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一点的安徽人，对1991年发生在安徽大地上的那场洪水都有记忆。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全省从南到北，暴雨几乎没有停过，长江、淮河、巢湖、滁河，甚至大别山区的几个大水库都出现了历史最高水位，全省受灾人口4400万人。那是一场破天荒的大灾，以至于新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呼吁人道救援。
当时，我在深圳蛇口的报社当编辑、记者。我每天可以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安徽抗洪救灾的新闻，也可以想象出我的战友们忙碌在抗洪救灾的各个岗位。回想当年，抗洪救灾的事离我既远又近。
7月里的一天，我正在报社忙碌，同事接了个电话，说蛇口大成面粉厂的袁总问你现在是否有空，想请你过去一趟。出于职业的敏感，我猜想一定是有什么事需要我报道一下。放下手头的事，我就赶过去了。
蛇口大成面粉厂的副总经理袁中印，大家都认识。他老爸袁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当时任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董事长是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兼任的。袁庚开创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一个报告，让中央领导“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大成面粉厂在蛇口港附近，远远就可以看见浑圆高耸的水泥建筑上“大成面粉”四个大字，那是大成面粉厂的粮仓，轮船运过来的小麦可以直接在厂区码头卸载入库。当时蛇口没有高层建筑，袁庚的理想是把蛇口打造成欧洲小镇风格，属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走进面粉厂办公室，见到袁中印。他单刀直入地问我，“你是从安徽来的吧?”他长得很魁梧，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略带北京口音。我回答说，“是的。”他试探着问，有一件事，我问了几位从安徽来的，他们都感到力不从心，不知你有没有办法。我说：“袁总请讲。”
袁中印说，大成面粉厂有一位股东是美籍华人，祖籍安徽，名叫龚维宁。他听说安徽最近洪水泛滥，受灾严重，十分焦急，呼吁开仓放粮。我们非常敬重他的情怀。但是作为一名外商，他又对政府的操作流程有疑虑，反复跟我们商量能否把救灾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里，钱不是问题，由他个人出。说到“钱不是问题”这几个字时，中印双手向两边拉手风琴般伸展开来，意思是多了去了。他接着说，作为招商局方派出的副总，我有责任帮他实现这个愿望，想听听看你有什么办法。话语间充满期盼。
我边听边思忖，心想你也许真的是找对人了。我跟袁总说，我来蛇口一年多了，来之前在安徽省军区司令部工作。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兼有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职责，是我在部队时经常值班的岗位。面对自然灾害，部队总是冲在救援第一线的。这件事如果通过部队来做，救灾物资是一定可以送到受灾群众手里的。袁总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略带疑惑地问，“那你现在还能帮助联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能”。真不知自己当时为何如此自信。
袁总迫不及待地说，那我们研究一下操作方案。这也是个急性子人。进入正题，我问他，有多少物资要送?从哪里发运?送到哪个地区?他说，先送食品，解决饥饿要紧。食品可以在蛇口采购，如饼干、方便面之类。说着，我似乎闻到了饼干的香气阵阵飘过。大成面粉厂隔壁就是康元饼干厂，当时外资厂的饼干从质量上完全碾压内地的饼干，属于上乘之品。袁总说，先按20万美元的预算采购。听到数字，我醒了一下神。20万美元?当时1美元可以换12元人民币还要多，好吧，天文数字。他接着说，食品先送最需要的地区，从深圳通过火车货运到当地，我向铁路局了解过了，车皮非常紧张，每次能调用的数量有限，可能要分几次发货。说到这里，他递给我一张公司信笺，我说：“对，要一条一条记下来。”接下来该我说了。我说，给我几天时间，联系一下，按我目前的想法，送到灾区群众手里的任务要靠当地军分区去落实。我再向报社领导请示一下，如果给我假，我可以去现场跟进。就这样，一二三四五，记了下来，一是做个备忘，二是让龚维宁先生心里踏实。就这样，发货前的事归袁总，到货后的事归我。袁总管的事似乎已胸有成竹，我管的事八字还没一撇。
离开大成面粉厂，我就开始琢磨，现在部队抗洪救灾任务那么重，能不能腾出精力来办这件事呢?我答应得倒是爽快，接下来找谁呢?我把在安徽省军区司令部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拿定主意，先找李长在。在我的几个亲密战友中，长在目前的职务是最高的，在动员处当副处长。他去省军区首长那里说话，分量自然会重一些。再者，此兄考虑问题全面，说起话来沉着稳重，条理清晰，容易说服首长。等他做通工作，再招呼胡平等作训处的其他弟兄们分头联系，即可水到渠成。
