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地记得,我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去苏州市教育局报到的,当时教育局的办公地址还在观前街附近的宫巷里,借用了现在已经恢复了的基督教堂。那天好像就我们几个留在直属单位的同学一起去办手续,二楼人事处的一位男性老同志接待了我们,他收了师范学校给我们发的工作联系单,又给我们开了去学校的介绍信,便算完成了入职手续。至于学校后续办理的事项,似乎都不需要我们个人操心了。
当天回家,我就向母亲提了个要求,买一台录音机。自己感觉理由很充分:去小学工作,作为年轻老师,做班主任是必然的,班级搞活动,需要一台录音机。现在想起觉得好笑,不知道母亲当时有没有猜到,这只是我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努力找到的“理由”,但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表示好好工作总要支持的。母亲是家里的财政大臣,只要她答应,一切就会很顺利。
于是第二天我就约上同学去了趟观前街,把附近的百货商店逛了个遍。或许是男性的特点吧,每次去逛街都是直奔目的地,既然为了买录音机,当然就去了这些商场的电器柜,很少涉及其它柜台。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录音机算高档商品,买的人不多,所以有的商店还有供应。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想买一台双卡录音机,这样在后续使用中,就只需买一些空白磁带复制原版磁带,尽管音质会有所损失,但对于工资只有四十几元的小年轻来说,压力也会小很多。当然双卡录音机的价格肯定要贵上一些,所以第一次和母亲提要求时,不太好意思直说。
回到家里,白天出门的母亲已经在家,还给我带回一支光明牌雪糕,那是母亲路过北寺塔对面的北塔商店买的,六分钱一支。只要我在家,母亲时不时都会带点吃的回来,其他季节基本上是点心,而夏季则是冷饮了,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所以母亲总会用厚厚的毛巾裹住雪糕,再放在用来保温的“捂焅”里,防止融化。“捂焅”我们小时候还有购买,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是用稻草结成捆然后编织而成,通常用来放饭锅,内里上下都会放置一些棉垫子,以期达到更好的保温效果,有时也用来存放冷饮,能有效减缓冷饮融化的速度。看我回家,母亲便放下手中织着的毛衣,招呼我去“捂焅”里拿雪糕,接着就问录音机看得怎样。知子莫若母,母亲对我心中的期待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一个新老师,如果没有录音机就不能好好工作了?——母亲只是想满足我的愿望吧。“其实,可能双卡的实用,有些磁带不一定能买到,双卡的可以复制。”我心里发虚,很没底气地和母亲说。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双卡的要多少钱?”“今天和同学去看了一下,大概八百多吧。”我尽量平和地表达,但脸上还是微微发烫。母亲没有马上接话,继续织着手中的毛衣。审时度势,我按捺住急切的心,取了本书坐在母亲身边看起来,既是等待,也是一种陪伴。
现在想来,母亲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虽说姐姐已经出嫁,经济上和家里基本没有联系了,父亲、母亲和即将工作的我,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正常的生活是不需要担忧的。但一个双卡录音机的价格相当于我近二十个月的工资,折算成光明牌雪糕,应该是一万五千多支,如果每天吃一支,可以连续享用四十多年了。片刻,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轻轻说:“那就买吧。”我瞬间丢下手中的书,瞪大眼睛求得确认:“你答应了?”母亲点点头,说:“买了不能瞎弄的,特别是‘轧道’不能偏。”“嗯,肯定。”我爽快的答应了母亲。确实,那时有一批年轻人,烫着“爆炸头”,穿着时尚的“喇叭裤”,再提上一台录音机,放着“巨响”的音乐,穿梭于大街小巷,总会引得一些上了年纪的“正经”人撇嘴,不时地唠叨一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子”。按我的性格,只会独自欣赏一些流行于校园的港台歌曲,是万万不可能和他们“轧道”的;同时,母亲的威严也是亲戚中有目共睹的,以至于二姐即便自己做了外婆,说到母亲还是有点后怕。还算拎得清的我,自然更不敢在这方面有所逾越,我想母亲也是放心的。
那天父亲回家后,母亲和他商量买录音机的事,尽管父亲对我的要求有些微词,但既然母亲承诺了就一定能兑现。父亲总说母亲宠我,而我有时觉得母亲挺严厉的,只要是她觉得不对的,对我的批评同样不留情面。母亲应该已经提前从银行取出了钱,周日一早就从五斗柜的饭盒里拿出钱,那时还没有使用百元人民币,母亲很认真地数出一堆十元的,又让我数了一遍,是九百元。揣着“巨款”,我快速找到同学,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观前街最西头,察院场东南角五化交大楼里的商场,也就是现在美罗商城的所在地,买下了那台魂牵梦绕的夏普双卡录音机,至于这个商场当时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起了。那里离我当时住的装驾桥巷不算远,我是一路捧着双卡录音机的盒子回家的,虽然同学主动提出帮我拿一段路,我还是坚持自己拿回家。那天下午,我和父亲母亲欣赏着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听歌时磁带转动有些轻微的“嘶嘶”声,但母亲还是夸奖录音机的音色挺好的。
八月底就报到上班了,开学没几天就是第一个教师节,我的录音机因教师节的活动被征用了。原本现场需要的伴奏,都提前录好由这台录音机替代了,也减轻了音乐老师的工作压力,大家都感受到了录音机的便利。记得那时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为了把录音机顺利运到学校,还惊出我一身冷汗来。出发前,我将录音机挂在左侧的把手上,左手扶着录音机和把手,右手则把持着方向,控制着刹车,小心翼翼地慢慢骑行。行驶到道前街,一个小伙子超越我时向我的方位靠了靠,导致我不得不把方向偏向右侧,直接向路边的行人冲去,虽然速度不快,但也是难以把持,好在路边的大叔一把扶住了笼头,才让我站稳。接下来便一路战战兢兢骑到学校,尽管已入秋,但上身的衬衣还是像浸过水似的。临近元旦,录音机又显示了一下“神威”,学校布置每个班级要组织迎新活动,我们班也因为这台录音机卖力的“串联”,让活动气氛格外的好。平时我很少在家说工作的事,那天却把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录音机的作用,和母亲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也让母亲为自己的选择而高兴了一回。
录音机除了偶尔在学校现身外,基本上稳坐在我的写字台上,一有空闲我就打开录音机,让悦耳的声音充满我的空间。其实也不是有空闲时才听,我在阅读时、写作时也会开着,只是没那么关注,而是让音乐自由地流淌,以至于五音不全的我,还能跟录音机唱上几首歌,那时张明敏、邓丽君、费翔等明星的歌曲都听的耳熟能详了,到现在还能哼上几句。
如今回想,在我青葱的岁月里,陪伴我最多的就是这台录音机了。依稀记得,它的双卡功能似乎很少有机会发挥,毕竟音色不一样,我还是更愿意购买原版磁带,这也得益于八六年的工资改革,一年后我的工资就涨到了七十二块,自然购买磁带的压力就小了许多。后来几次搬家,好些旧物都不得不“断舍离”,记不清录音机是在哪次搬家时“离家出走”的。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偶尔忆起,还是会深深地想念这台夏普双卡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