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回故里，我都会特别留意村里的队屋。这些年，由于没人打理，它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前些时，两个山墙倒了，房顶上的瓦也垮塌了一半。昨夜，风雨交加，我听到几声轰隆的巨响，这一次，队屋想必是彻底地垮了。
晨早，我来到队屋前，残砖碎瓦散落一地。仅存的一段不高的残墙，还能依稀辨出“三合大队二小队”字样。队屋，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走完了它的人间历程。
队屋不远处，是村里集资新盖的一栋小阳楼。其建筑有派，装修豪华，好不阔气，它是村里人的文化娱乐场所。
迎面走来国庆哥。他是我们三合村二组的组长，既是我孩童时的玩伴，又是本家的兄长。打算返城的我，正要向他告辞。他说：“别，就冲着这队屋，咱兄弟俩也得好好叙叙旧。”
晚上，国庆哥家的小院，月光朗照，霜白一地。小酒桌就摆在竹篱笆旁边，鸡黍具呈。兄弟二人，把酒面圃，畅叙旧情。
队屋的历历往事，便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二
一个长方形的大台桌上，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正捣鼓着一个铁方盒。盒子上，一根尖细的针，划在一片黑色的转盘上，它终于发出了美妙的声响。这是童年的我，对队屋最早的记忆。后来知道，那是生产队一台手摇式留声机，唱的正是《公社是个常青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队屋”的第一印象，便和“公社”联在一起了。“公社是个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我对公社也有了形象的感知。
六十年代初，生产队请来一位烧窑师傅，教会了队里人用黄泥巴搭砖、用柴火烧窑。有了砖，队屋由原来的三间扩建成了一长排的六间。长长的队屋后墙，洁白一片，上书“人民公社好”几个大字。这成为队屋不同于民宅最显著的标志。
队屋前面，是一片平整的打场。再往前，是养活二小队几十户人家的一片宝贵土地。
打场的西南角，贮立着一颗老柳，上挂一块长长的钢板。当铁锤用力砸上去的时候，发出浑厚的声响。出工收工，邻村的钟声同时响起，这成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每到这个时候，社员们召之即来，纷纷走向田间。
童年的我，一直以为人民公社自古就有。而听钟声出工，以钟声收工，村民们严密的纪律性，我也以为是亘古亘今的。后来读到”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相关的文章，才知道我国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由个体农民到合作化到成立人民公社，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措，而且正是发生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这我才知道，农民，几千年来，由纯粹的个体经济到进入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经济，这也算得史无前例了。
老家的习惯是社员们清早就出工，干完一阵活之后再回来吃早饭。趁着这个时间，当天必须要处理的家务事都得麻利地做完。烧火做饭，洗衣晾衣，喂猪喂鸡，把家里的谷子、小麦搬到太阳下晒，等等，这是人们最忙碌的一段时间。队里的钟声一响，人们一刻也不得迟缓。母亲常常是一边往出工的路上赶，一边对我吩咐着她还没有来得及做完的家务事。有的社员还一边啃着苞米，一边追赶着出工的人群。
那时候，村里的墙壁上到处写着“爱社如家”“一心为集体”这类话语。社员们是否真的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至今也说不明白。但队里的钟声一响，它就像战士们冲锋陷阵的号角，谁也不敢落后，谁也不甘落后。
生产队是农村最基本的集体核算单位。田地共享，耕牛、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全部共享。队里收成的好坏，社员们吃香喝辣或忍饥挨饿，几十户人家，全捆绑在一个锅里。别看社员们农闲时有些散漫，一到农忙，大家就紧紧地绷起弦来，拧成了一股绳。白天，午饭就在田头吃，有时候还要挑灯夜战。就连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孩子，一旦队里忙不过来，就连忙停课。
