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当兵在外的人，入伍之后，对于当地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那块红底黄字的“光荣军属”牌都是十分看重的。挂上这块红色牌匾，既是军人保家卫国的一份责任，也是父母亲人作为军属在乡的一份光荣。
我是上世纪1976年代那个特殊年份从湖北通城家乡应征入伍的。我去部队之后，家里因为母亲早亡，父亲又大字不识，没有文化，对于儿子当兵后的军属待遇总不怎么关心，加之当地政府对此也不甚重视，家里授没授予光荣军属牌，我一直不曾了解。结婚之前，我多次回乡探亲，从未见过家里曾有光荣军属牌现身。对此，我不曾问过父亲，也没咨询社队领导。
1982年国庆中秋双节之日，经过一年书信了解，日后的妻子在她母亲的陪伴下，千里辗转，舟车劳顿，来到北京昌平西峰山下的工程兵维护总队一大队，在部队一处简陋的营房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我们正式结为夫妻。直至今天，每当看到结婚证上北京市昌平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印章，内心总有一股暖流涌过。京郊的西峰山岳见证了我们的新婚。
爱人家里人口不多。岳父岳母二老只有一个独子，早在1968年即应征入伍去了部队。为免孤单，老人就将黄陂老家的外甥女要来通城当亲生女儿抚养。后来，儿子从部队退伍留在武汉工作，外甥女更被视为己出带在身边。婚后，原籍乡间没有安居之所，岳父岳母家自然就成了我们婚后的家。
岳父陈贤增老人，解放之初即随南下大军从黄陂去了通城，并一直在当地基层乡镇做领导工作。我和爱人完婚那年，在文革中曾受冲击的岳父终获平反，落实政策，恢复通城县工商银行副行长职务。岳母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响应政府号召，自愿放弃街道工作，返回家庭。虽为家庭妇女，但老人略通文墨，且性格要强。儿子在成都当兵时，曾独自一人去部队探亲，受过军营优待，对军人尤为欣赏亲切。当初经人介绍，我与妻子恋爱时，亦是经过老人的首肯我们才开始交往并终成眷属。
1982年底，我与妻子婚后第一次回乡探亲，老人即询问我当兵后“光荣军属”牌去向，并告我说：既然婚后进了家门，就是陈家一员了。“光荣军属”牌自然应该随之挂在工商银行宿舍门前，享受军属光荣。我当然赞同老人的意见。便去询问乡间父亲光荣军属牌匾下落。我这一问，父亲竟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军属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当兵六年且已提干，家里竟然一直没有获得“光荣军属”的名号。于是，我很快向县人武部提供申请报告，要求补发光荣军属牌匾。报告呈送不久，通城县人武部便很快补发了牌匾。当我亲手拿回鲜红的“光荣军属”牌匾，庄重地悬挂在工商银行宿舍门前，岳父岳母二位老人像过节一样高兴。从此，通城县工商银行宿舍陈行长家门前的那块“光荣军属”牌高挂在门楣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伴随着女儿的出生和慢慢长大，在她幼小的心灵中也开始有了一种光荣和自豪。以至在她就读小学时的某一天，当她被老师同学推举为学习小组长时，回到家里便向爷爷奶奶报告喜讯并说，这些好了，我当了小组长，我爸是军官，爷爷是行长，妈妈是储蓄所主任，奶奶是厨官，我们全家人都是官。孩子的一番童真戏谑，曾引得家里满堂欢笑。
如今，岳父岳母二位老人早已作古，妻子女儿也已随军武汉30多年。但“光荣军属”的大红牌匾还在通城工商银行宿舍旧居门前熠熠生辉，崇尚军属，当兵光荣的乡俗家风正在城乡到处传承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