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之国和蜀道难并存，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敛的文化特征。古代四川，与外界交通不便，交流不多，作为地方政权也很少有觊觎天下的野心，只是安守自己天府的美好生活。所以，战乱时，四川是避风港。当中央政权基本统一，开始排除万难进攻四川时，基本上那时已经是以全国敌一隅了，四川没有抵抗能力，大多望风归降，所以至今没受多少战火侵扰。这是四川的幸事。
一、制盐画像砖
画像砖和砖画不一样。砖画是用砖头组成的画，而画像砖就是砖头上有画像，类似现在有花纹的瓷砖，难度要低很多。显然，制盐画像砖之所以能成为国宝，他蕴含的历史价值要高于艺术价值。当时出土的画像砖其实不止这一块，全方面展示了东汉时四川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这块制盐的画像砖只是个代表。
在古代社会，盐和铁是两个重要的战略物资，一般都国家专营，桓宽还写过《盐铁论》这样的专著。铁其实更是为了政治需要，防止民间打造武器造反，而盐则是正宗的生活物资。在东部沿海，一般会用海水煮盐，而在远离海洋的四川盆地，当然只能采取井盐的方式。这幅画像砖就是打井采盐全过程的实录。
在四川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神一样的存在，是带给四川安定的保护神。全国君臣一体祭祀的庙很多，无不以君为主体，臣为陪祀，唯独四川的武侯祠，其实也是和昭烈庙在一起，是刘备和诸葛亮合祀，但诸葛武侯祠俨然成了主体，可见诸葛亮在四川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四川人喜欢将方方面面都和武侯拉上关系，似乎生活中所有方面都受到诸葛亮的恩泽。也因此，有很多东西都冠以诸葛丞相的名讳，如孔明灯、诸葛烤鱼等等。实际上，诸葛亮只是个政治家，他依法治蜀，政治清明，鞠躬尽瘁，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他不是神，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是他教，包括制盐。说诸葛亮在工业生产中怎样怎样，只是当个故事看看即好，千万不要相信。其实这都可以理解的，诸葛亮关心生产，在民众中威信极高，所以当工匠们有了技术革新时，或者呈报给诸葛丞相进行技术推广，或者干脆假借诸葛亮之名进行技术推广，就会很快得到推行，所以就成了丞相的创造了。
诸葛亮虽然深得百姓信任，但实际上，他带给蜀民更多的是灾难。他一心北伐，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所以他执政的时候百姓其实是很苦的。这可能因为他感刘备知遇之恩，要实现政治理想抱负；也有史学家分析，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蜀汉毕竟只是一隅，而曹魏占了大半个中国，所以如果只是平稳发展，蜀汉的人力物力要落后越来越多，最终只能被吞并。所以，他只能赌，只能进攻，幻想能够攻占长安洛阳导致曹魏政权土崩瓦解。随着他的去世，蜀汉的统治者们没人再有那么高的威信和凝聚力，所以本土势力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满就表现了出来，姜维基本与政权无关，只能在边境屯田；更为典型的例子是邓艾兵临城下时，明明还有实力一战，刘禅还是选择了投降，这应该是本土势力的选择。其实，刘禅的投降，看似窝囊，大失昭烈和武侯雄风，但对蜀国百姓来讲，免除了兵灾，反而是大功一件。
看到制盐画像砖，不禁会让人重温那段历史，重温那时候蜀民的生活。
二、格萨尔唐卡
唐卡，是藏族的画，在藏民的家里见过。一般唐卡都是从藏族的寺庙里请回，所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格萨尔王是藏族的传奇英雄，他的史诗至今仍传唱在藏族人民中间。格萨尔唐卡就是以格萨尔的故事为主题绘制的唐卡，是除了宗教之外仅有的另一种主题，也可见格萨尔王在藏民心中神一样的存在。唐卡每一张都是一个故事，共十一张，又组成一套整体的故事。其实，格萨尔唐卡在藏族肯定有很多，川博推出的是最精美的一套，据说这套还有类似版，在国外，只有两张，而我们国内是全套的。
在古希腊，有种职业叫行吟歌手，就是走乡串巷，以歌唱为生，歌唱的内容主要是神的故事。在藏族，也有这样的人，叫“仲肯”，他们歌唱的内容就是格萨尔的故事。当然，行吟歌手有点像卖艺行乞的人，地位很低，但仲肯不是，更有点接近先知，在藏民中地位是很高的。仲肯能够吟唱格萨尔是奇迹——因为没人教，都自己会的。在藏族，格萨尔的故事是口口流传，没有书面材料的，当时的人们就是听仲肯的吟唱知道格萨尔。本着对格萨尔的崇拜，藏族人能够听得如痴如醉，甚至还会认为仲肯的吟唱有一种神力，有疾病等都会请仲肯来吟唱，似乎能够治病。那些仲肯似乎是天选之人，不知怎么就会讲格萨尔的故事了，还有人说是格萨尔托梦把故事给他们，所以地位都很高。其实，我感觉，藏民从小就听着格萨尔的故事，脑中充斥着格萨尔的诗句，都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一些天赋比较高的人，就会依样画葫芦的吟唱，有时还会加上自己的理解，增添新的诗句。反正，格萨尔的故事也没有范本，就像阿凡提一样，编上一两个也没关系，藏民只会觉着好玩好听，谁都不会质疑真假。
