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岁那年，学校的大门关闭，头上戴着金光灿灿的帽子，帽子上印着返乡青年的大字，灰头土脸回到生养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
十五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尴尬的年龄。农闲时，活少人多，狼多肉少，生产队长不给我派活，理由是娃娃能干啥，为的是不让我们抢大人的工分，工分就是饭食。农忙时，就成了半大小伙子，生产队长再见到我就说，骡驹子长大了，该上套啦。
到了麦收季节，连怀孕八九个月的新媳妇都挺着大肚子在生产队的土地上挣扎，岂能让半大小伙子闲逛？
麦收时节称“三抢”，抢收、抢种、抢交公粮。
新麦打下来了，必须把颗粒最饱满，晒得最干，品种最好的麦子，最先交纳公粮。自古以来，种田纳粮就是农民的天职。生产队的牲畜少，它们要犁地，耽误季节就耽误收成；还要碾场，麦子运到碾麦场，要及时摊场、暴晒、滚碾，靠牲畜拉着石碾在麦棵上滚来滚去。要是碾得不及时，一场雨下来，新麦就变成芽麦，毁了一季收成。要把公粮运到收购站，只能把人套在马车上拉粮车。
一辆马车装四千斤新麦，天一黑就出发，四五十里路，第二天破晓时才能赶到收购站。
农忙季节的劳动力紧张，壮劳更紧张，生产队只能抽出三个壮劳，都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子，一个驾辕，两个护辕，拉梢绳的不是妇女就是我们这些刚上套的半大小伙子。
入夜时分，马车从碾麦场出发了，夜色晴朗，苍穹高远，孤独的月亮给关中平原洒下朦胧的光，像无边无际的薄雾，淹没了滚动的马车和我们这些拉车人。天穹上除了月亮，还有繁密的星，有闪动的，也有不闪动的，都焕发着察觉不到的光，或许它们的光被月亮的光淹没了。
马路上仅有的马车，或在我们前边，或在我们后边。更深夜静，我们能听见前边拉车人的脚步声，还能听见他们吼喊“用力拉”的鼓劲儿声，却看不到人和车的影子。我们还能听见后边拉车人的脚步声，也能听见他们吼喊“用力拉”的鼓劲儿声，估计他们也看不到我们的人和车子的影子。我们彼此都知道，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进发。
过去套梢骡子梢马的粗绳上，绑着我们的麻绳。母亲担心麻绳勒破我的肩背，特地找了一块连补丁都做不成的破布，绑在麻绳上。我拼命地拽拉麻绳，身体弯成了弓，能听见自己和别人粗重的喘气声，还能听见自己心脏急促泵血的咚咚声。子夜过后的凌晨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辰，竭尽全力的拉车挤轧出我们体内的油脂和汗水，额头上、脸颊上、脖子上、胸背上的汗水，汇聚成几道水流，一点一点地滴在脚下的路面上。夜间，看不清汗水滴到地面上的痕迹，却能闻到汗水在身上发馊的腥臊味。笨重的车轮缓慢地滚动在坚硬的乡村土路上，发出隐约又沉闷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秦岭山上传来。我们知道，十多个人拉着装有四千斤麦子的马车，任何一个人偷懒，必然使别人出更多的力气。在乡党眼里，偷懒跟女人偷汉子男人偷东西一样，是最不光彩的事情。
车辕两边护辕的壮劳，从拉车人拽拉的麻绳的松紧，可以看出谁卖力，谁偷懒。当然，善于偷奸耍滑的人，会把麻绳绷拉到最佳程度，既不出大的力气，又能把麻绳绷平，肉眼看不出他在偷懒。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护辕的壮劳，都有过这种出苦力的人生经历，岂能看不出这点伎俩。他们用手拍下我们拉车的麻绳，就能判断出我们出了几成力气。如果发出“嘣嘣”的声音，证明拉车人用足了力气。如果发不出这种声音，证明这个拉车人没有出大力气。随之，静谧的夜空里就爆出粗喉咙大嗓子的吼叫：“偷懒，丢先人哩！”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再用手拍这些麻绳，都能发出“嘣嘣”的声音。
遇到下坡了，这是拉梢绳人最喜欢的路段，我们不需要出一点力气，车轮借着坡度自动地向前滚去。但是，下坡却是驾辕和护辕人最不喜欢的路段，马车在坡度的驱使下，把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车辕上，坡度又驱使车轮越来越快地向前滚动，驾辕护辕的人力气稍有不济，就会被马车的惯性左右摇晃，或者摔倒、被车轮碾压，留下终生遗憾。我们拉车人的肩背轻松了，坡度把重负又强加到驾辕护辕的壮劳身上。
每到下坡时，驾辕人就吼叫：“下坡了！”我们立即转过身子，把聚集在麻绳上的力气转过方向，把马车朝后拉，降低坡度给马车造成的惯性，减轻驾辕护辕人的重负和危险。
