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十月份正式退休了，和我谈起，显然对校园还是很眷恋的。也是，一辈子把自己的的青春和热情都留在了校园和讲台上，一下子要离开它，的确是有些不太适应。但年龄到了，退下来是必然的了。我想邀老王加入“木昆”，学习摄影，练习打棍，师傅欣然答应了。师傅很是郑重，对老王也甚是客气，教得非常认真，总是拿我做陪衬夸奖老王，好像这好几个弟子唯有老王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似的。我知道，师傅是怕老王认生，感觉不自在，所以也就真心的迎合着。
再有几年，我也该退休了。虽然离开校园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光景，但每天早上和老王一起练棍，总是会时不时地想起在一中摸爬滚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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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夏末秋初分配到华亭一中，刚到语文组的日子至今还记得。一连几天下着小雨，街道一片泥泞，当时，没有雨鞋，穿的还是上学的时候穿过的一双白色网球鞋。鞋面用白鞋粉刷过，雪白雪白，可是在学校的满是泥泞的路上根本没法顾及，不多时就被泥水糊得看不到原来的样子，没有雨伞，下得落汤鸡似的，怀里抱着学校发的教材、教案、墨水、粉笔等一应用品，冒冒失失地进了办公室的门。大家本来欢声笑语的，待看到我这幅模样，一下子静了下来，木木地看着我，我也这么木木地看着大家，不知道怎么打招呼，我分明从大家的眼中看到了别样的语言：漠视和不屑。反正不是热情。心中一恼，也不打招呼，找了一张空闲的办公桌坐了下来，不声不响地翻看教材。其实大家知道我是谁，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而已。每年分配到学校的就那么几个人，对我的一切他们早心知肚明：学历不高、年龄偏小的一个嫩葱!大家不一定有恶意，但那种骨子里的高傲哪怕是从他们的呼吸当中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终于还是我撑不住，主动地和总是笑眯眯的年长的岳老师打招呼，他倒是热情，给我主动介绍了其他老师。至今已记不清当时的招呼是怎么打的，无非是多多关照之类的，但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对王老师我是真正说了声对不起。因为他带的学生刚升到初三，正是出成果的时候，结果我刚一来就接了过来。却没想到他是一个很干脆的人，尽管气恼，但却不小肚鸡肠，一时之间心境开阔不少。
日子久了，对语文组的看法也就不那么老套了。哈哈，原以为又如钟书先生的《围城》那般，终免不了一番老掉牙的博弈，却终究是简单：一帮清高得要命的人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聚在了一起，生怕别人一丝丝的不敬冲撞了自己的虎威，所以，那种冷漠和不屑绝大多数是装给别人看的，但这种装模作样终究是要现形的。也许，他们要的是那种毕恭毕敬的戏码，可我却生硬地一头撞了进去，难免一开始的疙疙瘩瘩。
我把他们分成三类，一类老成持重，学历和经历都杠杠的那种老秀才;第二类是那些心气正高的来自大学府的小秀才;第三类就是我这种本帮菜了。若以性情论，语文组的十多人就像是杂货铺子里的各等货色，看似良莠不齐，却这么共荣共存着，没有一点违和感，那些动辄想翘翘尾巴的学府小秀才们有“杠杠的”们压着，也只有悻悻地了，呵呵，尾巴夹得次数多了，也就没有尾巴了。
八月份的学校秋季运动会刚开过，教师蓝球比赛就正式开始了。纵观几个教研组，理科各组兵强马壮，文科各组则如一群弱鸡。语文组的那些个小秀才们除宝宝外，一个个垂头丧气。气势弱了，嘴皮子可不能弱，打过嘴炮可还是要实地开战的，愁得组长天天调兵遣将。一群秀才侃大山能吹动一座山，真上了球场可是丑态百出，但丑就丑了，只要能胜，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平常一个个文质彬彬，到了球场哪里还有什么形象，打定主意，只要保护好宝宝、我、还有张，其他的可着犯规，年轻的打光了，老的上，颇有点壮怀激烈的味道。我们各自班级的那些小崽子们声嘶力竭，跟着跑着加油，几个不能上场的老秀才们提水的倒茶的给伤员按摩的，那叫一个勤快。我们三个当然成了宝贝疙瘩，他们生怕我们磕着碰着。就这么磨着缠着、生拉硬拽地，全校十个教研组，我们居然得了第二!老秀才们比我们还狠，一时间胡吹大气，趾高气扬，就如这第二是他们一刺刀一刺刀拼出来似的。接下来象棋比赛，几个老秀才当仁不让，各有斩获，我们则上完课就轮番助阵，恰到好处地一遍遍地为老将们续着茶水，那些个落单的其他教研组的直翻白眼。没办法，我们整体没有人家生猛，只能跟人家打心理战了，好在这招次次凑效。
同处一室，免不了鸡零杂碎、磕磕碰碰，但有了同上战场的情谊，这些都不算什么了。老秀才们俨如护犊子的公鸡，颇有好战的因子，只要涉及到同组的年轻人，一味地护短，语文组的一帮人上至组长大人，下至我们这帮小年轻，极有个性，慢条斯理，文质彬彬，即使是原本活泼好动的年轻人也被同化得斯斯文文地了。
日子就这么悠悠的过着，不知不觉间，我也晋档升级，成了小秀才，也有资格用那种眼光乜斜嫩葱们了。
