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反复查找核实，确定于德馨老师在《四川大学学报》工作到离休。于是，请在大学工作的刘琦耀校友联系寻找于老师的联系方法或资料。一个多月后，终于接到了刘琦耀转传过来的信息：一个电话号码。于是，冒昧拨通了这个电话。竟然是于德馨老师的家，接电话的正是于老。于是求得了跟他的联系地址，并请他写点在舟中工作的回忆材料。嗣后又有建钢寄去了《舟中之友》等资料及给老教师的信。20多天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因为眼睛得病，“视物模糊，无法摇笔，已十五年未曾写字。”“今承函嘱，索要有关材料，只能勉励借助放大镜写几个字。”我的眼前浮动着九十高龄的于老拿着放大镜艰辛地为我们写回忆材料的情景。那几张信纸，那短短的文字，其实就是于老对于舟中的一腔挚情，一份心意；其实也是于老工作精神的一种体现。于是我在他的信件材料和其他找寻的材料中试图走近他，试图让我们看到于老在舟中的风采，初步了解他一生的经历。
一、风华正茂舟中时
经刘鸿生先生的多方奔走落实，周韧秋先生等具体操办，1947年2月20日，经过初步修复的私立舟山中学初中部复校，开始报到注册了。而5月8日，刘鸿生先生带总署渔业处人员来舟山视察渔民生活生产状况。11日（星期日）上午，在舟山中学礼堂举行复校典礼。到秋季招收了新生，增加了班级。8月，学校从上海聘请来6名教师，谢立民老师（教历史，后兼任教务主任），陶秀文老师（女，教地理），翟璋荚（音）老师（教数学的，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商秉祥老师（教化学），杨元伦老师（教英语），还有一个就是于德馨老师，
于德馨，1923年初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市一个颇有文气的家庭，父亲取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之千古名文《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一名句之意，给他取名为“德馨”,希望他成为一个情操高尚的人。于德馨从小爱读各种各样的书，在古今文学名著中提升情操，并善于钻研，富有独见。各门学科都很好。20岁的时候就考入了上海暨南大学，跟谢老师和陶老师都是同校校友。只是他读的是中文系，同时又选修了英语。毕业以后，受聘于诸暨同文中学（即现在的诸暨牌头中学，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同文中学创建于1886年，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于德馨当时担任该校英语教学，口语流畅，幽默风趣，上课有吸引力，很快就有了名声。第二年，他就被舟中从上海聘请而来。到舟中他担任的是语文教学。
于德馨他们这批老师都在二十四五岁，大学时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思想开明进步，和当时学生思想容易沟通。他们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富有锐气和灵气。于德馨一到舟中，就任1947级春季班一下的语文教师，并担任班主任。他身材修长，常喜欢穿长衫，给人一种飘逸而风度翩翩的样子。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口才很好，上课洋洋洒洒，丰富而生动，很吸引学生。他结合现实和时事形势，经常在课堂上责骂政府腐败，抨击社会时弊；贪官污吏、奸商渔霸、内战不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都是他评说对象。他的评说打开了学生的眼界和思考力，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培养那一种“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概。他就上一个班并兼班主任。其他几位老师也各有特色，翟老师穿着随便，性情急躁，爱开玩笑，喜打篮球，山东口音浓重。商老师性情温和，言语不多。杨老师为人和善，教学认真，英语口语流利，长得像西方人……这个教师群体中风采各异，却又和谐一体。
于老师对学生写作要求很严，作文批改采用5分制；一般一个学期只有一两个同学能够得到5分。1948年春，于老师出了“写一件事”的作文题，班里的戴永定同学写了《乡下逃难记》。文章记叙了1945年7月到抗战胜利后段时期的生活。里面写到7月初美军飞机开始频繁轰炸定海日军军事目标，日军高射炮开炮反击。戴永定家离日军司令部很近，不得不准备各种防空措施……写到放暑假后，家里大多数人逃到皋洩乡潮面张家水坑表姑家避战火。出东门时，日军岗哨态度凶狠，检查严格，他们忍受着通过……写到8.15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人们都兴高采烈准备返城。进北门时，日军岗哨态度和气，哈腰欢迎。城里老百姓莫不喜形于色，都说我们胜利了，中国已跻身世界四大强国，以后可以过安定生活了……作文交上去几天后，于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是不是自己写的，他说都是自己写的，亲身经历。于老师什么话也没说，就把作文本交给他。翻开一看，上面就是鲜红的5。因为这样的作文真实生动，关注生活，内容丰富。于德馨是当时学生喜爱的语文老师。