格萨尔的故事变成史诗，是现代学者的事。现代学者把那些仲肯们的诗文记录下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编成《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当然，一部书肯定不能穷尽格萨尔的故事，因为仲肯现在还存在，可能还会有新的故事出现，所以，对格萨尔的研究现在成了一门学科，设在西藏大学。
格萨尔已经成了藏民的精神信仰，他斩妖除魔救济百姓无所不能，他的故事已传遍世界。而格萨尔唐卡作为诗句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记录，自然也像宗教中的佛本生图一样，成为藏族人的至宝。
三、后蜀残石经
石经，是中国特色。中国自孔子以来，就很重视教育，孔子制订经书，后世多少志士仁人从事经书的注疏整理工作，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为人处世。从事注疏的人多了，未免众说纷纭，而官方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实，即便是现代教学，也是需要一个标准的大纲的。在古代，最官方最标准的教科书，就是石经。
石经一般是官方制作，内容就是经与注。中国自孔子以来就注重微言大义，寓褒贬于简单几个字中。正是言太“微”了，字太少了，真正弄懂需要补充，称为传，颇有点我们现代编写教辅用书的意思。有时，连传还要注疏，还要解释补充。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孔子的书在那，不同的儒生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关注教育的统治者，就会汇聚当时大儒，讨论定调，形成一种官方解释，作为标准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现代教育学中的通过教研制定统一标准。标准形成后，怎么周知天下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字刻在石头上，而石头会树立在当朝最高学府，成为天下的楷模。当一块块厚重的有字石碑像高大的石墙一样树立在学校，学子们自然会感到威严，从而感到敬畏，那就是准则，是标准，是规范。而最高学府，本就是天下的准则。于是，石经的标准释义不胫而走，成为天下的典范。
后蜀属于五代十国阶段，天下大乱，中原大地战争频仍。这时候，由于独特的地里位置，难于上青山的蜀道，成了天然的保护，蜀地成了世外桃源，成了战火中难得的一方避乱地，所以，很多大儒学子避乱来到了四川。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千里入蜀成立联大，不是千年后的翻版吗？四川后蜀的统治者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大儒，制定了统一标准的经文注疏，雕刻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最全的儒家十三经石经。这是一项非常宏大的工程，十三部经书，加上注疏，工作量可想而知。这项工作肇始于后蜀，可后蜀很快灭亡了，十三部完成了十部，没来得及全部完成。难得的是，宋朝的皇帝没有人亡政息，延续了这项工程。两代王朝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史上最全的经书。这项工作的意义，看看四川的人才就知道了。正是文化避乱入蜀，后蜀立经重视教育，后来的四川才出现了众多的才子，出现了三苏这样一家都是文学巨匠的情况。只是石经太难保存，更何况千年以前的石经，历经多次战火，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川博保存的，只有石经的残块。而整个石经的拓版，是周总理亲自指示从香港购回，存于国家图书馆。
石鼓文是字的标准，石经是经书的标准。总之，石头有了字，就有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灵魂。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就在这一次次的整理、毁灭、再整理中延续发展并发扬光大。看到石经，就看到古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有这样的精神，石经可毁，文化不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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