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饭的时候，一般都偏向味道。只有菜的味道和我的口味，我才会吃得下。同时我也觉得吃得有口味，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比较愿意吃南方的菜，特别是川菜和香菜，虽然辣点，但刺激，还是喜欢吃。
有些蔬菜如山药、西蓝花虽然很有营养，但因为做得味道不好，我也不愿吃。还有那个鱼，各个饭店做得都不好吃，挺高档，价位还贵，还不如做个乱炖。让我点鱼，我是永远也不会点它的。
我的嗜好也不一定对，讲究营养还是很重要的，不然吃进去的东西不利于健康，岂不是对身体有害？
看来味道和营养是一对矛盾。如果我们能把两者结合起来，既让才有营养，有口感好，让人愿意吃，岂不是两全其美？
赵本山的小品大家愿意看，口感不错，但营养欠丰富，有的甚至还有问题，比如讥笑农民和残疾人，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们仔细琢磨，内容也确实有问题，有低俗媚俗庸俗的问题。所以这些年春晚不再有他的小品。
赵本山的角色永远都是农民，脑子里满是乡土人物，他的艺术夸大了农民的拘谨、不信任，甚至是狡黠、小聪明和小心眼，这一切在逗人笑时也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厌恶。《南方人物周刊》指出了赵本山的缺陷：缺乏深刻和怜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偏于琐细，作为喜剧的批判和嘲讽对象，有时指向的是残疾人和愚昧的村民；他的文化素养，也使他缺乏对时代的洞察力。
我听过过去的相声，比如“打电话”虽然也让人发笑，但笑过之后，我在回味里面的含义，它在告诉我们打电话与人交流要抓住重点、简洁明了，少说废话。这样不仅节省时间,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想着自己，还要想着别人。《球场上的丑角》讽刺体育比赛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现象，以此教育国内的运动员和观众在比赛中特别是国际比赛中讲风格、讲文明。听到《菜单子》，得到的不仅是垂涎三尺，还有落魄子弟的无奈与失落，这是观众应该警醒的；听完《托妻献子》，明晰酒肉朋友不可交的真谛；听完《关公战秦琼》，顿悟不能啥也装懂，闹出笑话的事情；“最后一只靴子”是传统相声名家马三立的著名段子,说的是一个二层小楼的租客,夜晚归家,很随意地把靴子脱下直接扔到地板上,此时他突然记起楼下有心脏病的老房东曾要求他保持安静,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另外一只靴子轻轻放到地上.结果,一直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的楼下老人竞一夜未眠。这类的作品就不单纯是让大家笑，而是笑中有内容，有启发，就像毛泽东去苏联时说的“又好看又好吃。”
就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内容无疑是最重要的，形式是第二重要的。内容错误的作品，形式再好，也不可取，也只能起坏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艺术的形式很重要的就是形象思维。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现代杂文宗师鲁迅的作品,正是这种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典范。他的杂文不仅暴露黑暗,鞭挞腐朽,勇于解剖人生,富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而且诙谐幽默,妙语惊人,构思奇特,神采绝伦,既移人情性,又给人以娱乐和休息。鲁迅杂文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与他擅于驾驭杂文的写作技巧分不开。毛泽东写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里，一连三处提到“形象思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
不仅吃饭要讲究口味和营养，搞艺术要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做任何事情也都是如此。做企业的难道可以不重视产品的包装吗？岫岩的玉据说质量不错，但由于忽视装饰的作用，所以出售的价格大打折扣。外交的礼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代表国际形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拿脱下来的靴子敲桌子，引来了很多的非议。一位企业领导去见一位政府主要领导，因为穿了一件车老板的衣服，被领导三言两语打发走了。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你穿戴如此随便，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这次见面汇报的不重视。
2022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