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
昨晚,我梦见了二叔,他说要一颗黑色的杏核,于是我和他爬上了一棵杏树,杏树不大,只三大枝,他先上,在树的一枝,而我在下面的另外一枝。树上的叶子不多,小儿圆,有点发黄,杏也很少。我摘了三颗好大的杏,放进了他灰色中山装的上衣口袋。杏的皮很皱,不很黄,发绿,却也很硬,有点像晚熟的桃子。
我们没有下树,也没有说话,杏树消失啦,二叔也消失啦。
事实上二叔在人世间已经消失了二十多年啦,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梦里见他。
二十年多年前的一个大清早,我在司马迁自修大学上学。早上八点,一节哲学大堂课。60十多人的大教室没有一个空位,学生们正翘首等待着从高校聘请的教授的到来。说是大教室,实际上是学校唯一的一个会议室。围墙是用土坯做成的,老式的木质结构,中间对称的四个木柱竖在土坯中间,和着四面大墙,一起支撑着。上面是一根一根木头架起的人字型结构的房顶,顶上的木料和着的泥巴清晰可见,严密,结实。教室的北墙上有两个大窗户,一个窗户上有七块玻璃,分三排,下面横排三块,是毛玻璃,看不见外面,上面一排两块,透亮。两个窗户各自距墙两米处的中间是两扇门,也是教室的大门,全实木做成的,新式的,此时正敞开着。从门进去的过道把教室分成了两大块,前面和后面,也就是右边和左边。我在大门后面的第二排坐着,我看见窗户外面有人影在动,抬头,瞬间不见了踪影。班主任沈小佳老师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他告诉我,有人找——
是六叔。他让我收拾了东西,并请假回家。
回家的路上,他才告诉我,二叔没有啦……
我抽泣着,六叔很平静,他只比我大六岁。
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家。因为车少,等了40分钟才坐上车。坐车40分钟之后下车,走路经过李村并翻过李村和大德堡村中间的西沟才到了二叔家。
我看见了二叔,他直挺挺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脸上蒙着一块蓝色的绸巾。穿着什么衣服,我已经记不清了。掀开绸巾,他的脸整个肿大,而且发紫,眼睛已经挤成了一条缝,鼻子塌陷,嘴巴肿的老高,嘴内含着的铜钱已经放不进去,脖子老粗老粗,完全看不见他原来的摸样,我止不住嚎啕大哭!
有人拉开了我,说是不能把眼泪掉在死人的身上,这样对活着的人不好。于是,这就算是我在人世间最后一次见到的二叔。
父亲兄妹共九个,兄弟六个。父亲排行老大,二叔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小时侯的记忆中,二叔总是乐呵呵的。他中等身材,方脸,浓眉,老实憨厚。肚皮上有一大块被烧的印记,夏天裸露在外面很害怕人。说是小时侯开水烫伤的。
二叔年轻的时候原本在白水煤矿井下工作,一次井下出事,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工友惨死在那里,严重的惊吓之后,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于是回到了大德堡村。他会赶马车,经常看着他坐在车辕上,右手扬起马鞭,“驾”的一声,车子奔驰,很威风的,只是每次回家脸都是黑糊糊的。那时侯的马车也叫轎(jiao)车,实际上不是马拉,是骡子,是给生产队拉煤跑运输,每天记工分的。后来他当了生产队的电工,村里有人老偷电,月底收不够电费,还得自己拿钱补上,索性不干。再后来他承包了生产队的磨面房,和二婶一起经营着,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再后来,土地下放,农忙时候,他种地、耕地、耙地、扬场......都不在话下。农闲的时候,跟着私人的工队当泥瓦匠,挣点零用钱。
二叔对我很亲,我也敢指示他给父亲理发,他很乐意,拿着推子就来找父亲。我学骑摩托车,是最早的50,他在后面给我把着,我加油跑,巷子里鸡飞狗跳,我惊吓,但停不住车,他在后面追着,喊着:慢些!慢些!我停下来之后,他气喘嘘嘘,让我一定注意安全。
二叔有四个女孩,大女儿比我大一岁,在我们这一辈中排行老大,我管她叫姐姐。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排行老三老六。在农村,总想生个男孩,到了第四个还是个女孩,排行老八。因为计划生育已经开始,超生的孩子户口不给报,于是老八的户口4年后才想办法报上去,黑户喊了老八4年。二叔只是乐呵呵地说:黑户我来养活。
姐姐初中毕业后没有再上学,于是二十岁就找了个上门女婿,上峪口矿上的临时工,于是一家七口人,两个男人挣钱,供三个学生上学,生活也算过得去。
二叔继续给别人当泥瓦匠,只是有一天,工头叫了他好几次,他说什么也不去,说是要给二婶的妹妹家帮忙。二婶的妹妹要在黄河滩地面上打井,早晨九点他是竖着去了,下午却被人横着抬了回来。
听人说打井用的铁管子要往井下放,管子的一头用绳子固定好,另一头几个人顺着定滑轮慢慢往下放直到完全放下去,没想到滑轮脱落,其他人放了绳子,只有他,死死的拽着,并且直接倒插进了井口,立绝。
打井队是大德堡村私人自己成立的,几乎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主家又是亲戚,最后双方说好各自赔了些钱,就了却了他的一生。
赔了多少,也没有必要知道。
只是他那年才45岁,老三16岁,老六14岁,老八才1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