拉梢人和驾辕护辕人最理想的路段是慢下坡，就是坡度不陡的下坡路，我们不需要出力气拉车，驾辕护辕人不担心坡度的惯性使车轮滚动的速度加快。遇到这样的路面，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有了极大的放松，驾辕的壮劳就喊：“狗蛋，给咱唱点啥？”
护辕的狗蛋就问：“都想听啥？”
另一个护辕的就喊：“回娘家！”
这个我叫狗蛋哥的壮劳就离开车辕，甩一下胳膊，干咳几声，清了嗓子，架起歌唱的势头，吼唱起来。
到了附近村子，狗是领土的忠诚卫士，冲着我们的方向吠叫起来，数十只狗的吠叫同样颇具气势。于是，拉车人的吼唱，狗的吠叫，喧闹了万籁无声的关中平原的子夜。马路边有个碾麦场，我们的吼唱同样惊动了看护麦场的老人。老人提着根棍走到路边，夜色茫茫，不知提的是拐棍还是木棍，冲着我们喊：“哪个堡子的乡党？”
护辕的壮劳回答：“杜家堡子的。”
又问：“乡党是送公粮的？”
答：“送公粮的。”反问：“你堡子的公粮送过没有？”
老人回答：“早半个时辰就出发啦。”
我们不再说啥了，过了这个碾麦场好大工夫了，护辕的壮劳才长叹口气，懊恼地说：“紧赶慢赶还以为咱的公粮交得最早，还有人比咱交得更早。”
我不解地问：“交得早交得晚有啥不一样，还不都是把公粮交了？”
护辕的壮劳说：“你懂得猪肚子有糠，迟交晚交都得交，少交一两都不行，为啥不抢在前边交，交到前边除了脸上光彩，公社还奖励化肥。”
当时我不在意他们说的这些道理。后来参军入伍，复员后到了工作单位，才意识到同样的工作，工作量一模一样，出的力气一模一样，提前完成和滞后完成，得到的评价就不一样。还像同样把东西借给别人，主动借给和人家张口才借给的效果就不一样。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地艰难迈动，我们的双脚还是在苦难的道路上挣扎，耳畔喧响的还是沉重的脚步声，吸进鼻孔的除了清新的夜气，还有汗水油脂发馊的腥臊闷臭。
遇到陡坡了，所有拉车人的身子几乎都趴伏在路面上，喘气的声音更大了，喉咙里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拼命用力的“嘿嘿”声。坡越来越陡，麻绳在我们肩背上勒的凹槽越来越深，我们趴伏的身子距离地面越来越近。我的一只手都扒在路面上了，脚步迈动的频率越来越慢，步距越来越小。我们感觉肩背拽拉的不只是四千斤麦子，而是葬埋秦始皇的骊山，绵延千里的秦岭，甚至整个黄土高原。
尽管我们拼尽了全部力气，麻绳在肩背上勒出了鲜血，肌肤再也挤迫不出汗水了，坡度还是阻挡了车轮的滚动，阻挡了我们脚步的迈动。一切都静止了，车轮静止了，脚步静止了，马路静止了，周围的村落静止了，唯一没有静止的是我们粗重的呼吸，心脏急促的泵血。我们的力气是有限的，并且逐步衰竭，和陡坡对峙的时间必定有限。陡坡的力量是恒定的，不会因为我们拉车的艰难而放缓半分，也不会因为我们拉车的艰难而加重半分，它不动声色地显示着自己的强大。我们在竭尽全力地拽拉中，还隐约着深深地担忧，如果车轮不能继续前进，我们的力气逐渐衰竭，车子会不可阻挡地溃退下去，该是多么恐怖的境况。翻车，四千斤新麦洒落到马路上，洒落到马路两边的沟渠里；马车在滚动中支离破碎了，车轮甩出来了，车辕拍断了，一挂马车报废了；驾辕护辕的三个壮劳，必然被溃退的马车带着朝坡底滚去，可能断胳膊断腿，可能被马车压破胸腹，可能被马车压碎脑袋。有了孩子的壮劳，必然使孩子失去父亲，媳妇在一夜之间变为寡妇。没有媳妇的壮劳，必然使白发稀疏满脸沧桑的父母失去儿子，断了以后生存的依赖，过着凄苦的晚年。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都把说话的那点力气用到了拽拉上，拼尽全力让车轮向前滚动，这是唯一避免灾难的出路。
我们拽拉的马车继续和陡坡对峙，我们用意志调动着全身的力量，拼命把麻绳向前拽拉。突然，“嘭”的一声，我拽拉的麻绳绷断了，我毫无提防地栽倒到路面上，额头一阵剧痛。我顾不上擦去额头上的灰土和血迹，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马车后边，又拼命推起车子。我知道，如果拉车的人中缺少我，就缺少一份力，对峙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车轮就会向后滚动。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我的麻绳绷断的瞬间，和陡坡对峙的马车开始了倒退，仅仅几秒时间，我跑到马车的尾部，推起车子，车轮才停止了后退。
“朝左转！”驾辕的壮劳猛吼一声，车辕的方向向左边偏斜，坡度减缓了，车轮滚动了。我们把马车拉到马路最左边，又把车辕的方向转向右边，坡度同样减缓了。就这样，我们把马车顺着“之”字形的坡度向前拽拉，终于攀爬到了坡顶。
