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姐郭红梅比我大六岁，出生于1930年1月。从我记事起，就整天跟她在一起，她干什么我都跟着，我就是她的跟屁虫。
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后，我们家乡一带第一次解放。村子里进行了土地改革，同时也办起了民兵、妇女识字班。我二姐从前没有念过几天书，在识字班里她不仅认识了许多字，同时也知道了不少有关妇女解放的道理。她要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解足”(不再裹小脚)和剪发(由长辮子剪成短发)，那时村子里的人都管这种人叫二茬毛子。虽然遭到我母亲的反对，但也无济于事。
1946年秋后，八路军有计划地撤出了张家口地区，我的家乡一带成为沦陷区。我父亲给她订了一门亲事，是本院南屋的刘巨珍(我们称他二大爷)给她作的媒。男方是距离我们村五里路的高楼庄村的一个青年。说媒的时候，我二姐正在地上洗衣服。当时拿出照片来让她看，她看过之后也表示同意。并且已经写了订婚文书。
1948年，随着平津战役的进展。我军先后解放了张家口、新保安、天津，最后北平和平解放。家乡北辛堡第二次解放。八路军又回来了，但现在不叫八路军，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村子里驻进了土改工作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贫下中农起来与地主阶级作斗争，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家的邻居刘恒谋被定为反动小地主，扫地出门。他们家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搬到场院里，分别分配给全村的贫下中农。等轮到我们时，场院里所剩的东西已经寥寥无几了。我爹不愿去，他让我二姐去，结果我二姐只提回来半筐叶子烟。
区里还派来了宣传工作队，华北文工团也到村子里进行演出。这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特别是我二姐受到的教育程度更大。宣传工作队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社会的妇女要自己解放自己，男女要平等，婚姻要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媳妇不再受公婆和丈夫的气，要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
我二姐亲眼看到解放前的妇女受压迫，受剥削，受公婆和丈夫的气的很多情况。例如蚕房营村我大表姐(我二舅妈的大女儿)嫁给了李官屯村的王占熬为妻，他比我大表姐小五岁，所以我们都叫他小姐夫。她经常受到婆婆的虐待，每次住娘家的时候都给她拿许多针线活，并且规定在假期内一定要完成，否则回来时交不了差。这些针线活在规定的时间内她根本完不成。为了让我大表姐回去好交差，我二舅妈和她的妹妹们都帮助她一起干。我二姐也帮我大表姐纳过鞋底和鞋帮。她婆婆也知道这些活在规定的时间内她根本完不成，这样她回来时就有理由收拾她了。结果真的完成了，她也没有理由再整治她了。可是下次会给她拿更多的针线活回来。
我小姐夫夏天怕蚊子咬。他自己钻在蚊帐里，不让我表姐进蚊帐。夏天蚊子多，我大表姐在蚊帐外面喂蚊子。我小姐夫宁愿让她在外面喂蚊子，也不让她点蒿绳熏蚊子。
再如我们村西头的一户人家，儿媳妇因受不了公婆和丈夫的气而投井自杀。这个现场当时我也去看过。只见一口井的旁边放着一具尸体，尸体上面盖着一领蓆。
我们还看到我村梁家后坑的一户人家，给儿媳妇吃两样茶饭。其实吃的无非是高梁面饺子胡萝卜馅。就这些她也吃不着。给她吃的是推高梁面剩下来的高梁头子，现在连猪都不吃的东西，让她做成窝窝头吃。我二姐劝她跟她丈夫离婚。她们离婚后，我二姐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我姨家墙东刘延寿的三儿子刘永合。这家公婆和丈夫待她都不错。我二姐还动员她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同时她也动员其他妇女们走出家门，自己解放自己。
在村子里不管开什么大会，她都会登台演讲。她也没有讲稿，想到哪就讲到哪。说的都是有关妇女解放和参加生产劳动的事。还有婚姻要自由，反对父母包办。我母亲反对她整天往外跑，没个女孩子的样子。可是现在解放了，也管不了她。她还经常到区上去开会，(我们村属于怀来县第一区。区政府设在狼山)所以她跟区上的人都很熟悉。区委会还推荐她作为妇女代表出席了1950年年初在怀来县委大礼堂召开的“民兵、妇女、教师、儿童”代表大会。
我作为那次大会的儿童代表，在我们刘校长及董慧志老师的带领下也出席了那次大会。可我们还是像以前的八路军和解放军那样背着背包去参加。而且我们住的是怀来城北街一户居民的家中。那时北街还没有电灯，所以晚上点的是油灯。