天刚蒙蒙亮，队里的钟声就响了。水香伯就从村东头喊到村西头：“男劳力一律挑粪，去浇长厢地，妇女们鋤东嘎头的草，学生伢捉虫去啦——”我便在腰间系上母亲织布用的纡子篓，随伙伴们赶紧下地。水香伯是老队长了，队里哪些活最紧急，哪些活可以缓着点，他心中那本账明明白白。眼下春暖，正是天螺(老家管蜗牛叫天螺)繁殖的时候，它拼命地吃着正要扬花的麦秆还有麦地里套种的棉苗。这时候，队里就来一个大突击，老人孩子，全部上阵，一律捉虫。
有一年，队里遇上了好年景。遍野的棉花，千朵万朵，在一两个太阳日，竟全部爆开，真有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将田野铺成白茫茫一片。这到手的好收成，一旦下雨，就前功尽弃。队里紧急求援，小学便整班整班地来到队里突击捡棉花。那年月，村里人不知“包子”为何物，竟将那纯粹的白面馍说成“包子”。镇上有一家，这样的“包子”作得极好，松软耐嚼，有一份浅淡的甜味。中午，队里派人买回满满两箩筐，每个学生两个。学生们能吃上镇上买来的“包子”，这就算难得的上好午餐了。
三
队屋也留给我们许多苦涩的记忆。
那年吃公共大食堂，我刚刚记事，模模糊糊有些印象。灶坑就挖在队屋里，大铁锅置在正中央。开始还顿顿白米，红火了一阵，后来连玉米糊也喝不上了。听姐姐说，有一天，我端回一个二两装的小瓦鉢，三下两下，将那清汤寡水的高粱粥喝得干干净净，却仍然死死把住那空空的瓦鉢不放，只呆坐在门槛上泣哭。母亲见状，一阵心酸。无奈，只能拿我常挂在嘴边的歌发些怨气，她操着一口浓郁的汉阳话：“唱唦，‘公社是个长青藤’呢。”母亲的话，后来被当作经典，姐姐们常常学着她的腔调，讲述着被我听了无数遍的故事。
队屋打场西边，是生产队沤肥的一个大坑，老家叫“粪塘”。灶膛里的灰烬，还有实在不能吃的菜根菜叶，都放在那里沤肥。那年，生产队种了一大片包菜，社员们辛亏有这些包菜填肚。粪塘里堆满了包菜根。年幼的邻家妹妹，出入无完裙。从太阳升起到日头落土，就一直卧在那个粪塘里啃着那些包菜根，吃完了睡，睡醒了吃。这是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队屋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二小队人多地少，年终分洪，社员的工分单价，全大队从来都是倒数第一。穷得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穷归穷，逢年过节，该乐还得乐。那年过年，家家户户拆下门板，在队屋打场上搭起了高高的戏台，唱了三天三夜的大戏。这可是有名的省城楚剧团来的戏班子。宽阔的打场上，挤满了四面八方赶来看戏的人。这一下可为二小队撑足了面子。这里有父亲的一份功劳。父亲是生产队大木船的掌舵人，木船在汉江里上上下下，常出入省城。他认识楚剧团一位管事的，那人叫张关权，说起来还是我们张家的族人。请剧团来唱戏的事，一说就成了。
因为这事，父亲又常常向我们说起他的一桩糗事。那年，在省城的一个码头集市，父亲摊开小竹篮里的十几个鸡蛋，叫卖着五分钱一个。忽见一个熟悉的人影路过，那人正是张关权。父亲一时不知如何面对。他看看蓝子里的鸡蛋，左想右想，终究不舍得相送，只得将草帽沿低低扯下，以破帽遮颜。好多年以后，父亲说起此事时，仍是一脸的愧疚。我暗自埋怨父亲的不近人情。可是，那年月，上好的土鸡蛋，母亲不舍得给我们吃，一点点积攒起来，为的是换点买油盐酱醋的活钱。若是平白地少了一份收入，父亲是没法向母亲交待的。我知道，父亲绝非小气人，他的无奈和窘迫，是逼成的。
四
队屋的故事，并不都是苦涩的，也有的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早年，村子冷清，尤其到了夜晚，更显寂寥。不知道是谁说起的头，人们开始在队屋打场上一场接一场，天天讲故事。那时候，打场上还真是像歌里面唱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还真是“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大人们讲故事。昨天听财喜哥讲《聊斋》，今天听旺青叔说《水浒》。村里的桃嘎爹，识得不少字，不知他从哪里弄得一本《西游记》，便着了迷，横看竖看不知有多少遍。用他自己的话说，书里的字，他倒背如流。每到晚上，村里的男女老幼，聚集在打场上，他就手摇大蒲扇，端起说书的架势，把唐僧、孙猴子、猪八戒讲得绘声绘色。
