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中华诗协刘庆霖副会长在河北诗协网校给燕赵诗友做讲座，讲座题目是《一切世法皆是诗法》。世法如何转化为诗法，刘副会长提出了“力、思、魂”三法。当时听完后，感觉颇有感悟，于是仓促间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听刘庆霖副会长讲座〈一切世法皆诗法〉的一点思考》，对“力”法写了自己的一点见解。该篇文章发表在“雪绒花原创文学”5月15日的微信公众号上。
后来，对“思”法琢磨了琢磨，又来一篇随笔，题目为《“思法”之我见》，副标题叫“听刘庆霖副会长讲座《一切世法皆诗法》的再思考”，发表在“雪绒花原创文学”5月28日的微信公众号上。
对“力、思、魂”三法的考究，兴犹未尽，再对“魂”法大加思忖，相应来篇随笔，也算完满。“魂”法随笔，副标题沿袭上篇，叫“听刘庆霖副会长讲座《一切世法皆诗法》的再再思考”。
中国画讲究神似而形不似。诗画同源，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云：“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诗乃想象的艺术，亦强调神似而形不似，典范则是形神兼备。诗要有神用神，人则须要灵魂的投入。诗人写诗可分三类，下者用技巧，中者用才情，上者用灵魂。用灵魂写作的诗人寥寥无几。
严羽《沧浪诗话》有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花鸟、霜叶皆可有情志，入神感人者，灵魂参与也。若无深情，无灵魂，为诗而诗，必流于浅薄，又何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而写就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生命体验止于闺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生命经验则带到荒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生命经验参与田园劳作;“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生命经验关注山水景致。生活中无不可诗，因审美而成诗，因生命体验而有“魂”。
读诗就是读人，读他的人格、生命。叶嘉莹曾说，我们热爱诗词“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生命的感动和召唤”。“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古圣先贤、诗词作者们通过古典诗词流传下来的品格与修养，今天读来，依然能够让我们深受感动，照亮你我的人生。笔者大力推崇“诗教”，原因大抵在此。中国本土无绝对意义上的宗教，林语堂语“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亦有道理。
屈原，被后人称为“诗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大夫之伟大，不啻创立楚辞，开辟“香草美人”传统，更在其爱国情怀。生为楚国，死亦为楚国。
贾岛之诗虽非二流，但他用生命之力来吟诵，“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其精神不可谓不一流，故有“诗奴”之称。
“诗言志”。诗人之志，入诗便是“魂”。志，即志向、志气、理想、精神、情怀。写诗就是写自己的胸怀和情操。志有大小。大者如老杜之家国理想，因风卷茅屋而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大愿。小者如己之悲喜得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何其欣喜;“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适时发发呆。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诉之情，情发乎于内，难于矫造。诗人情志如何，入诗便知。毛泽东曾大加赞扬明代铁骨铮铮的谏臣杨继盛的诗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把他写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两句诗作为处世原则，并言，“诗言志，椒山(杨继盛的字)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明朝那些事》盛赞杨继盛：“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诗史上，杨继盛绝与李杜不比，令领袖看重者，志也。
《人间词话》中，静安先生首句便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无真情，无灵魂，何来境界?“菡萏香消碧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中主之愁，愁在南唐前途。“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冯正中之愁，国家前途未卜，自己又无能为力。
诗中表现“生”的色彩，才能感染人。只是言辞功夫、技术手段，虽可谓诗，但不能打动人心。“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好好吃吃饭，保重身体，以待来日相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岁月虽是杀猪刀，我更拿刀向岁月。“满目河山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慨叹美好事物之逝总是徒劳，倒不如珍惜当下。
唐诗多抒情，宋诗多说理。诗以美为先，意是次要。诗中可说理，而且还有可贵的作品。诗中说理不同于哲学论文的说理，不是直接议论。诗中说理，须使哲理与诗情诗味打成一片，说理并不妨害诗之美。“站得高才能俯视一切”是纯说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诗家语，人不喜欢被说教，而喜欢被感染。
诗与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诗中的情志带着很强的形而上的特点。诗是超越现实的，只需几个意象就能展示单纯的精神意境，凝聚起深刻的生命体验。“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镜湖水”，不点明何时何状，只概括性言，读之，物是之感已油然而生。
曾有人问叶嘉莹先生：“中国的古诗会消亡吗?”先生坚定地说：“只要存在有理想、有品格的人，中国的古诗就不会消亡。”人的灵魂不死，诗心不死，诗亦不死。中国诗词之幸!中国文化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