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耿直的我，总是信奉“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稀奇，稀奇的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不做!”可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哪里能够把控个人意志?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还得做。当然，事在人为，很多时候还是能够左右一下自己的，比如八小时之外，比如退休以后，比如在自己的书房里。
近日心血来潮，很有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欲望，于是按照《中国作家协会个人会员申请操作指南》，在中国当代文学信息库注册、填写入会申请，提供纸质材料。《指南》明确提出：“申请者须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报纸或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上发表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作品，有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或长期从事文学的编辑、教学、翻译、组织工作，成绩突出。”其中第一款的第一项是“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发表作品不少于30万字。”
在组织整理申请材料时发现，自己早在20年前就应该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申请了，可我却对这样的大事无动于衷，直到按照《公务员法》提前退休七年后，才来做这件事情。其实。略知我一二的朋友都不会奇怪，因为我写作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所以，杂文写了，游记写了，散文写了，随笔写了，诗歌写了，小说写了，消息写了，通讯写了，小品小戏写了，快板说唱写了，什么微电影剧本也写了!三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作品写了百多万字，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也有半数之多。
都说写作是一件苦差事，但对我而言，我写作着并快乐着，就连取一个笔名也取“陈开心”，“陈”，老也，“开心”，快乐也，“陈开心”就是越老越快乐!
我一边组织整理申请材料，一边在回忆自己的写作历程。在这里，我不敢斗胆使用“创作”一词，只敢弱弱地使用“写作”两个字。因为我的拙作无奇、无趣、无深刻的哲理，仅就对生活、对情感的一些记录而已。所以，我对这次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仍旧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可以把自己的写作经历公诸于众，与大家做些直白交流。
写作外因的缘起
文学功底于我，无所谓深浅而言。小时候身处大山深处的小小山村，连什么叫书都不知道。直到八九岁进入学校，才接触课本。大概是我在十公里开外的安义完小读四五年级的时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星期回家，见我哥哥在看一本没头没脸的《青年近卫军》，书的封面和封底都没有，那些字又都是繁体字，我是在书眉上看到的书名。到第二周急匆匆赶着回家想要再看那本破书的时候，书已经被哥哥还给别人了。
第一次把一本小说从头至尾读完是在鲁史中学读高二的时候(1980年)。书名叫做《第二次握手》。当时读书，只管读内容，根本不管作者是谁，更不在意哪家出版。
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是高中毕业后进入临沧师范学校读中专的那两年(1981-1982)。《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四大名著以及《聊斋》、《封神演义》等书籍我都是在师范学校读完的。那个时候，我特别不喜欢上美术课，老师讲理论课时，我认真听上几分钟，只要老师把石膏物体或雕像往教桌上一摆，让我们自己作画时，老师前脚一走，我就从教室后门溜出，跑到图书馆看书去了。由于好多次作业欠教，导致我毕业时美术科目补考。
我从事写作，纯粹属于兴趣爱好，没有任何的功利驱使。1982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老家教书，开始是一师一校30多个学生三个年级，后来调到村完小，再后来又调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完小。在乡村学校，日子过得很富色彩。白天在教室里给孩子们讲课，晚上就到附近寨子里喝酒、烤百抖，要是偶尔得到一两本线装的棉白纸书籍，那可是如获至宝，什么诸葛孔明马前课、六十四卦金钱卦、周公解梦等等都会在这些像似万年历的书籍之中。当然，也有部分村民或是乡村贤达时常前来学校，与我探讨生活中解不开的疙瘩。可调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完小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就彻底打破了。中学也好，小学也罢，只要一放学，老师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家长之间就几乎不联系了。晚饭后或者星期六星期天，家在附近的老师大多回家。住在教师宿舍区的老师们就打扑克下象棋。他们人不够的时候，总是叫我去凑数。我这人其实就是一个大白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算计。打扑克的时候，无论跟哪个搭档，都只有输的下场，因为我根本不算什么牌出了几张还剩几张，可能会在谁的手上。有的搭档脾气好，输了也就输了，笑笑了事。可有的搭档挺认真，输了扑克牌就像输了他家的田地房产一样暴跳如雷，骂人骂得很是难听。被骂几次之后，我发誓不再跟他们打扑克下象棋。在我看来，玩，本来就是消磨时间取乐的，因为玩，玩出愤怒，玩出隔阂，还有自取其辱的成分在里面，那就失去玩的真正意义了。
