严严实实，热切的目光能把信烤糊。那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共同分享家信。那时候，不允许有隐私。
有一回，我的信封上注明了“内有照片，请勿折”。这下麻烦了，都以为里边藏着“小芳”，大伙儿一齐扑上来，把人按翻，把信抢走。接着又一个人被按翻，“小芳”再次易手。几经争夺，尘埃落定时，方知那“小芳”是我的父母。信和照片至今还在，慈祥的二老在笑，那是当年被整整一个班的战士蹂躏过的皱巴巴的微笑。后来我才知道，寄出“内有照片”的信之前，我爸也大病了一场，怕影响我进步，仍然一如既往地“胖了”。
儿行千里娘担忧，游子在外多乡愁。我这边，苦了累了受气了与人吵架了，父母那边，病了瘦了想我了，都不说，一律报喜不报忧，一律胖了又胖。我倒是当真胖过一年，那时在师部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就在那一年，程控电话悄悄进入寻常家庭，接着又有了BP机和类似手机的小灵通，然后是大哥大和数字手机，再后来更是男女老少都在玩的智能手机。只有过来人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变化，不知道稀释了多少担忧，又冲淡了多少乡愁!
我女儿在成都上大学，离开家了，三天两头就是一个电话。毕业后真正出了远门去上海工作，那时候又有了随时可以聊天的QQ。有回女儿做红烧肉，电话上问她妈先放啥后放啥，搞得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女儿并不在千里之外，一直在我们身边，就在家里的厨房做菜。从语音再到视频，“来往”就更方便了。有时问妻子想不想女儿，她居然反问：“有啥好想的?有事没事就视频，烦!”
转念一想，当年书信来往的艰难又未尝不是好事，倘若互相视频，双方的“胖”，不就穿帮了吗?
不过这二年的人无所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统统以瘦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