盘算好了，回到报社，给长在挂了个电话。在电话里，我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长在说，这是好事啊，无论于灾区群众也好，于救灾部队也好，于捐赠物资的外商也好，都是好事。但是好事要办好，容我想一想。等我回你电话吧。
两天后，长在来电话了。在等他电话的这两天，其实我心里有点不安。有些事看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会卡壳。我当了多年参谋，深有体会。长在知道我的心情，电话里直截了当说：“基本没问题了，初步选定蚌埠军分区，作训处的几位战友在具体落实中。淮河大堤上的群众很困难，急需物资支援。我一听就把心放下了，调侃了一句：“这一回咱们军民合作一把”。
当即，我给袁中印打了电话，告诉他安徽省军区的事落实了，食品直接发到蚌埠军分区，救援淮河大堤上的受灾群众。他说，那我这边就抓紧采购食品和联系车皮，尽量提前告诉你发车时间，以便对方衔接。他接着问我：“你能去吗?”我回答道：“已经跟报社领导大概说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报社总编辑奚尚仁是位地地道道的报人，一生醉心于办报事业。他三十岁出头就做了黑龙江省《伊春日报》的副总编，总想把报纸办出点新意来。他看到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在办报上有许多新气象，就义无反顾地跑到深圳来找他的事业，很快就在蛇口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当时报社人手紧，我与他说起赴安徽救灾这件事时，心中略感歉疚。我不仅负责一个版面的编辑工作，还要跑采访写稿件，同时兼着报社行政部主任的工作。我一出差，这些活都落到其他同事身上了。奚总编是个热心人，对我说，你安心去救灾，工作上的事我们大伙儿顶一顶。没想到当年为救灾的事我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加起来大约有二十多天时间。第二趟从安徽回来时，我跟袁中印说起了报社人手紧，同事替我分担工作的事。中印说，感谢报社的支持，我们企业拿出3000元，你去酬谢一下为你分担工作的同事。我一听也没拒绝，做个顺水人情，没啥不好。
大约一个星期后，食品采购与火车车皮的事都落实了。袁总打电话给我说，装好货物后就发车，你可以准备动身了。“对了，还有一件事”，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我把方案汇报给龚维宁先生时，他说你去救灾第一线，出发前必须要买保险。”袁总说，你抓紧去买一个吧，就是万一救灾期间遇到危险，有个保障的意思。我说，“袁总，有这个必要吗?”心想，那么多官兵日夜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都没有听说过“保险”这两个字吧。袁总说，外商有这个习惯，你就买一个吧。接完电话，我心想，我们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个平安保险公司，离招商大厦不远，走过去也就5分钟。如今已是庞然大物的平安保险，当时就是蛇口招商路上的一个小门面。我心里多少有点好奇，回趟安徽还要买个保险，去看看吧。走进平安保险那个小门面，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身着西装，很认真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买保险。他问我买什么保险，我说我要去安徽救灾，万一出现意外那种保险。他一脸疑惑的样子，说你等一下，走进里间去了。我估计当时没人买这种人身保险，保险公司销售的大多是企业财产保险。不一会儿，那位小伙子出来了，说你交200元，保险期限一年。他拿了一张单据给我填，我没细看赔付条款，心想办完交给袁中印，让他跟龚维宁先生有个交代就行。
深圳机场当时还没有开通，广深高速也才开始建造。我飞合肥要从深圳坐几个小时的大巴到广州白云机场乘机，碰上运5型飞机执飞，中途还要在南昌机场加油。一年多没回合肥了，启程前还真有点激动。当飞机徐徐降落在合肥骆岗机场，离开部队一年多的我，真有归队的感觉。长在早早就安排好接我的车，和几位战友一起在省军区招待所等着为我接风。席间三言两语就把救灾工作日程商量好了，余下的时间不外乎敬酒叙旧，聊聊家常。战友中有一位将全程陪我去救灾现场，他就是司令部电子室参谋--汪伦，与诗人李白的朋友同名。
我在部队时对汪伦的印象是，清晨上班时，总能在司令部楼前，看他拎着沉重的摄像机从楼上下来，放进停在门口的吉普车后座上，自己开着车就出去了。下午，他总是埋头在他的编辑机上，下班后，一盘编辑好的带子就送往电视台了。他是军事干部出身，不是专职做宣传的，从他手上发出去的军事题材报道却数不胜数。他的艺术才华无需多说，转业后一直在省电视台做编导。而对他的军事素质，我是在一次小事故中感受到的。