每年八月份是最让全组人操心的日子。因为又有新人要到了。组长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一听到一点风声，便迅速传扬开来。特别是若分配来的是个女同志，那还了得，全都支棱起耳朵，生怕漏了每一个细节，难怪啊，全组的小秀才们可都还单着呢!宝宝是最幸运的，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女的，分配带高一，恰和宝宝搭对，一来二去，颇为熟稔，别的秀才们在宝宝宣示主权般的眼光中悻悻地离开，好不容易等到他们正式的告诉大家已经交往的时候，组长生怕情况有变，串掇我们要搞一个不大不小的仪式，拴住他们。这就是语文组有名的六鸡宴了：让大灶的叶师操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我们几个在做烧鸡出名的陈氏烧鸡部买了六只大大的烧鸡，十五六个人围成一桌，大快朵颐，大碗喝酒，最后将宝宝灌得不省人事。呵呵，这些个小秀才们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在了酒上，东倒西歪，最后还是老秀才们送的他们。可惜，蛮登对的一对，最后还是散了，至今想起来还有些遗憾。
平凡的日子，平凡的人，做着最为平凡的事，宿舍、课堂、办公室，如老驴推磨，日复一日地转着。成天要在学生面前装成高深莫测的样子，只有在办公室才能换回自我。记得那时候的日子很是压抑，好在有这样一个如家的所在，也能感到丝丝缕缕的温暖。多年以后，我也短暂地当过组长，也如家一样地认真经营过，自从调出一中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语文组，不知道现在还有木有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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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站上讲台那年，我二十岁。说实话，很是忐忑，刚接手的班级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都属六十年代中后期。记得上讲台前，表哥教我三点：一是步伐，一定要拽，大步流星，旁若无人;二是眼睛，一定要狠，两眼放光，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你是在盯着他看;三是说话，一定要慢，老成持重，让人觉得肚子里有货。谨记着表哥的教诲，照猫画虎，果然不错，课堂上鸦雀无声，一个个虽用审视的眼光看我，但却毕恭毕敬，那堂课顺风顺水，后半段渐入佳境，课后，看着学生们的敬畏的眼光，甚是满意，但回到办公室，后背发凉，身体发虚——装的感觉真的很好，可也真的不好!
组长告诉我，按照惯例新人在走上讲台之后教研组要组织听课、评课，他说让我自己决定时间，因为当时自我感觉蛮好，我竟然随口说，时间随便。明显地，组长有些气恼，第二天早上，我照例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往下一看，愣住了，后排满满当当地，全组人都到了，他们都调了课，一起来听我的课。虽然意外，但不至于惊慌。小崽子们真给我长脸，精气神十足，就如参加合唱的团员，一丝不苟，就连平常调皮捣蛋的几个主也是一脸认真，其中一个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就抢着举手，结果一站起来张口结舌，让人哭笑不得。我倒没什么，班长和学习委员有意无意的回转身瞧了这小子两眼，我知道，课后有这小子两壶喝的!因为是第一次接受检阅，边讲课，脑子里边难免开小差，结果闹了个大笑话：我们组有个老师的弟弟刚好在我的班级，是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提问的时候明明想的是叫他，结果喊出的却是他哥的名字，尽管只是一字之差，这笑话可是闹大了。教室内所有的人都直勾勾的看着我，我也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倒是这小子机灵，站起来说“老师，你是叫我么?”我只是点点头，他倒轻松，泰然自若，有条有理的回答了完了问题。组长带头鼓起掌来，紧绷着的气氛一下子松懈开来，也因此，这节课我意外地挥洒自如，各个环节紧密相扣，时间把握恰到好处，教学的各个环节张弛有度。下午评课，无论是同年还是老秀才们，赞赏有加。后来想起，也真有种走钢丝的感觉呢。
学生对老师的崇拜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让人还有些不好意思。记得有一天批阅周记，有几篇周记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我，其中有个女生说我留着两撇小胡子，个子高，走路斯斯文文，很帅气。一下子吓了一跳，其他的倒还说得过去，哪里有两撇胡子了?至今想起来还莫名其妙呢。
半路上接了王老师的毕业班，我感觉压力山大，所以想方设法地提高学生的成绩，生怕落下话柄。办手抄小报，，每周三人，每人一期。除刊名有我书写外，其余的内容选择、版面设计、插图绘画都由自己动手，有的喜形于外，有的愁容满面，但实打实的，每个人都完成了，而且贴在墙上，都暗暗地比较着，到了后来，一个比一个精彩。呵呵，这就是痛苦并快乐着!
