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沉浮》创作谈
用了34天，长篇小说《沉浮》终于在香落平台连载完毕。
佩服香落的勇气，当我在微信中告诉总编湛蓝，我有一部长篇小说，能否在香落连载?湛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
感谢香落平台的信任，总编连稿子内容都没见到，怎么敢决定用此长篇?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给总编发去了一、二章。很意外，稿子推出后，得到文友们的好评和支持，这增强了我继续供稿的信心。
写长篇小说，我是第一次，虽然此前在全国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都是小小说，散文之类。长篇怎么布局，人物如何设置、性格如何刻画、故事怎么发展、前后怎样呼应，完全不得要领。好在我决心是下定了的，从2012年7月开始动笔，到2020年2月完稿，中间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前后用了8年，等于打了一个抗日战争。
一、我为什么要写《沉浮》
1968年，我初中三年级，五哥高中三年级，都面临升学考试。凭当时的成绩，我考入高中，五哥考进大学完全没有问题。但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粉碎了我们的梦想：大学、高中停止招生，应届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参加劳动。
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男劳力，对母亲来说本来是件好事，因为多年来，父亲在外地教学，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劳动，人口多，工分少，被人看不起。两个儿子的回来一可以减轻她劳动的负担，二可以扭转村上舆论的压力。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对我们的回来并不怎么欢迎，因为她多年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不是为了让我们当农民，而是让我们进入高等学府，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
那一年，是我家气氛最压抑的一年，母亲整天闷闷不乐，我们弟兄俩也为自己的前途发愁。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下去当一辈子农民?父亲星期天从学校回来，看我们都愁眉苦脸的，就安慰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大学不招生了，只能说明考大学这条路走不通了，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走出去，关键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劝我们别气馁，别放弃复习功课，时刻准备机会的到来。
说是这样说，但父亲是个教书匠，平时和他打交道的都是学生，没有当官的后门可开。亲戚邻居也都是平民百姓，没有关系可用，就是有机会也轮不到我们。“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似乎已成死棋。
好在我们弟兄俩的语文成绩都非常好，在学校的时候，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解，五哥的文章也常在县广播站播出。我们决定从自己的特长做起，不放弃对写作的坚持，就是不能参加工作，将来当个农民作家也不错啊。
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平时我们就注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五哥自掏腰包办了个油印小报，名字叫《贫下中农战报》，不定期，用蜡纸在蜡板上刻成字，再用油印机印出来。大队开个什么会，举行个什么活动，我们都会分析有没有新闻价值，如有，就写成稿子，一边在油印小报上刊出，一边寄给县、乡广播站。每隔几天，县、乡广播站就会有我们的稿子播出。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公社书记的好榜样》长篇通讯，介绍我公社党委书记张文祥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参观的、考察的、学习的络绎不绝。上级要求继续深挖张文祥的先进事迹，在报纸上宣传。为此，公社成立了专门的写作班子。因为五哥的通讯报道经常在县、乡广播站播出，名声在外，公社就把他抽到写作班子里，吃住在公社。
一天晚上，五哥正在办公室加班写材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来闲聊，问五哥是哪里人，啥文化。当知道五哥是回乡知识青年，没正式工作时，兴奋地问，你愿意不愿意进工厂当工人?原来他是周口地区柴油机厂来这里招工的。就这样，五哥被招工到周口地区柴油机厂当了工人，从此吃上了商品粮，脱离了农村(后来被周口地区柴油机厂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任《兵工学报》杂志常务主编)。
我参加工作也很偶然。1971年，中苏关系恶化，全国备战，县电信局在我大队搞战备演习。演习后让大队民兵营长介绍经验。当时我初中毕业又上了两年社办高中，毕业后正在家劳动，民兵营长就把写讲话稿的任务交给了我。在现场会上发言以后，县电信局的秘书找到我，让我写一个自传，当时我不明白他的目的，谁知半年后，县电信局突然通知我去县医院做体检，说我被电信局录用为正式工人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激动得我都哭出来了。
在当年上千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每人都经历了煎熬、痛苦、挣扎、适应的过程，我们弟兄俩只是一个缩影。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受多大的苦，劳动不到二年，都出去当了工人。还有不少本来吃商品粮的知青把青春献给了那片陌生的土地，甚至把热血洒在了异乡僻壤。也有不少回乡知识青年，再也没走出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几十年后，在同学的聚会上，我曾听说过几个农民同学的现状，有的腰弯了，有的腿瘸(中风后遗症)了，有的卧床了，还有的已不在人世。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往事不堪回首。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堪回首的往事，往往会不时地出现在眼前，特别是看了梁晓声的几部反映知青的小说和电影，更激发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一种不吐不快的愿望油然而生。要写，写出那一代人的遭遇，写出那一代人的挣扎，写出那一代人的生活。
把我的想法和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五哥通了电话，五哥高兴地说：“不用你说，我已动手写了，刚写了几个片段，正愁写不下去呢!”
