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顺利的时候可以写出好的文章，磨难的时候也许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先秦时期有“诗言志”之说，“诗言志”强调文学起于人的心灵外化的冲动，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小孩子往湖里扔石头的论断，小孩子往湖里扔了一块小石头，看着原本平静的湖水泛起一圈圈的涟漪，他在这种“心灵外化的冲动”中获得了一种满足感。“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尚书·舜典》中记的舜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
上述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其含义并非完全一致。《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尧典》的“诗言志”,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这就有点磨难出诗文的意思。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诗言志”之说和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有着密切的一脉承传关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又联系到自己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而完成《史记》的苦衷。
不平则鸣，唐代韩愈用语。是指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激起作家的创作激情。语出其《送孟东野序冬》：“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一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以自然万物受外界激荡而发出声音为喻，说明文学也是“不平则呜”的产物，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旨在抒发郁积内心的愤慨之情，韩愈则从社会环境、作家际遇与创作的关系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作家的“不平”来自社会，“不得己而后言”，是对社会现实的抗争和反响。“不平则鸣”要求自由抒发愤慨之情，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传统模式。以后，北宋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论断，后人加以概括和发展，遂形成古文论中“穷而后工”论。
1964年，有人向毛泽东说到读《毛选》的事，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记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可见文章是磨难的产物。换个角度，人生在干事业的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挫折越多，对某些事情、某些错误的认识也就越深刻，总结得也就越到位，以后路该怎么走也就越清晰。没有“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就不可能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根据他在遵义会议的发言，后来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可是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教训的深刻总结。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一切推向极端，就没有后来的大彻大悟，就没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产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确立。
2021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