唉，当时的那个拼啊。每天刻蜡版，油印，上课就发到学生手中，十分钟作答，交换批阅，再上新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全县第一。尽管学校没有任何表示，落了个寂寞，但最起码给王老师有了交代，也就心安了。
以后带了高中，这样的作风延续了下来，学生嫌我懒，讲得少，他们倒是忙得多，谁知道老师的功夫在课外呢。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我暗暗地观察，除了做题就是做题，没有了任何空余时间。相较之下，我们那时候的校园文化氛围就要浓郁太多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社，今天这里搞讲座，明天哪里搞讲座，语文组的老师成了香饽饽，高座其上，夸夸其谈，还真享受这种感觉。有时候我在想，是我们跟不上时代了，还是时代摈弃了我们，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九八年调出学校以后，这种兼具酸甜苦辣的感受就渐渐地消弭了，回想起来有些串味的感觉，所以真像吃麻辣烫的那种感受，火热火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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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一中，教职工宿舍颇为紧张，好的宿舍都分给了从外地引进的人才们了，我被分到了偏远的大灶小院里的一间平房，还是和同学合住，当时颇为不平，可现状如此，也只好作罢。
邻居是一帮大灶的厨师，人还不错，朴实、憨厚，待我俩客客气气，毕恭毕敬，好像我们是多大的知识分子，搞得人很不自在。尤其是到了晚上，隔壁宿舍的厨师们习惯了高声大气地吆五喝六，但我俩入住后大厨师郭金堂给他们约法三章，说话要小声，喝酒要到远离我们宿舍的另一排宿舍，当时很是感动。老郭五十开外，是镇原人，老婆小脚，老两口一脸慈祥，打饭的时候别人都要排队等候，只有我俩他早早地打好，只等我们取。没过多少时候老郭退休，领着老婆回了镇原老家。至今记得他慈祥的笑容。
接替老郭的是叶师，一个圆滑而又聪明的人。叶师很会说话，每个和他说话的人都如沐春风。他手艺不错，是位小有名气的大厨。自从他来之后，院内开了雅间，先是领导，后是各等各样有些头脸的人品尝他的手艺。多少次，叶师要我去借故露个脸，都被我拒绝了，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小气，何必骄傲到不食人间烟火呢。
终于搬到了单身宿舍楼上，三楼，虽是单间，但颇为宽敞。大家都自己做饭，我也架起炉子，购置灶具，学着做饭。冬天在房内，夏天在楼道，每到中午或者下午，走到楼下就听到呲啦啦的炒菜声，铁铲与铁锅摩擦刺耳的声音老远都能听得到。饭熟了，聚在一块，边吃边聊，有时干脆把各自的饭菜放到一块吃大锅饭。当然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了，我们虽是单身，但大多带着弟弟妹妹，多有不便。最可恨的是老贾，看见别人饭熟了，故意说些恶心的话，倒人胃口，他倒是开心地说要不要帮忙吃剩饭。
有时候，天气热，做饭的时候烟熏火燎，实在受不了，就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有学生上来，看到讲台上斯斯文文的老师这番模样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呢。
都是单身汉，做饭潦潦草草，吃饭火烧火燎，但有时候也有例外的时候，老贾最是好战，和宝宝边吃饭边下棋，引得我们端个饭碗在边上谋划军事，争吵不休，说是午休，从来就没有安静过。
要结婚了，很短暂地在平房里过度了一下搬到了学校唯一的教职工家属楼。现在看来，那座家属楼设计落后，面积太小，实在是局促，但九零年能有这样一套房都是大家的向往，全校百十号教职工只有十八套房，老校长只好定下硬杠杠，双职工，教龄满五年，好些人只好望楼兴叹了。我是最后一位入住的，住一楼，两边的邻居都是熟识，原本觉得换了环境，人少了，应该更为亲近了，结果与设想大相径庭，同单元同楼层的三家，除出门打声招呼，其余时间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了。倒是两家的两个小孩子不管这些，动辄敲门，来蹭糖果吃。爱人爱小孩，总是那最好吃的最好玩的哄着他们，等我们有了孩子，两小家伙成天跑来逗他玩，家里一下子有了生气。
老王做我邻居大概是九六年左右吧，孩子和我家孩子同岁，又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自然是好朋友，两家大人更是亲密无间，相互帮忙不少。去年去了趟老一中，小楼还在，仍然破破烂烂的，但我总觉得很是亲切，总想敲开住过的那套房门看看，终是忍住了。
二零一二年，一中搬迁新址，那天，我们四大机关分管领导一同参加典礼，整体参观了新一中的布局，宽敞、明亮、大气。但总觉得缺点什么，直至今天我才突然意识到，是缺少积淀在一草一木中的那种文化底蕴。记得一中原址二道牌坊上有两块牌匾，上书“厚德载物”和“卓尔不群”。其实，一中的最大的财富应该就是她的敦厚和傲然独立的个性，沿着大门拾级而上，站在长坡之上向下观望，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一干老朋友都该陆续退休了。每每谈起一中，总有一种深深的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