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三营十一连文书工作岗位,选调到三营军人服务社工作，已经整整五十周年了。遥想当年，往事历历在心头。
营部军人服务社，座落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刺秦王的古战场一一河北易县的易水河畔。
营部军人服务社是一个培养人才最好的地方。来到这里工作，三营官兵都对我寄予厚望。
其实，我来营部军人服务社之前，三营十一连副连长顾德荣早已找我谈话，准备近期安排我到警卫排锻炼，准备接替老排长的工作，因为老排长很快转业。刚刚谈话不久，营部的一纸调令，我便来到营部军人服务社，当了一名营业员。那时候，军人就是要以服从需要为天职，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没有丝毫挑选余地。
营部军人服务社，承担着三营全体官兵一切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工作。当时的年代，国家还不富裕，经济比较落后，但我们军人服务社的货架上，商品繁多，琳琅满目，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这样一个偌大的军人服务社，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日用百货及副食等。当年仅我一人单独经营。说明营部领导对我的信任。
易水河畔的三营，山高林密，幽静深远，人烟稀少，属太行余脉。仅营部地段地势平坦开阔，常年清清河水流淌不断。三营共五个建制连(九至十三连)和一个营直单位，十三连与营部接壞。从九连到十三连(包括营部)，横跨全县几个乡镇，方圆几十公里路程，总共二千余人，特像一支独立团。这样一支几乎完全独立的单位，除了粮食属团部后勤供给，军需(包括服装等)由军需股配备外，其余的一切均由营部军人服务社承担。
除每月的生活醤油指定从团部(北京良乡醬油厂)用汽车拉回外。其余商品，北京、易县均可自由批发、釆购。
在那计划经济的时代，所有贵重商品，如：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及缝纫机，上海手表、宝石花和南京钟山牌手表等，每年营部军人服务社都会按计划供给。
但是供应的商品必定指标有限，绝大部分分配权都掌握在营部领导那里，我只能见到营部领导的条子，方能出售。
偶尔地方乡镇的领导找到了我，也会在许可的范围内做点小小的人情，如买块手表呀等等。
营部不远的良岗镇，与部队关系甚密，毕竟军民一家亲。镇上的党委赵书记，是我营部军人服务社的常客。一有空闲时间他就到军人服务社购物聊天，与我关系十分密切。
当年赵书记对我喜爱有加。因为当年的我风华正茂，虽说个头不高，但身体健硕有力。篮球、乒乓球，打得很吸人眼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他看重我是部队培养的苗子，有前途。
赵书记的女儿赵静，高中毕业，在镇上担任总机工作(话务员)。高挑的个头，长得十分貌美，我们曾见过多次面。
有一次她同父亲一道，来营部军人服务社购物，我们相互都产生好感。赵书记也常常暗示我与她多交流接触，我对他的意图心领神会。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俩都把这一想法埋藏于心底，从来没有流露出过份的真情实感。
营部军人服务社营业时间(除进货时间外)，每天上午营业两个小时，星期天营业半天，供营直单位和附近的十三连官兵购物。
营部军人服务社距离其他连队较远，每周一到周末，营部都要安排放映队到连队放一场电影，我就带着大货箱跟随到连队，让战士们挑选需要的商品，如牙膏、香皂洗衣粉等。
曾经有一次，我跟放电影的小车带货到十二连时，由于路途弯道太急，车子突然要侧翻，幸好滑到路边不深的沟坎，我们只受了点皮外伤，没有影响工作。
在连队，出货要机灵，既不能多收战士一分钱，也不能少收。这是考验一个营业员的业务水平。只有这样，军人服务社才能正常运营，不发生亏损。
由于我的心算水平高，加之算盘打得精练，每月营部军人服务社的盘点(由刘副营长参与)，都钱物相符，刘副营长很是佩服。
在我经营的四年当中，每月的盘点准确率几乎百分之百，盈利不超过贰元，亏损不到伍角，有时分毫不差。经过我认真负责的经营，出色地完成了军人服务社的各项工作，向营部党委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营部军人服务社，有时也出售一些农副产品，如茶叶、鸡蛋之类，这些商品源自附近农村的—家小卖部O
小卖部的女老板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村姑，她把收购的茶叶、鸡蛋等常年拿到军人服务社交换其它商品O
营部住着营部领导的家属以及部分连队随军人员，他们都非常需要这些土特产，供应不足时他们才能到集市购买。村姑把军人服务社里置换的紧俏物资带回，像红白糖、洗衣粉肥皂之类，以此炫耀自己的本事。
当然置换数量也很有限，我会掌握分寸。如果价格不等，各补差价。由于她与我交往四年，村姑确实表现出难以启齿的想法，我对她的印象也很不错。但是，我们在部队，是战士，有铁的纪律约束，即使我们不是邂逅在军营，但也不能成为事实，不能因儿女情长而犯错误。
在营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和其他战友一起打打牌、下下棋。有时打打篮球、乒乓球。更多的业余时间是在营部卫生所里找我最好的老乡杨子聊聊天。在营部，我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平时一有空闲，我还给营长教导员理发。我们战友之间，也都相互理发，从不外出。营长教导员十分欣赏我的理发手艺。我和他们关系融洽，不分彼此。
早前透露，我本应在这最后半年里提拔。结果，命运与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最后一次党委会上，提干的名单上竟然没有我的名字，我与提干失之交臂，而安排退伍回乡的名单上我却赫赫在目。