二、追求革命理想，奔赴大西南
1949年，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结束后，渡江战役很快就开始了，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解放军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8个军25个师20万人据守上海市区等地。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发起了对上海国民党军的攻坚战役。国民党开始退居舟山，舟山的军事形势紧张，国民党兵舰封锁海面。
这一学期考试刚结束，暑期还没开始，于德馨就跟黄（为华）老师、翟和邓（恒九）老师相继乘小船，冲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经宁波抵达上海，感受解放后上海的美好。
1950年初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来上海招生，一种为人民解放奋斗的革命思想，一种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决心，使于老师下定决心，报名上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革命道理，争做时代新人，成为华东革大的二期学员。（同事黄为华老师是一期学员）。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创建于1949年5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之势，横渡长江，上海解放在即。为了贯彻执行党关于放手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为了适应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干部的大量而急切的需求而创办的。学校开办三年多，先后共办学五期，培养了15000余名革命干部。
1949年8月22日下午，华东革大在光华大学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于德馨老师感受到了新时代的热烈气氛。随着当时革命形势发展，解放区域越来越大，而革命干部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为此当时学校号召学员参军解放大西南。年轻而富有生气的于德馨当即报名参军，成为540余人组成的西南服务团中的一员，奔赴刚解放的四川。经过三个月的行程，安全抵达目的地，参加四川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从此他就在四川扎根。随着形势的发展，时局的变化，建设的深入，他先后在川东财委、西南财委、四川省林业厅、四川林学院工作或授课。展示他的才华，发挥他的才能。1972年后，学校开始恢复正常的教育工作。有关部门就选他到四川大学外语系，担任基础英语的教学，同时，参加《英语语法词典》的编写及出版工作。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恢复出版，于德馨奉调令进入了《四川大学学报》的编辑部，主编英语板块。《四川大学学报》创刊于1955年，分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板块。恢复后设立了更多的板块，是以反映本校的科研成果为主要任务，明确学报的性质是“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于老师认真工作，一丝不苟，很受同事敬重。1987年他在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离休。以后，还是继续对出版与古典文学方面的内容进行学术研究。
三、学术研究出成果
于德馨老师从小就谙熟中国古典文学，后来又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提升，有着深厚的中国的文化功底，而他外语的功底也深厚。文革后，随着形势的好展、随着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研究发展，在他工作开展得得心应手时，就腾出业余时间来，对相关的研究中国文化进行了研究发掘。从1982到1991年，在全国级学报上发表6篇有关论“词”和“出版”的文章。1991年后，因为眼病，才慢慢辍笔中止。工作时期主要是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离休以后主要是出版方面的研究为主。
1982年，读了《昆明师院学报》刊发的《且说“弃掷今何道”》一文，受到启发，并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撰写了《也谈“弃掷今何道”》这篇论文，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4期发表。该文对“弃掷”这首诗在《西厢记》中地位、意义、作用进行了分析。1983年，他继续对西厢记进行研究，又撰写了《论<莺莺传>对<西厢记>的影响》，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唐宋文学论丛》。这篇文章从更大视角，揭示了从元稹的《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发展进程中的承继关系。突出了元稹《莺莺传》历史意义。资料充足，分析详尽，很有见地。
