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地记得，我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去苏州市教育局报到的，当时教育局的办公地址还在观前街附近的宫巷里，借用了现在已经恢复了的基督教堂。那天好像就我们几个留在直属单位的同学一起去办手续，二楼人事处的一位男性老同志接待了我们，他收了师范学校给我们发的工作联系单，又给我们开了去学校的介绍信，便算完成了入职手续。至于学校后续办理的事项，似乎都不需要我们个人操心了。
当天回家，我就向母亲提了个要求，买一台录音机。自己感觉理由很充分：去小学工作，作为年轻老师，做班主任是必然的，班级搞活动，需要一台录音机。现在想起觉得好笑，不知道母亲当时有没有猜到，这只是我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努力找到的“理由”，但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表示好好工作总要支持的。母亲是家里的财政大臣，只要她答应，一切就会很顺利。
于是第二天我就约上同学去了趟观前街，把附近的百货商店逛了个遍。或许是男性的特点吧，每次去逛街都是直奔目的地，既然为了买录音机，当然就去了这些商场的电器柜，很少涉及其它柜台。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录音机算高档商品，买的人不多，所以有的商店还有供应。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想买一台双卡录音机，这样在后续使用中，就只需买一些空白磁带复制原版磁带，尽管音质会有所损失，但对于工资只有四十几元的小年轻来说，压力也会小很多。当然双卡录音机的价格肯定要贵上一些，所以第一次和母亲提要求时，不太好意思直说。
回到家里，白天出门的母亲已经在家，还给我带回一支光明牌雪糕，那是母亲路过北寺塔对面的北塔商店买的，六分钱一支。只要我在家，母亲时不时都会带点吃的回来，其他季节基本上是点心，而夏季则是冷饮了，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所以母亲总会用厚厚的毛巾裹住雪糕，再放在用来保温的“捂焅”里，防止融化。“捂焅”我们小时候还有购买，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是用稻草结成捆然后编织而成，通常用来放饭锅，内里上下都会放置一些棉垫子，以期达到更好的保温效果，有时也用来存放冷饮，能有效减缓冷饮融化的速度。看我回家，母亲便放下手中织着的毛衣，招呼我去“捂焅”里拿雪糕，接着就问录音机看得怎样。知子莫若母，母亲对我心中的期待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一个新老师，如果没有录音机就不能好好工作了?——母亲只是想满足我的愿望吧。“其实，可能双卡的实用，有些磁带不一定能买到，双卡的可以复制。”我心里发虚，很没底气地和母亲说。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双卡的要多少钱?”“今天和同学去看了一下，大概八百多吧。”我尽量平和地表达，但脸上还是微微发烫。母亲没有马上接话，继续织着手中的毛衣。审时度势，我按捺住急切的心，取了本书坐在母亲身边看起来，既是等待，也是一种陪伴。
现在想来，母亲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虽说姐姐已经出嫁，经济上和家里基本没有联系了，父亲、母亲和即将工作的我，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正常的生活是不需要担忧的。但一个双卡录音机的价格相当于我近二十个月的工资，折算成光明牌雪糕，应该是一万五千多支，如果每天吃一支，可以连续享用四十多年了。片刻，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轻轻说：“那就买吧。”我瞬间丢下手中的书，瞪大眼睛求得确认：“你答应了?”母亲点点头，说：“买了不能瞎弄的，特别是‘轧道’不能偏。”“嗯，肯定。”我爽快的答应了母亲。确实，那时有一批年轻人，烫着“爆炸头”，穿着时尚的“喇叭裤”，再提上一台录音机，放着“巨响”的音乐，穿梭于大街小巷，总会引得一些上了年纪的“正经”人撇嘴，不时地唠叨一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子”。按我的性格，只会独自欣赏一些流行于校园的港台歌曲，是万万不可能和他们“轧道”的;同时，母亲的威严也是亲戚中有目共睹的，以至于二姐即便自己做了外婆，说到母亲还是有点后怕。还算拎得清的我，自然更不敢在这方面有所逾越，我想母亲也是放心的。
那天父亲回家后，母亲和他商量买录音机的事，尽管父亲对我的要求有些微词，但既然母亲承诺了就一定能兑现。父亲总说母亲宠我，而我有时觉得母亲挺严厉的，只要是她觉得不对的，对我的批评同样不留情面。母亲应该已经提前从银行取出了钱，周日一早就从五斗柜的饭盒里拿出钱，那时还没有使用百元人民币，母亲很认真地数出一堆十元的，又让我数了一遍，是九百元。揣着“巨款”，我快速找到同学，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观前街最西头，察院场东南角五化交大楼里的商场，也就是现在美罗商城的所在地，买下了那台魂牵梦绕的夏普双卡录音机，至于这个商场当时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起了。那里离我当时住的装驾桥巷不算远，我是一路捧着双卡录音机的盒子回家的，虽然同学主动提出帮我拿一段路，我还是坚持自己拿回家。那天下午，我和父亲母亲欣赏着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听歌时磁带转动有些轻微的“嘶嘶”声，但母亲还是夸奖录音机的音色挺好的。
八月底就报到上班了，开学没几天就是第一个教师节，我的录音机因教师节的活动被征用了。原本现场需要的伴奏，都提前录好由这台录音机替代了，也减轻了音乐老师的工作压力，大家都感受到了录音机的便利。记得那时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为了把录音机顺利运到学校，还惊出我一身冷汗来。出发前，我将录音机挂在左侧的把手上，左手扶着录音机和把手，右手则把持着方向，控制着刹车，小心翼翼地慢慢骑行。行驶到道前街，一个小伙子超越我时向我的方位靠了靠，导致我不得不把方向偏向右侧，直接向路边的行人冲去，虽然速度不快，但也是难以把持，好在路边的大叔一把扶住了笼头，才让我站稳。接下来便一路战战兢兢骑到学校，尽管已入秋，但上身的衬衣还是像浸过水似的。临近元旦，录音机又显示了一下“神威”，学校布置每个班级要组织迎新活动，我们班也因为这台录音机卖力的“串联”，让活动气氛格外的好。平时我很少在家说工作的事，那天却把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录音机的作用，和母亲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也让母亲为自己的选择而高兴了一回。
录音机除了偶尔在学校现身外，基本上稳坐在我的写字台上，一有空闲我就打开录音机，让悦耳的声音充满我的空间。其实也不是有空闲时才听，我在阅读时、写作时也会开着，只是没那么关注，而是让音乐自由地流淌，以至于五音不全的我，还能跟录音机唱上几首歌，那时张明敏、邓丽君、费翔等明星的歌曲都听的耳熟能详了，到现在还能哼上几句。
如今回想，在我青葱的岁月里，陪伴我最多的就是这台录音机了。依稀记得，它的双卡功能似乎很少有机会发挥，毕竟音色不一样，我还是更愿意购买原版磁带，这也得益于八六年的工资改革，一年后我的工资就涨到了七十二块，自然购买磁带的压力就小了许多。后来几次搬家，好些旧物都不得不“断舍离”，记不清录音机是在哪次搬家时“离家出走”的。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偶尔忆起，还是会深深地想念这台夏普双卡录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