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军事理论界发生过一场关于军事战略转移的讨论。我是那场讨论的参与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战火中诞生的。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备工作这根弦始终绷得很紧很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绝不仅仅是刷在街头停留在口头的口号，而是扎扎实实地落实在各项具体工作中。我入伍到部队接受的第一课教育，就是指导员上的战备教育课：“军人要时刻准备打仗”，我们连训练场的墙上用石灰刷写的大字标语，就是“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那时，战备的氛围的确是很浓的。
到了八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举国参战的大规模战争短期内打不起来，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局部战争。基于这一判断，我军的战略重点，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移到应对局部战争。
军事战略的转移，影响到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军队的编制、装备、军事训练、作战手段、后勤保障体制等，都做了重大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宣布，军队裁减一百万。
始料未及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部队建设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和平麻痹思想开始在官兵中蔓延，当时许多官兵对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八十年代中期，军事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军事战略转移的大讨论。《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国防大学学报》等军队刊物，此类文章连篇累牍。从机关到部队，从野战军到省军区，从作战部队到保障单位，都参与了讨论。在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并不多见。
当时我在安徽省军区司令部当参谋。我们的司令是李元喜，参谋长是王振镛。李司令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曾任60军军长。王参谋长虽然没打过仗，但在台海前线驻守几十年，曾任29军、31军副军长。两位首长都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是出身行伍的军事指挥员，对这场全军大讨论自然格外关注。
在王参谋长倡议下，司令部成立了军事学术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基本骨干有四位参谋，王怀东、张伦昌、胡平，还有我。在研究问题时，也根据需要吸收机关干部参加讨论。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关注和研究军事理论动态，对部队建设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提出建议，有时候也承担省军区重大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
学术小组成立后，就立即投入了关于军事战略转移的讨论。李司令、王参谋长经常参加我们的讨论。大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形成了不少理论成果。那几年，《军事学术》《国防》等刊物，几乎每期都有我们的文章，《军事学术》还发了“安徽省军区特刋”。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局部战争也要全面准备》。我的主要观点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军队的基本职能是打仗，战斗队思想不能动摇;战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局部战争也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在哪里爆发很难精确判断，应付局部战争不能靠押宝;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全面备战才能做到小打有把握，中打有条件，大打有基础。
初稿出来后，我邀请王怀东、胡平、张伦昌一起讨论修改。大家一致认为这篇稿子比较成熟，不需大动，小打小敲就可以发表了。
不料想到了晚上10点，怀东打电话给我，说他经过反复思考，有了新的想法，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怀东就把他的稿子放到了我办公桌上。我打开一看：《局部战争就是要局部准备》。这哪里是商榷，分明是和我唱对台戏嘛!
怀东认为，我国地域辽阔，战略纵深大，应对小规模战争不需要全国动员，杀鸡焉用牛刀?战争都是有征候的，战争在哪里打响是可以预判的。只有局部准备，才能合理调配战争资源，增强战备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果还是全面准备，军事战略转移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当即召集小组讨论，我和怀东各自阐述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胡平和张伦昌也难以裁判。但是我们都从对方的观点中吸取了有益的意见，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天，我和怀东各自带着稿子，来到了东南军事学术编辑部。《东南军事学术》是南京军区创办的军内刊物，军事科学核心期刋，在军内很有影响。接待我们的是老编辑苏羽。苏羽曾在总参谋部工作，跟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当过秘书，其军事理论和文字功底深厚。他认真审阅了我们的稿子，对我们勉励有加。他说，这两篇稿子都不错，现在就缺这样的稿子，学术讨论需要不同意见的交锋。这两篇稿子都用了。
苏羽一言九鼎，《东南军事学术》1987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文章，第2期发表了怀东的文章。怀东的文章发表时加了个副标题一与李长在同志商榷。
事过不久，李司令年龄到杠离职休养，王参谋长平职调动，学术研究小组宣布解散，我们几个各奔前程。王怀东申请复员获准，到深圳创业，早已成了亿万富翁。我和伦昌转业到政府机关当了公务员。只剩下胡平在军队坚守，官至师长，军衔二杠四星。
我们几个老弟兄有不同的经历，最后走向共同的归宿，回家含饴弄孙。我们在安徽省军区服役几十年，刻骨铭心的事情不多，学术组的经历是我们永久的记忆。国庆期间，怀东从深圳回合肥探母，我们四人坐到了一起。很自然的，说到了学术组，说到了我和怀东的那场争论。说到兴奋处，情绪激昂，神采飞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