记得八十年代末，我与汪伦一起去过一次大别山区，任务是拍摄一部有关国防工程的电视专题片。汪伦负责拍摄与编辑，我负责写解说词。我们俩配合默契，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返程的路上，我们坐在吉普车的后排轻松地聊着天。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湿滑，车速不快。眼看快到合肥了，听见驾驶员不停地鸣笛，并开始减速。只见前方几十米远处，一位行人从侧面的小路朝公路上走来。这位行人似乎根本听不到汽车喇叭声，只顾低着头打着伞往前走，就当驾驶员把车缓缓刹住停在小路与公路交汇处时，他也一步跨上马路，被即将停稳的车撞倒在地。我当时有点懵。就在车刚刚停稳的瞬间，坐在我身边的汪伦已经从另一侧拉开车门跳了下去，在车头前一把拉起了那位行人。行人被汪伦拉起来后，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是位中年男人，除了满身泥水外，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问他有没有受伤，他察看了一下自己，安然无恙。看到车上下来的三位军人围着他，他可能感觉到自己走路有点问题，就对我们说，他没事，自己走回去换换衣服。看他沿着小路往回走了一段，我们也上车继续赶路。我夸奖汪伦说，看你刚才身手敏捷，反应很快，军事素质很好。汪伦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从步兵连队选拔上来的。没想到去蚌埠救灾时，同样的事故又重演了一遍。这是后话。
这次去蚌埠，我和汪伦依然同坐在一辆北京吉普的后排。我们到达蚌埠军分区时，已是中午时分。陈美生司令员在等我们，他说从深圳发来的救灾物资已到，王琪山政委亲自带着有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的车队去卸货了。陈司令说，今天下午可以把货卸完，明天一早送往怀远县境内的淮河大堤。他让我们先吃午饭，下午看一下卸货情况，第二天一早跟车队去灾区。我们这些在省军区司令部当参谋的，对各个军分区的司令员都有所了解，一是经常跟省军区首长下去，二是他们来省军区开会时也会碰到。陈美生司令认识我和汪伦，午饭时还特意表扬我：“小王啊，你不简单呢，才去深圳一年多，就给家乡搞回来那么多救灾物资。我们军分区脸上也很有光呢”。我心里想，这不能算是我搞回来的吧，嘴上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笑了笑，算是领受了表扬。陈司令又鼓励我说，看样子你在深圳干得不错，好好努力哦。我说陈司令有何指教，怎么样才能算是努力?陈司令想了想说，你们当参谋出身的底子好，只要少睡点觉，多想点事，一定会有出息。这么多年来，“多想点事”我可能做的还不错，“少睡点觉”我肯定是没做到，直到现在，节假日还是喜欢睡懒觉。
第二天一大早，由军分区政委王琪山带队，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向灾区进发。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吉普车，车头上披着红底金字横幅：“中华子孙，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十六个字应该是替龚维宁先生表达心愿，我猜想。十几辆大卡车紧随其后，也都打着横幅，从蚌埠出城时，引来不少行人赞赏的目光。
当车队抵达怀远县境内某段淮河大堤时，当地一部分受灾群众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我走上大堤一看，临时搭建的简陋小棚子一个挨一个，望不到头，一个小棚子就挤着一家人。小棚子外面都支着一口大锅。我见一口大锅正冒着热气，就顺手掀开锅盖看了一下，锅内煮着水，并无食物。这个场景至今都在我脑海里深深地印着。一部分受灾群众很有秩序地等着部队官兵给他们分发食物，年纪大的在前面席地而坐，年轻一点的站在后面。这时，王琪山政委要我跟受灾群众讲几句话。我说，应该政委讲。王政委说，你是代表外商龚维宁先生向受灾群众捐赠物资的，应该你讲。他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推脱。这时汪伦扛着摄像机，镜头已对准了我。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告诉大堤上的受灾群众，这些物资是一位叫做龚维宁的外商捐赠的，他也是安徽人，看到家乡人民受灾，十分不忍，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让我们帮他把捐赠的物资直接送到受灾群众手里。同时，也要感谢蚌埠军分区的首长和指战员，在救灾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协助龚维宁先生实现这个心愿。我既代表龚维宁先生，也代表蚌埠军分区的官兵向大家表示慰问。我一说完，王琪山政委就带领部队官兵们把一箱箱的方便面、饼干送到群众手里。
第二天，我们来到一个被洪水围困的村庄。军分区已安排了冲锋舟在那里等候。我们的车辆一到，官兵们便将食品从车上卸到几艘冲锋舟上，我与汪伦也一同登上一艘冲锋舟，驶向陷于汪洋之中的村庄。当村民们从我们手中接过食物时，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一些孩子在旁边呼喊着：“解放军!解放军!”
