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心里话，在我的眼中，父亲的能力并不比母亲差多少，在好些方面，他甚至还远远强于母亲。他和母亲联姻，互补互进，十分般配，是上苍的恩赐。
实行联产责任制后，母亲的勤劳智慧和父亲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别人长年累月在责任田里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母亲带领我们早把自家的田种好了，她开始和父亲一起做生意了。
长期以来，西岑一直是个乡，撤扩并后，西岑才并入了另外一个乡镇，只设立了一个西岑村。从此，西岑没有了乡政府的建制。但西岑村毕竟是原来的乡政府所在地，有几条街道。早在解放前，街上就开过几十间各种各样的商铺，曾经繁华过。特别是每逢西岑集市，街上来自四乡八镇的商贾云集，弹棉花的、箍水桶的、铸锡壶的、修瓷碗的、磨剪刀的、收牙膏壳的、卖豆腐的、卖青菜的、玩杂耍的，各种各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更是热闹非凡。
父亲祖祖辈辈生活在西岑。母亲嫁给父亲后，自然而然地成了西岑人。我们家就在西岑街上，虽非地处黄金地段，却也整日人来客往，颇有几分热闹，很适合做生意。
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政策放宽了，村民做生意不再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父亲见时机成熟，毅然决定，将自己家的房子改换门面，开了一间综合性的小卖部。
虽说是小卖部，功能却一点都不小。钢筋、水泥、化肥、草子饼、花生、糖果、老酒、酒、盐、豆腐乳等都有得卖，而且批零兼营。“那时的生意真好，一个集市，仅豆腐乳零售，就能卖出去七八坛。”母亲说我父亲会做生意，进货、发货等大事情，全由他把关。他对人老实、厚道、本分，做生意讲诚信，进的货好，卖给人家的价格也公道，时间长了，信誉就有了。仅仅几年时间，我们家发了，成了当地最早的万元户。在事实面前，一些村民对我父亲羡慕得不得了，再也不敢小瞧他了。有村民说，人家老冯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开店免不了赊账。村民们穷，买油盐酱醋或糖饼糕点的，是些小钱，用不着赊账;而买钢筋水泥，盖得起房子的，即使手头有些吃紧，也不好意思开口赊账。凡赊账的，大多是购买化肥、饲料。这些东西既是必需的生产资料，又相对属于大宗的家庭支出。不买不行，买又一时没钱，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说：“先给我把账记着，等年底我们家杀了猪，再还行吗?”
“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不行?”母亲豪爽地说。就这样，母亲就将一袋又一袋的化肥、饲料赊出去了。有时候，赊账的人多达几百个。连十个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的母亲做不了账，只能把账记在心里。说来奇怪，母亲的记忆力竟出奇地好，谁什么时候欠了多少化肥、饲料，一共多少钱，答应什么时候付钱等等，她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
大多村民守信用，会在承诺时间内将欠的钱送到我们的小卖部。也有不守信用的，或虽然承诺期已到，却仍然因为穷而还不起债的，母亲的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提前将这些赊账人进行一一过滤。母亲会自言自语地说：张三赊的化肥明天该付钱了，李四赊的饲料款是后天付，王五昨天就得付账了，怎么还没把钱送来……头天晚上盘算过后，第二天，母亲上门去讨账。
一般讨账都比较顺利，起码人家会认账。即使暂时付不起账的，大度的母亲也会放宽期限。可有一次，母亲碰到了一个不认账的，这让她异常生气。“我什么时候欠你账了?你拿出账本让我看看。”那人说。母亲哪来账本?口说无凭，一时语噎。这以后，她更加觉得读书人的好了。
母亲生了我们三个兄妹，她希望这些孩子都有出息。可是大哥从小调皮，只读了初中，就和村里的另外三个孩子一起罢学了，死活不肯再读。不得已，只好让他跟着母亲种田，后来又跟着父亲做生意。
二姐大我四岁，叫桂莲，从小和母亲一样心灵手巧。不像大哥，她很乖巧，想读书，成绩也好，而且已经考上初中了，但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摆脱贫穷，母亲对她说，桂莲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为家里挣些钱，等过几年学，家境好些了，再去上初中，好吗?二姐点了点头，说，妈，你看着办吧，我依你的。就这样，小小年纪的二姐进了村里办的绣衣厂。没想到，二姐在这家绣衣厂一干就是十几年。如今，母亲很后悔，说自己眼光短浅，害得我二姐像她一样没有出息。
关于我的哥哥和姐姐，我有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哥哥比我大七岁，从小喜欢我。母亲对他说，你不愿读书，就把妹妹带好。哥哥记住了母亲的话，背着我到处玩。记得他最爱做的一种游戏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滚铜板比赛。几个小伙伴将一块砖头斜放，依次把一枚铜板放在砖头上，手一松，铜板就往远处滚，谁的铜板滚得最远，谁得胜。哥哥在玩滚铜板游戏时，顾不上我，让我站在边上看。现在想来，这种游戏太简单了，没一点技术含量。可哥哥和他的小伙伴们不这样认为，他们肯定觉得很有意思，很刺激，要不，怎么可能个个玩得如此起劲、如此投入呢。
早年，我们这一带的农村有烧灰堆的习俗。农民们将稻草、麦杆、草禾摞成一堆，点上火，进行焚烧。烧成灰后，用于施肥。
游戏也有玩累了、饿了的时候。这时，哥哥就把我带到灰堆边上，对我说，你坐在这里别走开，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哥哥回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放到滚烫的灰堆里。几分钟后，鸡蛋熟了。他剥开一个，递给我，说，吃吧，小心烫着。接着，他剥开另一个鸡蛋，自己吃了起来。
“哪来的?”我问。
“偷的。”
“偷的，哪偷的?”