而我二姐她们住的是南街县委招待所，那里有电灯和电话，所以生活很方便，而且还不用自带行李。在伙食方面，我们吃的是大锅饭，即小米干饭熬白莱，上搭油。她们却是在县委招待所里吃小灶。
大会开始了，第一项便是宣布主席团名单，居然还有我二姐郭红梅的名字，而且要到主席台上就坐。大会结束后，怀来县委决定让她作为妇女代表出席了一九五零年察哈尔省召开的第一届劳模会。
会议结束后，她带回好多奖品。其中有一种就是当时我们老家还没有的白色长云豆。我爹把它种上了，长出来的豆角真好吃。可是我爹却没有留种子，当年就吃光了。
开会回来后，怀来县委决定让她到县妇联工作。这次我父母算是下定决心了，死活不让她去，她也没办法。要不然从那时候起她就是国家干部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了。但她在村里仍然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当时察哈尔日报曾有一篇文章刊登在第四版上，是讲述省劳模郭红梅带领全村妇女扫雪的事儿的。
在文化生活方面：1949年冬天北辛堡排了三出大型歌舞剧，即“小女婿”、“小二黑结婚”和“刘巧儿”。在1950年春节期间进行演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有一些唱段我还记得几句。
这些唱段对我二姐的影响非常大。她要像小芹和刘巧儿那样作一对模范夫妻。再加上我父亲最喜欢的是我大姐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我二姐了。
我二姐从小就是我爹的出气筒，动不动就拿我二姐撒气，不是打就是骂。后来我二姐慢慢地长大了，不好再打她了，但还是经常拿她出气。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儿，父女俩个又生气了。这一次我二姐算是彻底寒心了，非要到我们东边地里去跳井。我娘抱着她始终不肯撒手，娘俩个哭成了一对泪人，她才没跳成。要不然我二姐早就没命了。至于我二姐的婚姻问题，她从省里开会回来后思想就变了。她决定要和那家退婚。但她又怕在父母及媒人面前不好交待，于是她就使用了一个“请君入瓮”之计。一天她答应说是到区上去领结婚证。这样男女双方及媒人一块儿都得去。等到了区上，她说是要退婚。对方怎样坚持都不行。区上的人说：“这是由媒人介绍父母包办的婚姻。退婚是合理合法的”。媒人问我二姐：“你不是说来领结婚证的吗?为什么又要退婚?”。我二姐说：“我不那样说，你们能跟我来吗?”。就这样他们才发现是上当了。回来后媒人说：“没想到我们好几个大人竟让一个小毛丫头给骗了!”。
退婚之后我二姐要作一番大事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婚姻问题上她都要自己拿主张。
说来也真巧，就在退婚后不久，从北京来了两个买木材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李田顺。我二姐就跟他说：“你们能不能在北京给我找个工作?”。姓李的答应了，不久就给我二姐来信了。来信说：“现在北京有一家做铁勺的工厂正在招收工人，你可以来报考”。我爹死活不给出路费，她自然去不了。
这时正是薅地的时期，我二姐就给人家薅地，薅了一季子地，赚来了去北京的盘费钱。结果等到了北京，人家早就招完了。我二姐只好暂时住在李田顺家里。那时候李田顺家住在一片高梁地里的一间小房子里，院门口有一个压水井。他们的生活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时候李田顺就给她说媒。说的是他的师傅吴鸿林。吴鸿林1925年出生，比我二姐大五岁，河北省衡水地区人，早年在天津当学徒，学的是车工。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被调入北京，安排在北京新生铁工厂当车工。二人在李田顺家见了面。我二姐当初并不怎么满意，她嫌他年龄太大。但是因为退婚后，对方家庭造出的许多谣言的压力太大，使得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脱离开当时的生活环境，这才选择了来北京。再加上男方的工资又高(五级车工，每月工资60多元)，她也就同意了。
我二姐回家跟我父母说明了这件事，他(她)们也都表示同意。就这样她做了几件衣服就到北京去结婚了。当时她们租了一间小房，地点在德外大街关北头的前菏包嘴胡同一号。婚礼是在鼓楼大街一家很像样的大饭店里举行的。事先她给我爹写信，请他来参加婚礼。为了保险起见，走的是挂号信。结果等我们收到信时已经晚了。第二天我跟我爹坐火车到达后已经是下午了，婚礼早就结束了。
当天晚上给我们从饭店里端来了几个好菜，大家一块喝盅酒。我姐夫他爹早就来了。亲家二人初次见面谈的就很开心。第二天中午吃的是白面羊肉包水饺。为此我爹很不满意，他当天晚上就要坐夜车往家走。这时李田顺说：“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多住一宿吧”。我爹说：“我们是来坐席的，他们就给我吃这个?”。噢!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原来是为这呀!