当年的我，全营上下都认为非常优秀，为何在部队没有提干呢?当年的我不能理解，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当年的部队只注重埋头苦干，不注重文化素养。所以真正的人才被埋没，根本没有把有用的人才，选送到最需要的工作岗位上。
当年我们三营三个高中生，均未提干。原因是我们三人都有一点小知识分子味道，很清高，爱与领导较劲，有点瞧不起领导的傲气，当然我比他俩要好些。
他们二人一个在三营九连，从事通讯工作，一个在三营十三连，从事外线工作，他们未能提干的真正原因我认为如此。而我的提干之路则充满戏剧性的色彩，让人至今无法理解。
营部的刘副营长(营部党委委员兼营直支部书记)，山东人，没有什么文化，实实在在的大老粗一个，但是他是老党员，老革命，军龄长，与我关系也不算差。
在一次政治学习上，由他主讲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他说，人犯错误有三“头”，第一“头”是大脑，如果政治思想不坚定，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这是第一头;第二“头"是手指头，如果不注重思 想改造，见别人的东西就想，就 去偷，那是三只手，这是第二 头;第三“头”是生活作风问题，如果思想意志腐败，也会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这为第三头。
刘副营长讲得津津乐道，会后讨论得也很热烈，都说刘副营长的哲学观念讲得生动形象，课程上得精彩，大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褒奖。
而我对于刘副营长的讲课有羞不同看法。有一次，几个老乡闲聊时，我不经意间说到，刘副营长讲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没有真正理论联系实际，没有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的精髓讲清楚。没有用高尚纯洁的故事情节来证明毛主席的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而是单纯列举人犯错误有三"头”，是否有点庸俗。几个老乡当时都认可了我的看法，并为之赞誉。
后来有个老乡为了讨好刘副营长，背叛了我，就把这话同他说了。刘副营长虽说当时没有找我谈话，但在刘副营长心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成见，他的城府太深，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当年的营部党委会上，我的提干问题，营部党委除他一人没有举手表决外，其余全票通过。无奈，因为他是营部党委委员，又兼营直支部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如果别的委员不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团部是会批准的。但是他是营直支部书记，他不同意，基本上我的提拔没戏，我被一票否决。我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家乡的祖坟没有冒青烟。
后来在我离队之前，与我谈话的是营部副教导员段炳寅，段副教导员是我原在十一连时的指导员，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向我透露了这一实情，这时，我才如梦初醒。
后来，段副教导员谆谆告诫我，提干是一条出路，能为国家多做贡献，但是回乡努力工作，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同样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只不过是继续革命转战场而已。
听了段副教导员的话，我没有灰心丧气，当年我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农村。
虽然人回到故乡，但心里还是不是滋味的。因为有那么多只有初中文化，有的甚至高小尚未毕业的同乡战友都提了干，担任了副排长或其他职位。与他们相比，我的心中落差太大，心中不免时时黯然神伤。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没必要后悔了。反而觉得当年的路走得对，走得好，无所谓当年提不提干。
尽管那时候别人有些瞧不起, 觉得见人矮三分，整天抬不起 头。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不比那些 当年提干的人水平差，只是当年 自已的时运不济罢了。
现在回想，如果当年我提了干，我的家庭会是怎样?我只能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正是因为当年我没有提干，回到了农村，才有我现在的儿女双全。
看到现在孩子们工作都非常满意，家庭也很幸福，个个如沐浴春风，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觉得此生无悔。
我回到农村后，短暂的体力劳动磨练了我的意志。不久我开始教书，后来经商。我在经商的道路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八十年代中期便成为当地万元户。人生道路的发展，夫人的贤惠，家庭经济的富足，也确实弥补了我当年未能提干的遗憾。
离开了军营，离开了依依不舍的易水河畔，拜别了当年的领导和战友，告别了当地的父老乡亲，虽然讲当时的我能心平气和，乐观以对。但那时的我心里确实有些茫然，有些惆怅，有些耿耿于怀，甚至有些不服。寒夜里，我欲哭无泪，真想爬起来与刘副营长争辩。人生的方向到底走向何方?那时的我确实渺茫。
易水河畔忆当年，如烟往事涌心田.....
当年，我只好带着迷茫，带着失落，带着遗憾，带着羞涩，回到了我阔别八年的故乡，走进我人生的第二战场一一教书育人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