1984年，他撰写的《李煜词的分期问题及其抒情特色》，在当年《文史哲》第6期刊发。在文中，他对“一般多认为其前期的作品，享乐淫靡，一无足取；后期之作品，则因其曾经身历亡国之痛，故能有较具深度之内容，且有较高程度之艺术表现，然而又讥其情绪为‘伤感’‘不健康’”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李煜之所以为李煜，与李煜词之所以为李煜词，在基本上却原有一点不变之特色，此即为其敢于以全心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感情。在亡国破家之前，李氏所写的歌舞宴乐之词，固然为其纯真深挚感情的一种全心的倾注；在亡国破家之后，李氏所写的痛悼哀伤之词，也同样为其纯真深挚之感情的一种全心的倾注”。在对李煜的前后词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他最后作了这样辩证的结论：“没有‘纯真深挚’的感情‘以为之地’，没有特有的个性和气质作为‘江湖池沼’，李煜的经历即使再与众不同，也写不出他的千古传诵的词作的。所以，如果只看到李煜词作时间上的区分，而看不到词作感情内涵本质上的联系，这确实会妨碍完整地、系统地理解和欣赏李煜的全部词作的。”这些观点引发学术界的深入思考。
1987年《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又刊发了他的论文《沿波讨源知人论词》。就“《白石道人歌曲》在词史上、扩而大之也是在文学史上究竟应该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为此又联系到他是否有民族气节和爱国观念?他的身分是豪门食客还是江湖布衣?究竟应该怎样比较白石词和稼轩词，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词的创作风格和评价标准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独到的见解，旁征博引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很有见地。
关于出版方面的论文有《中国著作出版史上的传世观念》，发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02期；《学报稿件的文字加工》，发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05期。
四、回想舟中谈感触
于德馨老师虽然在舟中任教时间不长，但是舟中还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给我很深的是教师的负责和学生的好学。”
他感到“舟中同学大都活泼、主动、好问、渴求知识”。他说：“我们几位老师。不但在课堂上屡屡因答问而延迟下课，回到卧室后，同学们也会主动上门提问。每学有所得，他们就兴高采烈，自得其乐，互相交流，谈笑风生。真让人感到他们身上的大海气息，所谓人杰地灵，确有其理也。”这是他对舟山学生的印象。
关于教师的负责，于老师就想起1949年5月底学校发生的一件事。舟中复校后，1947年秋学生仅4班140余人，老师课时不多，很清闲；但学校基建项目多，添置物品多，经费紧张。随着学生每学期增加一班约40人左右，老师课时也慢慢增多；而学校基建项目减少，添置物品也少，经费逐渐宽裕，到49年1月已出现较多结余。虽然招生人数逐渐减少，辍学人数增加；但2月底开学时，在校学生已达6班，超过200人。学校与老师的聘用合同上，除规定每月发工资（因为当时银行券贬值，物质上涨，所以以“粳米”为工资，或以当天的梗米价计算工资。一般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每月约2石米，经验丰富的年长老师每月约3石米）外，还加上“多教学生多发钱”这一条。5月27日上海解放了，舟山还没有，这样学校经费无法从上海汇过来。周韧秋校长感到经费紧张，提出取消“多教学生多发钱”的承诺。翟璋荚等老师不同意，认为舟山很快会解放，经费不成问题。于老师等也支持翟老师。周校长与翟老师等发生激烈争吵。然后周校长觉得经费和分钱问题她无法解决,也不能把争吵公开,公开对老师不利，就离开舟山中学去了上海，可能去向董事会汇报。而当时刘鸿生先生和许多董事已不在上海。到8月,国民党封锁海面，她想回也回不来了。
在此情况下，大家就力主教务主任张全龄老师代理校长职务。张全龄是在1948年暑假前教务主任谢立民老师去南京中央大学读研究生后，接任教务主任职务的。大家一推荐，张全龄老师就责无旁贷地担起学校管理重担。学校正常上课。学期结束前，学校米仓中的粳米一部分分给老师，一部分留给学校存用。于德馨老师说：“当时学校群龙无首，校政无人过问。在此关头，教师们群推张全龄先生负责全校事务，他也勇于担当起来，既无上司任命，也无法定程序，但一切中规中矩，学校迅速恢复正常。学生没有耽误一天上课，教师没有耽误一天教学。一切以学生为重，以育人为重。在那种国事校事极度动荡的情境下，有此真心实难能可贵。”
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