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亡于外敌，其祸根早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埋下了。有论者以为宋亡于积贫积弱，其实不然，积贫积弱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也有人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以为变法坏了祖宗成法，乱了人心，其实恰恰相反。王安石变法是续命之举，正因为安石变法被废，才加速了北宋灭亡的进程。北宋灭亡的原因，在于宋初集权太甚，灭在因循守旧，不知因时变通，灭在变法不能持久，半途而废。
唐末五代之时，武人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导致政权更迭频繁，天下动荡不安。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合同谋士赵普密谋发动“陈桥兵变”，至“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柴氏孤儿寡母之政权，建立宋王朝，走的也是武人依靠武力夺权的老路。夺权之后，为了防范类似兵变的发生，宋太祖可谓煞费苦心，费尽心机。后问计于赵普，赵普献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削藩策略，于是太祖、太宗在翦灭地方割据势力，结束五代十国纷争局面的同时，着力坚决“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问题。通过“分化事权”的办法，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通过设转运使一职，将地方赋税大部分运送中央，集中财权，使地方失去割据的物质基础;通过“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解除了朝中禁军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将统兵权、调兵权和养兵权分开，使将、帅、兵互相分离不能拥兵自重。皇帝掌握国家的精兵——禁军，禁军的一半放在中央，另一半放在各要害地方，使“内外相制”，地方厢军尽是些老弱病残，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防民政策。不仅如此，宋皇还推行“重文轻武”政策，以文御武。地方长官用文人，且分权互相制衡。将官、职、差遣分开，加大科举录取人数，使文人士大夫地位超然。如此这般，北宋终于解决了地方割据的大问题，客观上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军队战斗力不高、边防防卫力量不足以及官俸、军费开支浩大、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局面。可以说北宋在防止武人方面神经过敏，集权有点过头了。《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针对五代纷乱，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是势所必然，然过分的分权和集权，势必造成办事机构的重叠庞杂和办事人员的推诿敷衍，势必限制和打击地方的积极性，反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正所谓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纠正，势必威胁国家的安稳和统治的延续。
宋初集权的副作用，在宋仁宗时已经凸显出来，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当时，“三冗”惊人，土地兼并，民变、边警不断，北宋统治已经出现危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有识之士呼吁变法革新，仁宗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于是乎，在仁宗的支持下，范、富等人领导了所谓“庆历新政”，然推行不到一年(1043年)，在守旧官僚的反对声中，仁宗妥协罢黜范仲淹等人，变法失败。至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北宋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内忧外患进一步严重，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宋神宗决定任用王安石变法，以图富国强兵。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列宁语)。早在鄞县、舒州、常州做地方官时，他就关心时政，关心百姓疾苦，深感改革旧制的必要。1058年递《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提出变法主张，呼吁朝廷改革积弊，可惜没有被仁宗采纳。神宗继位后，立即起用早有盛名的王安石，先于1069年委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事宜，后于1070年正式拜王安石为相，开始了所谓的“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上台后，在富国、强兵方面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富国方面行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以打击高利贷者盘剥，减轻百姓负担，平邑物价，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税收;强国方面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以改变“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节省养兵开支，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同时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科目，增加时政考核内容，为变法培养人才。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倘若持续下去，则一定会使国家进一步富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一定会使北宋的国祚得到较长的延续。据史料记载，变法后北宋的财政收入明显增加，神宗年间，国库的积蓄可供朝廷财政支出20年，新修了一万多处水利工程，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百姓负担有所减轻，军队战斗力有了较大的提高，1073年的熙河之战，北宋大败吐蕃兵，拓地两千余里，取得宋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对外用兵胜利。另外，科举取士、学风、官风也一度好转。可惜的是，由于保守派(以曹太后、高太后和司马光为代表)的阻挠破坏，由于神宗最后的动摇，也由于用人不当等原因，新法有危害百姓的地方，致变法为小人、愚人所诟病而失败，1076年王安石被二度罢相，宋神宗也于1085年去世，变法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相，不仅变法措施全部废除，连熙河大捷取得的土地都复还给西夏，至此，变法彻底失败，北宋又回到熙宁改革前的状态。此后，朝廷在变法与守旧上分为两派，互相撕扯，内耗不断，北宋在衰亡的道路上加速下滑，直至“靖康之变”发生，为金所灭。《吕氏春秋·察今》：“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梁任公曰：“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时代在发展，世情在改变。没有万世通用之成法，唯有根据时代发展、世情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能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