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说士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懂士的人不多，真正意义上的士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凤毛麟角。士与我们渐行渐远，未来，士可能会成为一个生僻的冷字，以后说士就像今天我们给孩子们说狐仙、妖怪一般。年少时看人下棋，对棋盘上“将”的身边有两个士感到疑惑，车、马、炮、卒的功能使用容易理解，就是这个士到底是个什么样、是什么武器，始终是心中的一个谜团。
想到说士，缘于前几日，一位资深的部长(曾经的同僚)跟我开玩笑，说我身上植有士人风骨，言下之意是因此未成大器。于是我就搜肠刮肚地琢磨起士来。突然想到著名文化学者周非先生，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国知识分子的沦亡史》，其中对士多有阐释，连忙找来一读，茅塞顿开，说士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读好书、交高人真是头等大事。
仕，就是做官，如果一个人是士或像士，大凡就能走仕途，就能谋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官职)。仕，又是学而优者，显然仕是需要读过书、有点学问才能成的仕通士。那么真正的士应该是怎样的人呢?有五句话大抵能勾勒刻画。首先，“士为知己者死”，是有情有义的人;其次，“士可杀不可辱”，是有节气重人格的人;再者，“士不可以不弘毅”，是有追求有担当的人;第四，“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是不僵化不守旧的人;第五，“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是不恋家讲自由的人。所以，真正的士，要具备以上五种特质(何其难也)，不单是指读了一些书的人，也不全是因为读书读得不错而做了官的人，士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定的气质。我不知道，我们那位同僚部长是怎么理解士的。不过，无论怎么理解士，“士人风骨”应该都不是贬柳之辞;“未成大器”与“士人风骨”理论上讲，不应有直接的逻辑关联。今天我们习惯于把知识分子称作士，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士。这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所以，斗胆地建议周非先生，如果他的书要再版，书名改为“中国士人精神(风骨)沦亡史”，似乎更妥帖、更严谨。再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现代才启用的，其用意也不排除以此来区别或替代士。几千年来，知识薪火相传、不断弘扬、日益宏博、爆炸式增长，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功莫大焉。何以言知识分子沦亡了呢?周非先生所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士人精神现在正在沦丧，满大街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包括相当多的官员们，脑子里天天盘算的，大多是名利。追名逐利，自然就远离了士人的精神传统，没有了真士的铮铮风骨，这才是周非先生所悲叹的。
士，起于西周、盛于战国、衰于唐、沉于明清。士，曾是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可以说是高等级的百姓(公、卿、大夫、士)，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在战国以前，士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或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人(为巫师、萨满)，到了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士逐渐成为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被分化出来，游走于江湖庙堂，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严格意义上的士，就此定格、定型。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也不断地蜕变：分化、裂变、瓦解，变得鱼龙混杂、名目甚多、真假难分，以至于面目全非了。我们今天不少人感慨怀念、敬仰心仪的士及其精神风骨，是特定时代里的一群特别的人，我们不吝惜给他们以特别的爱。
我们不妨粗线条地对战国以来的士作一个分类画像，正本清源，找到我们各自内心所认同或向往的士。士在隋朝科举取士(进士)制度形成之前，更多的是指策士、谋士、侠士、名士这几类形象，一直比较正面，人格特征比较鲜明，常使后人津津乐道。策士、谋士，虽都为出谋划策、襄赞机务，但又有些区别。策士，在没有投奔任何人之前，就有自己的战略思想，然后才会投奔他认为能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人。像商鞅他有王、霸两道策略，供秦庄襄王选择;苏秦则怀揣着合纵联横的计谋，游走游说，寻找买家、东家;诸葛亮三分天下、胸有成竹，在等待合适的买家。他们可算是策士。像荀彧、张良他们有固定的主公(上)，专为其筹谋，是为谋士。侠士，又称义士，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司马迁的《史记》都专门为侠立传，可见在那个时代侠义之士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不单是勇武(猛)，更有其“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忠人所托而不避生死”之品质，像刺秦王的荆轲，他们“从道不从君”“行义可犯禁”;追求公平正义、好打抱不平、仗剑行义、个性恣意、特立独行，像豫让、聂政、曹沫、专诸……每个人的故事都让人啧舌不已、口舌生津。