不玩扑克，不下象棋干什么呢?我又开始读书。《福尔摩斯探案集》、《鲁迅全集》、《白鹿原》、《兔子跑吧》、《兔子富了》等等我都拿来读。1990年夏天，乡政府组织七所八站干部职工和中小学师生开展治河活动，一个单位一面红旗，有的写着单位名称，有的写着标语口号，一段小河流域人山人海，有的在河里捞石头，有的在河边砌河梗，有的用粪箕抬泥沙，其场面甚为壮观。就在这天，乡政府的宣传干事李老师对我说：“陈老师，今天这种支援农田水利建设的场面由你写一篇宣传报道如何?”我知道李老师是冲着我近期两个第一而来的。其一是乡政府搞了一次机关文艺汇演，我撰写剧本并编导的小品得了第一名，其二是五一节的时候，乡政府搞了一次机关干部职工演讲比赛，我又获得第一名。我对李老师说，我试试吧。当晚，我就写了一篇名叫《治河的根本在于制止毁林开荒》的文章，第二天斗胆邮寄给了《云南日报》。想不到的是，投出去没到半月，就在5月28日的《云南日报》“读者来信”栏目里刊登了，并在标题左侧加了个“批评与建议”的栏头。就是这篇稿子的刊登，引发了我的写作兴趣，并一直坚持写作到如今。感谢当时的责任编辑许柏群老师和“本版主编”钱杰林老师。说实在点，当时的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消息通讯，什么事杂文随笔。
写作激情的升腾
两年制师范学校中专班没有汉语言文学课程，虽然也读过两年高中，可那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很多课程都开不全，有的课，课程表上虽然有，却没有老师教。由于工作需要，到省委党校拿了一纸大专文凭，可专业是经济管理专业，与文学创作毫不相干。直到如今，我没有参加过文学创作专题培训，也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线下文学讲座，就连省内分片区的文学创作笔会也没有参加过。
自从《治河的根本在于制止毁林开荒》那篇杂文在《云南日报》刊发后，我就一直写，不间断地写，为所欲为地写。想怎样开头就怎样开头，想怎样结尾就怎样结尾，其叙述方式也没有什么章法，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什么框框套套，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可以说纯粹是肆意妄为。写出来的稿子连我也分不清是报告文学还是新闻通讯，是杂文还是随笔，是叙事散文还是小说，很多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就是四不像的怪胎，无法归类。
无知者无畏!作品一旦出炉，就立马购买信封邮票及时寄送报刊编辑部。感谢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报刊编辑部的编辑老师们的辛苦付出。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退稿，一次又一次的指点，一次又一次的寄送样刊样报，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才激起我不断升腾的写作情绪。只有量变才会引发质变，这是颠覆不破的真理!从1990年5月到2000年6月，我居然在《杂文报》、《杂文界》发杂文，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和《林业文坛》等杂志上发小说，发散文，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和《团结报》等大报副刊上发游记，发文化随笔。在《大公报》、《澳门日报》及《国际日报》等报刊上刊发精美短篇。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从诗礼乡完小调到凤庆县城关完小，再从城关完小调到县委宣传部。在凤城完小担任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期间，凤庆县成立凤庆县诗文书画学会，经几位老干部极力推荐，我被当选为凤庆县诗文书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担任会刊《迎春河》常务副主编。1998年县委将我调到县委宣传部的目的是让我去恢复《凤庆报》。我才去报到，部长就安排我到《临沧日报》社学习一个月。一个月时间，我在临沧日报社学习办报流程：收稿——选稿——审稿——划版——校对——印刷——出报。一张报纸四个版面，我每个版面学习一个周。在报社各位编辑和总编副总编的关心教诲下，我基本了解并掌握了办报流程，同时对划版、校对等一些环节需要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已经熟记于心。于是并按时返回凤庆县委宣传部开始恢复《凤庆报》。从此，我的小学教师身份变成了编辑、记者。写作，成了我的职业，想写就写，不想写，也得写!