于是在大家的挽留下，我们才没有走。我姐夫工作的单位在德胜门外关北头的老君庙。把佛像搬掉，改建成新生铁工厂。所谓“新生”，就是专门改造劳改犯的地方。我姐夫的工作是专门负责教那里的劳改犯学习车工的。那时候我们的技术还很落后。在一个大车间里，屋顶上有一根很长的天柚。由一台电动机带动着那根天柚在转。柚上有好几个皮带轮，轮子上面挂着皮带，皮带带动着下面的车床在转。谁工作的时候，把皮带挂上，车床就转起来了。休息时把皮带摘下来，车床就停了。
我姐夫由于多年干车工，整天弯着腰，低着头，专门看那个工件，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多年来落下了个背部骨结核的毛病。住院治好后，医院专门给他配了一个钢筋背心，整天戴着它挺难受。于是就给他调换了工种。改为保管工具的工作。这样坐着干活腰就不痛了。
我们家乡一带号称水果之乡，什么水果没吃过呀!可是南方的水果，如香蕉，桔子等，连见都没见过。我二姐在回娘家的时候，从北京给我们带回来许多香蕉和桔子，我爹又挺高兴了。
1950年9月下旬，我们地里的热海棠熟了。我们摘了十多筐，足有一千二百多斤重，我爹让我弄到北京德胜门内的果子市场上去卖。他说：“你就住在你二姐家，可以让她帮助你一起卖”。本来批发价可以卖到3分钱一斤。但由于在运输途中有点受热。部分海棠有点儿烂了。结果只卖到2.2分～2.5分钱一斤。这样折算下来再去掉手续费和运输费，我只拿回来7.8元。全部交给我爹，我自己一分钱也没敢花。
我在北京时，由于正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就在北京多玩了两天。结果回来的有点晚了，不仅我爹把我给骂了一顿，我二姐对我还有意见。她说：“到北京来卖了一趟货，住在我家，吃在我家。临走时一分钱的东西也没给我们买”。
转眼来到了1955年7月份。我初中毕业后，和我的女朋友胡媛林约好，一块儿到北京去考中专，可以吃住在我二姐家里。那年我二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名叫月英，那年才三岁。老二是男孩，名叫国青，当时才两个多月。
我二姐当时住的是个小耳房，房子很小。除了能放下一张双人床之外，地下只能放一张小桌。我姐夫临时住在集体宿舍日里。那时候李田顺已经搬家了，住在一家四合院的东耳房里。正好他回老家探亲，我就临时住在他家里。我女朋友只好跟我二姐睡一个屋。但仍然睡不下，又找了一块木板，一头搭在桌子上，一头搭在凳子上，形成了一个二层床。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半个来月。
结果我的女朋友胡媛林考上了北京石油地质学校。我却落榜回家种地了。胡媛林在北京上了三年学，她经常去我二姐家。她大哥是个红炉匠，经常做一些糕点。她每次放假回来时总给我二姐带些点心。这样她们的来往很密切。
我母亲还到北京去住过。还见过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我二姐在作姑娘的时候，就有几个好朋友。一个是胡万的女儿胡桂兰，一个是刘保珍的女儿刘仲英。她们从小就在一起玩儿。
解放后她们二人都嫁给了当官的。胡桂兰随丈夫驻扎在大连。他们往返大连与北辛堡之间，每次经过北京时，我二姐那里是必然要去的中间站。刘仲英随同丈夫驻扎在北京。一次我二姐带我到她家去作客。中午饭她们招待我们。可她丈夫是军官，吃的是小灶，仲英是战士吃的是大灶，我们是客人吃中灶。刘仲英先把她的那份饭从食堂里打回来，再去给我们打客饭，拿回宿舍一块吃。
