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南京市玄武区某小区两男童因争抢玩具致一方头部擦伤，受伤男童父亲上门掌掴男童并推倒老人，引致社会的广泛关注，令人唏嘘不已。
护犊之心，人固有之。但是，做父母的，该怎样的护犊?
少年时期，一次偶然，我的脑顶无辜被人重创了一回，虽然幸免于难，但终身留下了一个印记深刻永不消去的疤痕。
八岁那年，父亲因“为人不善”，顶撞领导，早年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回原籍湘乡农村“改非思过”去了，我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在黔阳县双溪公社塘冲湾大队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里。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双溪人，从小勤奋读书，考上了著名的芷江师范，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这片养育过她令她魂牵梦绕的热土，把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无私地献给了这里的孩子。
小学地处偏远，条件落后，师资紧缺，一个老师需同时上两个班的课。母亲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个心愿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所有的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超负荷的工作，身心的严重透支，加上丈夫遭受的不白之冤，母亲遭受着工作压力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地虚弱下来。
我年纪虽小，但懂事较早，知道母亲的辛酸与不易。
每天放学后，就提起柴刀和扦担(一种木质的两头尖中间粗用于挑柴的工具)，爬上学校后面陡峭的大山，将那些生长在坡顶、山腰、陡坎、丛林中的野树杂枝砍回家来，用于烧火煮饭，省去了母亲上墟场买柴火的劳累和开支。
一天下午，在离家三四里路之外双溪完小读书的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到家中，书包一扔，拿起柴刀和扦担就往外走。
这时，母亲已病倒在床好些日子了，见我又要上山去砍柴，在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以微弱的声音劝说我：“崽呀，妈妈不舒服，你今天就别上山了。”
我止住脚步，望了一眼屋檐下已剩不多的柴火，迟疑了一下后，回答母亲：“妈妈，柴堆里的柴不多了，今天还早，我还是去砍点回吧!”说完，头也没回地走了。
“注意安全，早点回啊!”母亲竭尽气力在身后叮嘱。
“晓得!”答话间，我的两眼溢满了泪水。
一路快步，我爬上后山，翻过几道梁，攀扯着杂草树枝，左寻右找，来到一处平常少有人涉足的山洼里，袖子一捋，往手心中吐一把口水，弯腰埋头，挥舞起柴刀来。
今天算是找中了地方，这里野树连片，灌木丛生，茎条粗壮，枝叶茂密，尽是烧火的好材料。
我欣喜若狂，越干越欢。一会儿功夫，羊筋、桎木、苦楝、金刚、腊树，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木枝条，被我从荆棘中拨开，从茅草中分出，齐根部砍断，去掉繁枝茂叶，一根根、一把把放倒在脚下，整齐地排成长队，像战士检阅一样，等待我最后的收拾。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空布满了晚霞，映红了整个世界，云彩镶上了耀眼的金边，山峦披上了艳丽的霓裳，树木、花草、雀鸟、虫蚁在绚烂的霞光里欢笑。我无暇去欣赏眼前的美景，一门心思在多砍点柴早点回家上，躺在床上病重的妈妈还在盼望着我回呢!
正在收拢柴火，准备捆扎时，忽然听见头顶山梁上有人在大吵大闹。
抬头一看，是塘冲湾大队的两个同龄伙伴，一个叫爱河，一个叫多吉，也是上山来砍柴的，不知咋地为了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两人互不相让，你一句来，我一句去，捡最难听的，骂起娘来，骂八辈子祖宗，且越骂越凶，越骂越难听，骂着骂着，竟扭作一团，厮打起来。
平日里，我们都是好朋友，一起打棒棒(一种儿童游戏)，一起抽陀螺，一起玩老鹰捉小鸡。见此情景，我停下手中的活计，双手合在嘴边作喇叭状，抬头向上大声劝阻：“别打了!有什么事情讲得清呀!”
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两人像斗红了眼的小公牛，依然纠缠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
我正要爬上山去拉架，可能是爱河处于下风，吃了亏，竟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挣脱开身后，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照着多吉就砸。多吉一闪，躲过了石头。爱河见一石未中，又捡起一块石头砸去。多吉灵敏，又一躲，还是没被砸着。爱河恼羞成怒，四下寻找更大的石头再砸。
多吉被爱河突如其来的凶狠吓住了，生怕事态恶化，便求起饶来，“我怕了你了，我们不打了，好呶?”这时候，爱河已丧失了理智，不依不饶，嘴里嘟囔着，“今天我不砸死你，你不晓得我的厉害!”