“家里。”说着，他赶紧补充了一句：“你可千万别告诉妈，她要是知道了，我准挨打。”
“知道了，我不会说的。”从那时起，我就跟他订立了攻守同盟。直到我上幼儿园了，还替他保守着偷蛋的秘密。
在哥哥的心里，我是个“知好歹”、“靠得住”的人。于是，他越发地信任我、疼爱我，背着我到田里、小河里捉螃蟹。过河时，背着我是不行的，我的裤子会湿掉。他就让我将双腿分开，坐在他的肩上，双手紧紧抱住他的头，涉水过河。我坐在河岸上，看着他一次又一次潜入水中，不时地将捉到的螃蟹高举出水面，就兴奋地拍着小手，喊道：“哥，又捉到一只了，好!”
与哥哥相比，姐姐要文静、秀气得多。事实上，更多时候，也是姐姐承担了带我玩的责任。她经常带我到邻居家和到她的同学、小伙伴家玩。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渐渐地养成了跟比我年龄大的人玩的习惯。有一次，她带我到一个大姐姐家玩，玩着玩着，兴致浓了，就忘记已经过了吃饭时间，急得母亲到处找我们。终于找到了，母亲很生气，对我姐姐骂道：“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有野性?你妹妹小小年纪，跟着你到处野，饿坏了怎么办?”说着，母亲扬起手，想打我姐姐。姐姐知道自己错了，低下头，默不作声，等着挨打。可母亲的手在空中停住了，终究没有落下来。
可能是从小在村办的绣衣厂干过活，熟悉绣衣行当的缘故，姐姐年岁稍长一点的时候，到深圳一家绣服厂打工，当上了绣衣质量管理员。这期间，她给我买了一条金丝绒的花裙子，十分漂亮。我穿着这条裙子，常常故意在同学们面前晃来晃去，引得不少人羡慕中生出无数嫉妒。
我知道，姐姐为了买这条裙子，花了几十元钱，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钱。在穿上这条裙子的日子里，我浑身上下散发出活力;因为这条裙子，我更为自信，深感荣耀。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穿着裙子在同学们面前晃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在心里话特别感谢姐姐。
轮到我读初中书时，家里已经不算困难了。母亲把我叫到她跟前问我：“你哥是自己不想读，你姐是我没让她读，你呢，你想不想读书?”我一听，没有半点犹豫，坚决地说：“我想读。如果家里付不起学费，你就是先借来也要供我读!”紧接着，我又补了一句：“以后我挣了钱，会还给你的。”母亲听了我的话，笑了。
那时，我好像感觉到了她的些许欣慰，觉得我就是她未来的希望。
凭心而论，最初，母亲是想让我们三兄妹都能上学读书，至少是有过这样的念头。比如，在我们兄妹分别都还小的时候，她能够因人而异，对我大哥说：“你如果不听话，就让你做作业。”因为我哥不爱读书，一做作业就头疼。母亲知道我最爱读书，对我说：“你如果不听话，就不让你读书。”
在我们三兄妹中，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我最想读书;二是我最认真读书;三是我读的书最多，学历最高。
究竟是我把书本当作命根子，把读书当作自觉行为，下苦功学习，还是我确实有些天赋，反正，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成绩一直都是第一名。小学当了六年班长，初中三年当委员，到了高中，又当了三年班长。
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优秀，我被保送到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离家有三十来里路。令我永远难忘的是上学第一天，母亲执意要送我。
那天，她天没亮就起床了，烧好了全家人的饭，收拾好我的行装，打捆、装箱后，等着我起床、洗漱。我吃了饭，用手一抹嘴巴，说：“吃饱了，走吧。”于是，母亲挑着担出门了，一头是半袋米，一头是一个装着学习用品和衣裤的大木箱。
一路上，母亲甩开膀子，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我在后头紧赶慢跑，亦步亦趋。中间，母亲累了，放下担子，歇了好几次。过渡时，母亲坐在渡船上，无心看风景，反反复复地向我交代着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要用心读书、听老师的话、跟同学要搞好关系等。
整整走了半天，到了学校，母亲顾不得坐下来擦把汗就忙起来了。她先是把我的寝室打扫一遍，将我睡的床用布一遍一遍地抹干净，铺好被褥，接着，把我的箱子放在床上靠脚的位置，说，躺到床上试试，看箱子会不会碍你睡觉。我脱了鞋，躺了上去，将腿伸得笔直。刚好，脚底还触不到箱子。母亲一看，笑了，说，我生的女儿好，个子不高不矮，这学校的床啊，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从小到今，我的个子都属于偏矮。有一段时间，我还为此耿耿于怀。但我听得出，母亲的话里显然还夹杂挪揄的成分。更为关键的是，我觉得，一个人是否有出息，与个子的高矮无关，相反，浓缩的往往是精华。这以后，我不再在意自己的身高。