我姐夫的工资又提了一级，已经是六级工了，工资每月75元。我二姐完全可以在家当家属。可她接受的教育已经让她形成了她的认知，她觉得作女人就要在经济上独立，作事要自主。她要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记得一次是在冰窖口干活，但干的是什么活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在德外大街路东的一家电木厂里“打压力”。什么叫打压力?就是将粉沫状的电木放在模具里加温加压，最后做成从前使用过的电灯灯座、灯口和拉盒。这个厂子是街道上民办的。所以是街道工厂。工资是每月20元。她还干得挺起劲。她也曾被评为西城区的劳动模范，并代表西城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劳模会。她也曾作为女服务员在人民大会堂里招待过外宾。
我母亲早在1939年冬天生我妹妹的时候，由于是冬天，在月子里背部着了凉，就落下了个哮喘病。没想到在1959年秋后病的就不行了。
那时候我还在保定上农校。9月1日晚上我正在上晚自习，突然接到了一份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我立马乘坐夜车赶到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终点站。然后我乘坐20路昼夜不停运的公交车。在前门汽车站下了汽车。我一路小跑来到了我二姐家。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坐火车回到了老家。可是一进家门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停放在院子里的棺材。那时我哭了(这时当文章写到这时鼻子一酸，眼泪又差点掉下来)，我二姐趴在棺材上不起来。没想到我娘走得怎么那么早。那年她才53岁。
1960年7月我在保定农校毕业了。学校领导以各门功课及操行评定全五分的优异成绩将我保送到北京农业大学继续深造。这样我在北京一呆就是五年。
在这五年里，每逢节假日，我基本上都是在我二姐家度过的。记得那是1961年的秋天，我们参加劳动，干的活是翻一块白薯地(地瓜)。我翻出来不少白薯。下班后我没走，我又继续翻出了一些。总共装了半面袋子。星期天一早我就把它送到我二姐家。我二姐正在为月底快要断口粮而发愁。这下给她送来了救命薯。
那时候她们已搬迁到到后荷包嘴胡同一号。因为街门开向德外大街，所以买各种东西都很方便。她们仍然住北屋，在这个院的南屋，相隔不到三米，也住了一户人家。她是我们怀来县新保安的老乡，我们管她叫二姐。她有一个女儿叫“芳子”，跟我外甥女月英是好朋友。她俩经常在一起玩儿。直到现在她们仍互相走动。
在七十年代北京市的各种供应大有好转。然而在油田，各种物资还很奇缺。所以我们每次从北京回油田，都要带一些东西回来。比如两袋细盐面，一双拖鞋都要从北京背回来。大件的家俱也有不少是从北京寄来的。为此我二姐一家为我们操了不少心。比如一件价值72元的双层棉大衣，一个两屉两门的小桌，一个双缸洗衣机都是从北京运来的。那时候电冰箱在北京才刚刚上市，我外甥国青为了给我们买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整整排了一夜队。再如一个双门带玻璃里面有隔板，又有抽屉的大立橱。当时在北京只有有结婚证书的才能买得到。
当时在北京有一种试产品，是用木屑高压板组装成的桶子式大立橱，刚刚上市。售价70元。我姐夫就为我们买了一台。整体包装托运到油田。这些东西真是来之不易。以上那些东西早已更新换代，只有这一件还在用着。
由于在油田我们的工作都非常忙，我的大女儿和儿子幼年时期都由我父亲和继母抚养，我把钱和全国粮票都寄给我父亲。当时全国粮票都是按当地的粮食供应比例购买的。我父亲说河北的粮食供应粗粮太多，就把全国粮票寄给我二姐，让她在北京给买点细粮。我二姐为了能够让老人和孩子吃上细粮，每次都是用自己家的细粮给我父亲补齐斤数。配比的粗粮就留下来自己家人吃。
我二姐先后搬了几次家。后来又搬到五路通。但是房子都很小。不管搬到哪里都是我们回老家的中转站。无论我是在保定，在天津，还是在山东。北京我二姐家都是我们的一个中间驿站。