惹不起躲得起，多吉见此情势，撒腿就跑。鬼使神差，他竟然跑下山来，躲到了我的身后，把我当成了挡箭牌。
当他感到有了安全感以后，又逞起能来，“狗娘养的杂种!你来砸呀，砸呀!”不断地挑衅对方。
我连连摆手，放声喊道：“别砸了!别砸了!会伤人的!”哪知道，话音刚落，只听得“嘭”的一声，一块石头从天而降，不偏不倚，重重地落到我的头上。
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一股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太阳穴两边直往下流。我一抹，鲜红鲜红，好吓人!顿时，一阵眩晕，扑倒在地，不知人事。
见我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两个闹事的孩子脸都吓白了，娘也不骂了，架也不打了，一起凑拢过来，跪伏在我的身边，喊我，拍我，摇我，掐我，一阵手忙脚乱……
还是多吉聪明，想起大人们平日里止血的办法，拨开草丛，揪出一把野生植物来，放在口中嚼细嚼烂后，与爱河一道，托扶起我，敷在我流血的伤口上。
这一招还真灵，草药上去，竟把血止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我苏醒过来，眼前一片蒙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此时，见我脸色苍白，满头是血，神志不清，爱河、多吉心神慌乱，害怕起来。尤其是爱河，知道今天是自己闯下的大祸，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不停地呼唤我，哀求我，要我原谅他的过错，恳请我不要将此事告诉大人。
我躺在地上，半睁开眼睛，看他那焦灼不安、可怜兮兮的样子，微微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夜幕降临，树影绰约。他们两人惊恐不已，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爬坡，过岭，下得山来，像做贼一样，躲躲闪闪，偷偷地遛回了村子。
回到家里，已经是掌灯时分，屋子里仍黑漆漆的，我生怕母亲知道，悄悄地溜进屋子，蹲在房间的一角。
母亲躺在床上，见我这么晚才回，且一声不吭，感到十分奇怪，硬撑着身子起来，点亮煤油灯，走到我跟前一照，只见我蓬头垢面，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血，大吃一惊。
她赶紧拿过脸盆与毛巾，用热水替我将满脸的血迹擦拭干净后，揭开脑门顶上的草药一看，只见头发与鲜血沾在一起，一块头骨塌陷下去，血糊糊地张开着大口，顿时间大慌了神，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痛哭起来。
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我只好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月光暗淡，山乡寂静。母亲拖着重病的身体，背着昏迷不醒的我，就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急急忙忙、慌慌张张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求助同事与亲友，借来治伤的钱，请来远近闻名的郎中，敲开公社卫生院的大门，买来了特效的治伤药，硬是把我从残废的边缘，不，应该说，把我从死亡的边缘生生拽了回来。
我的舅舅、姨父和表哥们知道情况后，情绪激动，怒火中烧，非要去爱河家大闹一场，讨个公道。母亲的同事和邻居们也纷纷打抱不平，爱河肇的事，除了跪地道歉之外，巨额的医药费、营养费赔偿一分也不少;大队、生产队干部也表示要为我家做主，责成爱河一家承担全部责任。
在众口一词的讨伐声中，母亲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断：她反过来劝阻大家冷静下来，制止亲友们采取过激举措，对一直诚惶诚恐无所适从的爱河父母说：“我家孩子被你家孩子打破了头，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知道，你们家有老小六口人吃饭，日子过得并不好，要赔几百块钱，一是家里拿不出，二是向亲戚朋友借，也难以还得清。现在，你们也道了歉，爱河也不是故意的。还好，老天爷开恩，我儿子命大，捡回来了一条命。算了吧，我是拿工资的人，治得起我儿子的伤。希望爱河吸取教训，再不要拿石头去砸人了。”
爱河的父母痛哭流涕，“扑通”一下跪在母亲的面前：“邱老师宽宏大量，我们全家人感谢你!”在地下连磕了几个响头。
“快起来，别这样!”母亲含泪把他们扶起身来。
事情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我每每触摸到头顶上那块凹下去的伤疤时，母亲替我擦拭伤口、背我夜行山路求医，以及面对爱河一家的态度，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