我就读的重点中学是所寄宿制学校。刚到学校的最初几个星期，总是想家。入夜，躺在床上，同学们已经进入了梦乡，我还在偷偷流泪。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了，总是舍不得离开，想和母亲多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母亲，总是心肠很硬，说，鸟不飞，翅膀不会硬，你走吧，快点走吧，我送你。就这样，我又总是哭着被母亲送回了学校。
大概过了一个学期左右，我习惯了学校生活。不仅如此，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唱歌、跳舞一学就会，成了学校里的三好学生和文艺尖子。我的胆子也大，不管在生人或老师面前，我都会又唱又跳的，一点也不怯场。有一次，老师带着我到城里一连做了七天的戏，还拿了奖，后来我知道，那是全县教育系统的文艺大汇演。为此，我兴奋了好几个星期。
可能受母亲的遗传，尤其是数学，我天生特别喜欢，别人觉得数字枯燥乏味，我却觉得奥妙无穷。还在我读高一时，就把高二、高三的课程都学完了。我的数学老师是班主任，享有每月50元的班主任补贴。有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牙痛无法正常上课，就让我替他上课，他每月拿出一半的补贴费给我，作为我的生活补助。我想，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自己的能力呢。于是，就答应了。据同学们反映，我的数学课教得还不错。后来，我读大学了，曾经与几个同学一起，组队参加全国性的珠心算竞赛，获得了第一名。
记忆中，我真的很懂事，好像特别想着家里人，特别会帮家里人干点事。比如上小学时，放学了，我会抢着帮哥哥干农活。母亲说，你不用做，你哥又不差你这点力气活。我说，就让我先干点活吧，作业没事的，来得及做。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放学在家，母亲种田去了，临出门时交代我说，你到操场上做作业，那里晒着我们家的谷子。记住，你一边做作业，一边把鸡和鸟赶走，千万别让它们吃了谷子。我应了一句：“哦，知道了。”
中午，母亲回来了，发现我还老老实实地坐在操场上一边做作业一边赶鸡赶鸟。邻居对我母亲夸不绝口，说：“你家女儿不像别的野孩子，到处乱跑。她不但管了自己家的谷子，还把我们家的谷子也管得好好的。”
赶鸡赶鸟对于我来说，是个老行当，四五岁的时候就做过多次了，还得到过母亲的奖赏。
母亲奖赏的是橘子。那时，家里种的橘子都要交公。交公后，剩下的橘子只有几十个了。母亲舍不得吃一个，她把所有的橘子全部放在一个木盒子里，用一把锁锁住，钥匙自己保管着，时刻不离身。我们几个兄妹看得眼馋，却只能望盒兴叹，无可奈何。母亲说：“你们听着，谁表现好，就奖谁一个橘子。”
那时，正是晚稻收刈季节。母亲分配给我的事情是管好晒着的谷子。下田前，母亲将一根系着红布的长竹杆交给我，说，眼下麻雀很多，你要用心点，一发现麻雀飞来，就把它赶跑。说着，母亲掰了半个橘子递给我，“这半个你先吃，谷子管好了，再奖你半个。”说完，她走了。
为了能得到另外半个橘子的奖赏，我尽心尽职，表现得很出色。等母亲从田头回来时，发现我仍然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屁股纹丝不动，小手不停地挥动着竹杆，嘴里还念念有词：小鸟，你敢飞来，我就赶你走。母亲见了，很高兴，果然又奖了我半个橘子。
也许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我从小就懂得体贴父母，关心人。有一年冬天，放映队难得到我们村的露天操场上放电影。全家人都想去看，但得留一个人看家。我自告奋勇，对母亲说，你带哥和姐去看吧，我看家。母亲用眼睛将我打量了一番，不响。我知道，她是很想去，却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我说：“我都上小学二年级了，是大人了，你们就放心去吧。”母亲见说，带着哥和姐去了。那天夜里很冷，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我躺在床上听得真真切切。说实话，我很怕，不敢睡着。
说来也怪，那年冬天，放映队竟然到我们村里放了好几次电影。每次，我总是让母亲带哥哥和姐姐去看，我留下看家，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等到他们回来后才能入睡。
读高中时，家里给我的伙食费是每天两元。我不舍得全部花完，与一位好同学掏三角钱买一碗菜，两人一起吃，天天如此。省下七十多元钱，买了一块呢料子，请同学的哥哥做了一件中山装，送给父亲。父亲接过衣服时，感动得只差没流出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