第一批物资很快就分发完成。返回合肥前一天的傍晚时分，我和汪伦乘坐的吉普车从怀远往蚌埠赶。路过一个小集镇，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从路左边斜刺里飞奔出来，扭着头跟什么人叫嚷着，不顾一切地往路右边跑。驾驶员一脚刹车，小伙子眼看已经过了马路，可还是被保险杠右侧刮了一下，乘着惯性滚向路右边。又是汪伦，拉开车门，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小伙子拉起来。小伙子很倔，嚷着：“我没事，我没事。”汪伦发现他右额头渗出血来，碰到路边的石头了。我俩商量了一下，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让他检查一下。当年没有手机，给他留了军分区的电话。后来听说小伙子颅骨有点损伤，军分区还花了2000元钱替他付了医药费。从此以后，每逢我与汪伦同车，我都会十分警觉。
在我回深圳前，汪伦紧赶慢赶把录像带和照片给我准备好，让我带回去。龚维宁先生在台湾收到袁中印转交过去的救灾影像资料时，所有的疑虑都消除了。他要袁中印抓紧发送第二批救灾物资，并在天冷前购买一批被服送往灾区。抗战时期，龚先生在肥西三河镇的表亲家住过一阵子，并在三河中学读过书。他听说三河也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希望也能送一批救灾物资给三河的受灾群众。这事好办，三河镇属合肥。时任合肥军分区司令员孙清润，曾任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我们这一帮参谋都是他的老部下。长在、胡平他们将此事报告给孙司令时，这位山东大汉就吐了三个字“没问题!”
救灾物资运抵合肥后，孙司令亲自带队，一辆接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运载着这批物资浩浩荡荡开进三河镇。三河中学门前广场上被洪水冲出来的大坑约有5、6米深，可以想象洪水来袭时之猛烈。当运送救灾物资去三河的影像资料又转送到龚维宁先生手中时，他感慨万分，说要再拿出一笔钱来帮助三河中学的师生度过难关。
转眼到了八月底，袁中印发送完最后一批救灾物资后，要我陪他再跑一趟安徽。他要代表龚先生去三河中学慰问师生，也想当面感谢我的战友们。这个行程安排在九月，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完成。因航班原因，返程时我们从南京飞回广州，省军区的车送我们。从合肥到南京，一路高速，车辆稀少，这让中印很惊讶。尽管偶尔有牲口窜上来，车要避让，但是这段高速当时在全国也是领先的。中印连连称赞道：“美国的高速也就这样。”
第二趟从安徽回到蛇口时，奚尚仁总编曾对我说，工业区党办主任跟我商量，要调你去做秘书科长，被我拒绝了。一是我不想让你走，二是你去那里太清闲，学不到什么。奚总编于我有知遇之恩，他不想让我离开报社，我是不会走的。9月份这次从合肥回到蛇口，奚总编对我说，这次我挡不住了，是工业区总办要调你去，也是做秘书科长。我看你就去吧，工业区管着几百家企业，今后发展的机会多。就这样，跑完安徽的救灾任务，我去了新的岗位。
新年前夕，长在和胡平到广州出差，顺便到蛇口来看我。我当时在新岗位上正忙乎，抽不出时间来陪他们，就告诉袁中印，我安徽的战友来了。袁总真是尽了地主之谊，请他们俩吃饭，安排车送他们去参观游览。他自己不喝酒，请公司一位台湾来的经理陪长在、胡平喝酒。这位经理得知长在和胡平是解放军军官，心血来潮，说他也曾是军人，非要与两位“共军长官”在酒桌上一比高下，结果败得找不着北。每每说起此事，长在和胡平就哈哈大笑。
洪水过去了，那么多年也过去了，可是这些故事中纠缠着外商、军人、特区、灾区、乡情、慈善等等那么多元素，怎么可能被忘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