五哥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是理科，毕业后从事《兵工学报》的编辑工作，属于学术性刊物，涉及文学方面较少。可能是看到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对我非常信任，说：“长篇的任务就交给你吧。”并把已写好的几个章节寄给了我。
不谋而合，我很高兴，也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于是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跋涉。
二、小说中人物的设定和塑造
写长篇小说，说着容易，等真正动起笔来，才知道有多么困难。因为是第一次，整篇怎样布局，人物如何设定，情节如何推进，上下怎样贯通，前后怎样呼应，心中完全没底。
经过近半年的思考，我决定以自己家庭为原型，再进行艺术加工。但是，我们的遭遇远没有那么曲折、环境也没那么恶劣，构不成人物冲突，命运的起伏。
有时候实在写不下去，就停住笔，往往一放就是半年几个月。有时候会给五哥打电话，商量怎么办。几年中，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我和五哥互通长途电话不下百次。每次五哥都会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可以说，这个长篇有五哥一半的功劳，正式出版时，应该署上他的名字。
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来源生活，高于生活，不能局限在自己经历的小圈圈里。于是，就虚构了众多事件、情节、人物。比如大队革委会主任罗聚财、公社革委会主任刘子云、县革委会副主任方强、副县长王一忠、退休老干部冯婉秋、公社干部魏宝营、广播站编辑于波、文教局局长夏秋雨等等，都是虚构的。生产队长罗生财派肖启坤去锄地、拉煤，去沙河工地挖河、被抽调到县指挥部，和副县长女儿谈恋爱，痛打拐子罗有才等事件也子虚乌有。总之，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99.99%是虚构的，只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是真实的。
谈谈主人翁肖启坤这个人物的塑造。
肖启坤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他的父亲肖国泰是中学教师，懂得知识的重要，给孩子灌输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所以，他的家庭学习气氛浓厚，哥哥已考上了北京大学，肖启坤也跃跃欲试，志在必得。加上他和大队革委会主任罗聚财、生产队长罗生财有矛盾，“脱离文殊村，吃上商品粮”就成为他强烈的唯一追求。
商品粮，是指国家供给的粮食，吃上商品粮，就等于摆脱了农村，端上了铁饭碗，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五、六十年代，能吃上商品粮，是无上光荣和受人羡慕的。但是，奋力拼搏十几年，眼看目标就要实现，大学却不招生了，让回家劳动，这无疑对肖启坤是个沉重的打击。好在父亲肖国泰是一个清醒者，给他指出了“曲线救国”的前行办法，于是，他开始按父亲提出的办法行事。尽管这中间生产队长罗生财刁难他，派他干又脏又累的活，大队革委会主任罗聚财打击他，把他做的好事说成坏事，但他忍辱负重，奋力前行。目标只有一个：离开文殊村，吃上商品粮。
小说中，我把肖启坤塑造成一个不甘命运摆布、性格倔强、头脑灵活、才华出众但又不脱俗的平凡人。为了表现他的倔强，我设计了队长派他锄地、拉煤、抗洪抢险、颍河会战等情节。对这些派工，尽管他心里不满意，知道要去受苦受累，但仍然硬着头皮去干。在挖河工地，尽管手被磨破了，流出了血，疼痛难忍，但他仍然顽强坚持。得知妹妹被罗有财欺凌，肖启坤恼羞成怒，冲进卫生室，暴打罗有财等等，都是为了体现肖启坤年轻气盛的倔强性格。