墨子就是那个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学说创始人，被公认为第一大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惧牺牲，这是侠士的最高准则，不是以我们百姓讲的侠客有飞檐走壁、一剑封喉的功夫来论的。李白身上也有侠气，他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杀没杀过人我不知道，姑且称之为文侠吧。秋瑾号“鉴湖女侠”，是为反封建、解放女性而战的侠士。至于名士，那是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或有相当的家世背景，又有一定的才学，只重名、不做官的一类人，属于不愿当官、害怕当官、能当官、未必能当好的那种。隋朝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科举，是士分化嬗变分化的重要拐点。要进入体制内，要为皇上效忠，为国家出力，为家族显威，唯一的出路，或者说正途就是去参试，中了进士这一层，做什么都好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可以一步登天。到了唐朝，“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多大的荣耀、多大的诱惑啊。所以，板凳一坐十年冷、穷经皓首，都心甘情愿了。传统意义上的士人精神风骨，就是从这时起，被风吹雨打、日渐飘零的。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把天下读书人(当然也有武举)聚拢起来，也等于是看起来，为皇上所用，供朝廷驱驰。天下从此太平，生民无怨无悔，有什么不好呢?但自从有了“功名”，士的味道就变得寡淡，确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有(进)士及仕，入朝为官为僚，食人以禄，忠人之事，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时候，你再谈精神风骨，讲自由人格，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士的精神，变与不变，变成什么样，是由国家机器所决定的。把你塑成圆的，你就不能是方的;让你身上有孔，你就不可能滴水不漏;让你呆着不动，你敢朝秦暮楚?周非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沉沦也好，衰退也好，科举是个分水岭，不无道理。只有在动荡不定的朝代，或朝代更迭期，像民国时期，士精神又复萌复活，形成一定的气候。我们可以举出一批人物，他们身上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皆因国家机器出了故障，打磨压塑的能力有了问题使然。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无论是在隋前还是在隋后，都还有三类士普遍存在着，像方(术)士、道士、隐士。方术之士，很早就有，他们占星卜卦、驱神弄鬼，能够去病消灾、祈福添寿，甚至能够让人长生不老，像秦朝的徐福、卢生，居然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都忽悠住了，派他们去东海仙山炼丹制药，花糜了大把银子，最后无功不返、逃之夭夭。汉武帝时代有李少君、李少翁，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八公”，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出入水火、移易山川……此风绵延。即便是近现代，也时有耳闻，像王林之流。我们也可能把道士单列，也可归为方(术)士一门。隐士几度风行，魏晋为甚。我曾专门写过一文《隐与归》，不再细说。这三类士，在隋朝之后，大都是功名无望、名落孙山、入仕无门或仕途失意的人，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长期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我们习惯也是自然地把四书五经的一代代文化人称为儒士，并与道士相对应。他们都是中国的本土的，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不同。信佛修佛的人称僧(尼)、和尚，名号里就没有士的影子，这也不能说士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古代有骑士，照我理解，骑士有点像我们的侠士。英国绅士在电影里通常手拿文明棍，头戴大礼帽，身穿笔挺的西装，足蹬亮皮鞋，很有风度，我们称之为绅士风度。代表着优雅有礼，这又很像中国的儒士，文质彬彬，温良恭谦让。当然，中国也有绅士这一说，也叫士绅，多指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或退职的还乡官僚。不知道英国绅士在前，还是中国绅士在前，不懂英语，不敢妄断。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反封建，也一度反传统，许多文化糟粕、牛鬼蛇神都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有一些曾经流行、广为人知的字或词，逐渐被淡忘，甚至消失。像这士那士，解放后的文章报刊中就极少见到，但又有新词大量涌现，形成潮流，妇孺皆知，如“战士”。人人争做革命战士，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战士光荣，做勇士，不做懦夫。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士、硕士、博士，成为文凭学历等级表述的专有名词。部队里有士官制度;在正规的社交场合，我们称女性为女士。士，这个词获得新生，赋予了时代新的意义和价值。论叙至此，关于象棋中，老“将”身边的两个士代表什么，似乎就没有悬念了。我想不会是儒士、道士，也不该是方士、绅士，必须一个是谋士策士，一个是战士勇士，主帅卧中，这样方能高枕无忧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