2000年6月23日，云南省作家协会吸纳我为作家协会会员，其会员编号是0287。按我的理解，当时云南省作家协会才有287名会员。同年10月，我被当时的临沧地区行署文化局借用，到临沧地区文化艺术志办公室进行统稿，次年三月，直接调入临沧地区行署文化局。同年，我用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的书号，印刷了一本散文集《情感别墅》。因为我知道，当时香港的书号大陆不认可，所以，我在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注明原稿刊发的报刊和时间,权且当作内部资料来印刷。一则找找出书的感觉，二则就算给写作十年打个结。
写作停滞的内因
2000年4月，我被调到临沧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开始被安排在文化艺术志办公室统稿，后来又到艺术研究所从事民族艺术研究，再后来就到艺术科担任副科长、科长直到2014年按公务员法提前退休。
这期间，我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没有写作时间。我出生山野，却娶了个城里的老婆。老婆属于自由职业者，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母亲为了帮我，从乡下进城带孙子。在县城的时候，妻子做点生意，我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生活还算过得滋润。2000年7月，我们举家搬迁到临沧，开始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生活，幸好住房由单位的老房子暂时解决，只是母亲偏偏患上了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给儿子找上学的学校，为妻子做生意找铺面，给母亲找大夫治疗，大半年时间都在奔波忙碌，上班的时候上班，下班之后就忙于家庭琐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已没有写作的欲望，再说也没有静下心来写作的时间。
二是没有写作氛围。新的世纪伊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在一起，不是谈钱就是谈权。很多公职人员都在背地里从事第二职业，有的开店，有的炒房炒地皮，有的开出租，有的租赁荒山种核桃种茶。酒吧里听到的是猜拳行令的声音，大街小巷里听到的是洗麻将的哗哗声响，KTV附近听到的是歇斯底里的吼叫，整个环境显得很浮躁，很嘈杂。这让我十分怀念那段在小县城里生活的日子。每到周末，三五文友轮流做东，找一家清净的小店坐下，点三五个下酒小菜，要一瓶高度白酒，相互间通通信息，你在哪家报刊发了，他收到哪家报刊稿费了，我又获得几家新的报刊地址了。清醒的时候，相互吹捧，喝高了的时候相互日骂，散伙之后各自去提高。这样的文学沙龙，我们持续了四五年。到了临沧，谈文学，谈写作，要么到文联，要么到学校，除此之外，顶多与要好的文友在一起吹上几句关于文学、关于写作的散牛，否则，没有那个氛围!
三是没有写作激情。过去教书，基本的工作就是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做完这些事情进入书房，仿佛就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读书，写作犹如是一种消遣，既可愉悦身心，又可生产作品。可到了地区文化局，无论在艺术研究所还是在艺术科，上班的时候都得写。不是写活动策划，就是写上报材料。在艺术科，做得最多的是演出方案，写得最多的是节目主持词。什么快板，说唱，小品，情景剧也写了不少，其中《风舞佤山》音诗画文学台本还获得云南省新剧节目展演活动剧本银奖。正因为上班时间都在写，下班后就只想做做其它事情，不想再写所谓的文学作品了。
我写过很多本书的序，但署的都不是我的姓名或笔名。我写过许多讲话，但站在台上振振有词讲话的不是我，我写过无数的节目主持词，但舞台上的追光灯没有一次聚焦过我。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算，论行政级别，就是一个乡科级，论社会名头，就是一个省作协会员。同事老王说：陈开心吃亏吃大了!吃什么亏?两个方面：一是吃了不会推销自己的亏，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二是吃了使用笔名的亏。写出来的作品不署陈庆云，去署陈开心。陈开心能写，陈开心作品要得，圈内人都知道，但当地领导不知道!还有，陈开心还犯了一个错误，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尽往外面发表，不再当地报刊发。在当地报刊上，你就发一则火柴盒大小的消息领导都看得到，都会引起领导的重视。可你陈开心在《民族文学》、《人民日报》等大报大刊上大版大版的发，当地领导看不见，不重视，发发等于零!
也许，老王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对我而言，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执着之人。教书的时候，写过许多教育教学论文在《上海教育》、《教材教学研究》等报刊发表，好多篇教育教学论文载入《中国当代教育教学研究成果概览》、《当代优秀论文选集》以及《如何实施素质教育》等文献资料之中。办报的时候，自己采写的新闻稿件也常常获奖，研究民族艺术的时候，其文化散文常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刊登。
我写作，真的是随心所欲的行为。高兴的时候，写写，心血来潮的时候，写写。遇上值得记录的时候，也写写。没有任务，没有目的，写作，就是为了快乐!“我就是我，只有我才能创造我所需要的一切!”这是我读高中时就已暗定的人生格言。几十年过去了，我真的还是我，个性独特，有棱有角。
我写作，定位在业余写作。胸怀“多写点，少写点，多少写点，早发表，迟发表，迟早发表”的散淡态度。想写就写个通宵达旦，一日万言，懒写就不写，十天半月也不写一个字。窃以为，既然是业余爱好，就应该是心甘情愿的，愉悦舒心的，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禁锢起来，非要达到某个高度，实现某种利益目的。
我写作，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想通过写作去谋求一官半职，所以，我的作品发表与否我不急，无需巴结编辑高抬贵手，我的作品别人如何评价无所谓，无需高攀评论家违心美言。我深知如果要吃饭，埋头写作不如去卖羊肉串。当今社会，书店里的书没有大街上的肉好卖，所以说，花钱出书不如上街卖肉。但是，我始终认为，人类除了物质，更加需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灵魂。人类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
我写作，纯粹属于个人爱好，是为打发8小时以外时间计，为愉悦自己身心计，为陶冶情操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