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几年，村子里更显热闹。各种形式的小规模演出，如自编自演的表演唱，还有大家喜闻乐见的湖北大湖，快板书等，随处可见。晚上，队屋的打场上，三根大竹竿一支，挂上一盏用尿壶灌上煤油做的灯，就成了一个演出场所。这些小型节目同样让我们看得津津有味。财喜哥的快板书《说百子》，是他最拿手的。“话说一对可怜母子，母亲手提破蓝子，蓝子里一个破罐子，罐子里一双烂筷子……”这些节目让我至今不忘。
早年，电影还不普及，公社的幻灯组，不时地来队里演出。一个不大的方匣子，里面藏着灯，往桌上一放，射出一片光柱。每㩙一块玻璃进去，队屋的白墙上就会出来一张颜色鲜亮的画图。这足以吸引我们的好奇心。还有对着扩音器的真人配唱，自编的词，讲着画图里的故事。有赞扬生产队好人好事的;有讲英雄模范人物故事的，如焦裕禄，雷锋，王杰等人的感人故事;也有宣传科学种田，普及农业生产知识的顺口溜。配唱是两个人轮流。二姐有一条好嗓子，歌唱得好，被抽到公社幻灯组。在我的心里，二姐永远是唱得最好听的。她的“幻灯有十好，生产少不了”的段子，我至今还能哼哼。
二小队虽穷，可队屋不失宽敞，常被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借作排练场。有段时间，无论白天黑夜，队屋里鼓乐声声。大队宣传队十里八乡有名，一台节目下来，总能叫人津津乐道。那年，宣传队在公社范围内，第一个演出了《红灯记》，那演出的阵势，颇为壮观。方圆几里，人们慕名而来，看戏的人黑压压一片。
不过，他们的作法也常常招来非议。有时候，地里的活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照样关起门来，加紧排练。老人们实在看不过眼，骂道：“狗日们的，穷快活!”我却不以为然。村里每回唱戏，我就跟过节似的，从搭台开始，见扯起了红红绿绿的大幕布我就兴奋起来，到晚上点亮煤气灯，再到锣鼓响起，胡琴拉起，我便激动不已。一连几天里，我都会沉浸在欢乐之中。于是，喜欢看戏的我，便偏偏这样想：穷，咋就不能快活呢?富有富的快乐，穷有穷的欢喜，都是快乐，只是快乐的形式不同罢了。人们对于快乐的感受是没有区别的。
若是遇上好年景，社员们见天喜笑颜开。队屋里大囤小囤，囤囤冒尖。黄的是麦子、谷子，绿的是蚕豆，白的是棉花。这时候，队屋里最令人欢喜的事，就是隔三差五地分这分那。分大麦，分小麦，分蚕豆、分黄豆等等。
夏收的小麦和蚕豆，算作国家拨给社员三个月的口粮，队里按人口分。其余的按工分分。当队长喜气洋洋地高喊：“各家各户，分麦子啰——”我便赶紧拿出箩筐或大叉口(能直接挑的大布口袋)，早早地排上队。这时，会计总是把账本摊放在大家面前，各家各户，应分多少，一目了然。称秤的人，不管哪一家，也是尽量地平望一律，力求公平。
五
说起公平，那些年里，队里还真没有做出过有失公允的事。生产队的大木船，不停地来往于乡村和省城之间，送疏菜去，运肥料回。从船舱里起粪，转往队里的粪池，数队里所有农活中最脏最累的。大粪不光臭，且特别沉。挑上满满一担，下船的时候要走过一段晃晃悠悠的木跳板，再爬一道又高又陡的河坡，个子小的自然有些吃不消。即使在吃大锅饭的年头，队里还是有些好办法，比如计件记工分。一来可以按照个人的实际能力，体现出力所能及;二是奖勤罚懒。社员每挑一担，领取一个牌子。或在队屋前摆上一块黑板，以打“正”字的方法计数。这一招也不知道谁想的，你看，那“正”字方方正正，恰好五笔，计起数来一目了然。到后来，干脆将每一担过秤。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但是，这里看不到丝毫的特权和不公，大家都能接受。
五娃叔人小力气大，平日，队里的脏活累活样样舍得出力。挑粪计件计重量，他也同样走在前列。三清叔倒是人高马大，都知道他平常善于偷懒，这一下来真格的，他就原形毕露了，他只得甘居人后。
那个年月，即便穷，也穷得光彩。谁也不会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劳动所得以外的收益，而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希望以多挣得工分来获取报酬。
队屋前常贴着一张工分榜，每个社员的工分，月有小记，全年有总计。有一年，队里的梅香姑姑，全年出工竟一天也没有落下，出勤得了一个大满贯。妇女中，她的工分自然摘得头筹。三姐从来都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各种奖状贴满了她的房间。她的全年出勤率也不低，可回到家里，她还是不停地赞叹，好个羡慕梅香姑姑。若是回头一想，当年一个工分值，好则五六毛钱，差则两三毛钱，出勤少了一两天，能有多大差别?可是，您还真别小看了当年青年人的觉悟程度，她们的心里，还真是鼓着一心为集体的那份劲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