拉车的、驾辕的、护辕的，全部倒在马路边，大口大口地喘气，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都拼尽了最后的那点力气。
我不敢躺下，趁这个工夫把断了的麻绳接上。
一个护辕的壮劳看着我说：“光辉你小子真会偷奸耍滑，拿这么细的麻绳出来混工分。”
另一个护辕的看着我说：“光辉干活就是肯出力气，把那么粗的麻绳都拉断了。”
我没有说话，继续把断的麻绳结好，也把身子瘫在马路边上，闭上眼睛，思维里突然泛起一张漫画：一个学生捧着书本睡着了。一个老师走过来，给别的学生说：“你们看看人家，睡觉都不忘读书！”又一个老师走过来，一巴掌把这个学生拍醒，批评：“你就不努力读书，拿起书本就睡觉！”
就在我十五岁送公粮的半夜，琢磨出这个道理，做出任何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解读，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挣扎过一个热汗顺着脊梁骨流的白天，到了夜间，我伏在昏暗的电灯泡下，读柳青的《创业史》，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生。”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想起了一位名人的话，当你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已经大致决裂了你的命运。
人绝对不能把握自己出生在什么年代，也不能把握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在和平年代，就能享受祥和岁月；出生在动乱年代，在襁褓里就走向逃亡之路；出生到富贵人家，生来就衣食不愁。毕竟，这个十五岁又酷爱读书的少年，读过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儒林外史》，还有他所能找到的书籍。读书，使他比同龄人早熟，知晓这是一个只有瘦骨的年代。如果不去寻找，则永远是绑在那架马车的破麻绳，拼尽力气地挣扎在贫穷又无尽头的道路上。
这个麦收季节过后的冬夜，在寒冷的厦子房里，房梁下吊着一盏15W的灯泡，加上电压不足，能看见半死不活的灯丝。我和父亲坐在桌子两边，似有似无的灯光罩着两张愁苦的脸。房外，关中平原被黑暗淹没，天地间没有一丝光亮，如果把我置身于夜色深厚的荒原，肯定辨不清东南西北。我知道，此时此刻，多少和我一样的农家少年在这个风雪飘摇的冬夜，搅尽脑汁地思考人生的出路。我们能听见北风的吼叫，却看不见雪霰飞舞，寒冽从门和窗子的缝隙挤进来，我和父亲不由得打起寒颤，我听见父亲长长的叹气，叹气里蕴含着浓稠的无奈。我又想起送公粮的那个夜晚，想起我们拽拉着马车和陡坡对峙的境况，想起不得不采取的“之”字形的拉车措施，想起一个返乡青年已经踏进了人生的门槛，前边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命运。我琢磨再三，鼓足勇气给父亲说：“我想当兵。”
父亲停了好半晌，我听见昏暗中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气：“去吧，到部队好好干，或许能闯出一条路子。”
那年春节过后，十六岁的我穿上了军装，离开了生养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跳出了农门。
这一走，竟走了大半辈子。
三四十年后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回到家乡，看到村里的几个同龄人，背靠着黄土夯成的南墙，坐在地上，腿上盖着麦笕，被温馨的阳光晒得昏昏欲睡。阳光照在这些脸庞上，岁月的烧碱漂白了他们稀疏的头发。
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在一篇散文里看到这样的文字：“世界上已经没有寄望于弹指间改天换地的傻子，而只有怀揣梦想，在每一天都艰难地寻找出路的终生。”
我读到这段文字，突然感觉熔化的铅液灌满了身里身外。
杜光辉，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出版长篇小说“高原三部曲：《大车帮》《可可西里狼》《大高原》”等；中篇小说集《嬗变》《哦·我的可可西里》《金蚀可可西里》；散文集《浪迹巴山》《都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