在追求“离开文殊村，吃上商品粮”目标的过程中，肖启坤耍了几次手段，做了几次与主人翁身份不相符的事。比如为了报复罗生财，肖启坤把他的妹妹罗秋红约到偏僻的打麦场，企图和她发生性关系，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在和罗秋红或王雅馨谈恋爱的选择上，放弃长相漂亮，性格温柔、对他百依百顺的罗秋红，而选择性格孤傲、任性，自己不太喜欢的王雅馨，为的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进入县广播站。我的一个远房哥哥是个作家，看了以后曾建议把肖启坤与罗秋红在打麦场上的情节删去，说肖启坤这样做太龌龊，有损主人翁形象。但我认为，肖启坤虽然是小说中主人翁，但也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都有，一个政治上不够成熟，正在气头上的年轻人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很正常。你说他没骨气也好，说他没尊严也罢，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脱离文殊村，吃上商品粮”，过上更好的生活。在不少的小说中，主人翁往往被塑造成“高、大、上”的神人，没有私心，不求私利，光彩夺目，我认为这不符合社会现实，人的本能都是自私的，只不过经过环境的熏陶和良知的教育，有的人私心少点而已。
另外，通过这个长篇，我也想揭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人要摆脱卑微的处境，实现自己的理想，伯乐和机会甚为重要。我认为伯乐第一，机会第二。如果没有人帮助，有机会也不会成功。小说中，代课老师指标的出现，对肖启坤完全是一个机会，但大队革委会主任罗聚财不让他去，使他失去了这个机会。无论你再有才干，再有抱负，没人欣赏你，理解你，也是枉然。肖启坤在大队没人欣赏，处处受到打击，但在沙河工地遇见了慧眼识珠的公社干部魏宝营，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又遇见了爱才惜才的广播站编辑于波，把他调到县会战指挥部，他的才华才真正成为才华。后又遇见了实干家、作风正直的公社书记林文祥，把他留到公社当专职通讯报道员。如果没有这些伯乐，他照样不会成功。就我和五哥的经历而言，周口地区柴油机厂招工是个机会，但如果不是招工师傅鼎力相助，他不会进入工厂。电信局招工也是个机会，但如果没有电信局秘书的爱才之心，我也就进不了电信局。推而广之，社会现实就是这样，你干得再好，领导不欣赏你，不重用你，你的努力只是烟云而已。
小说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肖启坤的命运沉浮，从回乡的情绪低落，到进入县沙河会战指挥部并和副县长的女儿谈上恋爱的高光时刻，再到妹妹受欺凌、痛打罗有才被抓进拘留所，重新陷入低谷。一条是围绕学校的师资问题，离休老革命冯婉秋与儿子方强的较量，展现了冯婉秋这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争精神。
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力求做到百人百面，性格鲜明。冯婉秋退而不休、铁面无私，面对儿子的不作为、乱作为大声棒喝，最后不惜牺牲儿子的政治生命;县委书记胡冰川虽出场较少，但办事果断，一锤定音，决定撤销方强县革委副主任和刘子云公社革委会主任职务;副县长王一忠清正廉洁，作风踏实，一心为了工作;新任公社书记林文祥亲民爱民，深入基层，求正创新;学校校长常思远不畏强权，勇于扭转学校乱象。县教育局局长夏秋雨、实验中学教导主任肖国泰、文殊学校教导主任肖国善，虽看得明白，但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老支书肖振山一心为村民着想，但工作能力有限，当支部书记十几年，村貌改变不大。民兵营长马嘶鸣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担当;县革委副主任方强、公社革委会主任刘子云、大队革委会主任罗聚财、生产队长罗生财，财政局股长罗守财欺上瞒下、自私自利、胡作非为等等，在文中都有充分体现。
虽已努力，但还未尽人意，如情节不够紧凑，人物语言个性不足等。诚恳得到老师们的斧正、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