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是一座古朴的城市，停留在上个世纪的风貌与随处可见的历史古迹，一起昭示着这个城市的悠久。漫步在大同街头，想着它曾经的辉煌，它曾是北魏的国都，“平城”的大名经由丝绸之路传至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与同时期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平分秋色，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双璧。
大同城郊的云冈石窟始建于拓跋濬时期，在魏孝文帝时达到高峰，是北魏艺术和佛教文化的代表。那些体积巨大的佛像从历史的帷幕深处走出来，拨云见日，展现于众人眼前，带着沧桑的气息和几许神秘，让人不由得不顿生敬畏之心。那或粗犷刚硬或温柔细腻的线条，凝固了艺术家无尽的想象力,承载着北魏人的信仰，穿透千古岁月，在时间的长河中化作不朽的力量，奔赴至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有限的几种—文字、音乐、绘画，也只有这些石像还能作为文化的载体传承下来，其它的都早已化为灰烬，不留任何踪影了。
黄河之畔的洛阳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遥相呼应，但风格迥异，龙门石窟虽从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建，但盛于唐，因此更明显地具有唐代慈悲淡定的气质。魏孝文帝执政时力排众议，将国都从大同迁至洛阳，心中必然也是豪情万丈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雄才大略的魏孝文帝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带着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之情，不仅迁都洛阳，并且对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进行了汉化。从此草原游牧文明参与了对中华文明的塑造，造就一个血缘和文化双重混血的客观事实。如果不是魏孝文帝的这一举措，北魏摆脱不了和其它游牧民族政权一样昙花一现的命运。所以北魏虽然灭亡了，但并未消失，它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石窟这一灿烂的文化艺术只是北魏在国力达到鼎峰时的产物，它呈现出的一派安宁祥和其实反映不出北魏历史的真实面貌。北魏建国一百四十八年，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可以说是在杀伐中崛起，又在杀伐中灭亡。最初看《洛阳伽蓝记》感到震惊，这本奇书与《世说新语》《水经注》《颜氏家训》并称为南北朝文学四大巨著，饶是作者杨衒之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记述洛阳佛寺四十余年的兴衰史，但它从侧面所反映的北魏王朝的政治斗争却是触目惊心的。与洛阳寺庙兴衰相对应的，是北魏后期政权更换之频繁，斗争之残酷。北魏的命运与佛教的兴衰紧紧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其兴也佛教兴，其亡也佛教亡。佛教在北魏初期从印度引入，一时兴盛无比，但到了拓跋焘时期，大举灭佛而兴道教，其孙拓跋濬即位后，眼见国事纷争，民心动乱，有心收起刀剑，结束穷兵黩武，那么就用虔诚的信仰抚平人们心中的创伤，用佛陀的荣光开启北魏的盛世!
《洛阳伽蓝记》中，洛阳的寺庙盛时 “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衰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开篇永宁寺就给人视觉上的冲击，它华美到“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程度，然而毁灭也只在一瞬间，一场在战乱中整整烧了三个月的大火将它付之一炬。太原王尔朱荣曾驻兵于此，孝庄帝曾囚禁于此，这座充斥了权谋和鲜血、背叛和屠戮的寺庙注定是不太平的。孝庄帝临死时顶礼拜佛，立誓不再做国王，作五言诗云：“权失活路短，忧来死路长。怀恨出京城，含悲入鬼乡”。何止永宁寺，随着北魏的灭亡，洛阳的上千座寺庙都免不了化为废墟的命运，夕阳残照之下，又怎能让人不生《黍离》之悲?
在北魏并不算长的历史中，催生了灿烂的文化。除了石窟，还有歌谣、魏碑等，无一不代表着旷达、苍茫的草原文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吹散了长江、黄河文明的细润绵密，“意外地，为中国美术带来了新的震撼与兴奋”。灿烂昂扬的魏碑孕育了唐代书法，同样，没有北魏文化的传承，也就不会呈现出唐诗中空前浩大的时代气象。“假若没有北方草原文明的介入，中华文明就不会完成如此重要的聚变，大唐文明就不会迸射出如此亮丽的火焰”。北魏一代，崇文尚武，无过于此;大气雍容，开盛唐先河。有着鲜卑血统的大唐皇室，继承了那份骁勇善战，又能文武兼治，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心理上足够自信，眼界足够宽广，并未用一条长城将北方蛮族排除在外，而是包容四海、共存共荣，于是，一下走向了历史的成熟和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