后来根据市政规划才在五路通前面的一块空地上盖起了几排平房。分给我二姐他们一套。这个平房比较大。里外两间大卧室，对面还有一间橱房。一个院子里住了四家人。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他们在大街门外面的墙上钉了一个奶箱。那时候在北京可以喝到新鲜牛奶。当你把这瓶鲜奶喝完后，把空瓶子放在那里，送奶的工人来了，把空瓶取走，又给你放上一瓶新鲜奶。院子里有一个自来水笼头，用水比较方便。但是没有厕所。上厕所要到外面的公厕。
大街门旁边安装了一块公用水表和电表。所以水电费都是公摊。这样在用水和用电方面大家都很注意。比如在用电方面，每个屋里只装一个15瓦的白质电灯泡，亮度很小。晚上还不敢早开灯，生怕别人有意见。再比如国青给我们排队买来了一台双缸洗衣机。拿回来我二姐先试用一下。邻居就说：“这个东西好倒是好，就是太浪费水了”。
我们在油田用水很随便，可是我到了北京，因为是厦天，我光脚穿了一双塑料凉鞋，我还是到大街上的自来水管去冲脚。街坊都有人给我二姐提意见。说：“这样太浪费水了”。我二姐只好用盆给我端一盆水回来让我洗脚。
现在月英和国青也都长大成人了。但是由于正赶上文革时期。他们都没有念过几年书。
月英过早的参加了工作。国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延庆。铁路上到延庆去招工。他才被招收到铁路的丰台机务段。当一名机车司炉工，专跑京津铁路这一段。
文革后期中央有个各高等院校及重要企业下放三线的政策。那时候我姐夫他们厂整体外迁到河北邢台。后经多方努力，以我姐夫身体多病为由，才将他调回北京。1975年我姐夫的臀部长了两个包。经医院检查结论是“嗜酸性肉芽肿”，需要住院治疗。因而住进了北大医院肿瘤科。后经多方医治，因抢救无效于1978年去世。享年53岁。
那时她们的女儿已经结婚，不和我二姐住在一起了。儿子的工作地点离家又太远。铁路运输工作时间又不规律，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了。
我姐夫去世后，为了能够很好的照顾我二姐的生活，姐夫的表弟帮忙把国青调回城里。安排在北京皮鞋二厂当工人。并且给他介绍了一个对相叫秀云。秀云是在皮鞋厂车间做皮鞋的工人。国青和秀云结婚后，他们俩口子住里间，我二姐住外间。后来他们把我二姐承租的房子交给了皮鞋厂，和厂里置换了位于南沙滩的一套两居室的楼房。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
1976年春天。我继母因癌症去世。我和我二姐一块儿回老家去处理丧事。没想到我郭礼哥和王富玉大姐早已帮我们把尸体在沙城火葬场火化了。并且己经把骨灰盒寄存好了。我们回去后，只是把家产处理掉，又把仅有的三间东房卖掉。
我二姐这时还将一口棺材的木料寄到她爱人的老家，去给她公婆做棺材。因为那时衡水地区还实行土葬。
我把我父亲接到油田居住。我父亲因脑血栓医治无效于1978年8月31号在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去世。享年69岁。
转眼来到了1984年的4月份。我到大庆去参加全国堵水工作座谈会。回来的时候，我老伴也从油田赶到了北京。我们二人在北京站会面后，一块到我二姐家。回来时把我二姐也一块儿接到油田来住些日子。那时候我们已经住上了六五楼(指有效面积建筑面积八十多方平方)，我们住的是一楼。楼前有个小院，院子里有个储藏室，还有两个花池子。花池子里种了许多花，还有一架葡萄。屋子很大，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洗澡可以在家里。房子前后全是大玻璃。各屋都是40瓦的日光灯。宽敞又明亮。那时在油田住房费，水电费及天然气费一律全免。
我二姐在北京一辈子了也没住上过这样的大楼房。她深有感慨地说：“没想到我弟弟这些年混的真不错”。我本想留她在油田多住些日子，等明年秋后我再送她回北京。可她说：“我有风湿性心脏病，一到冬天就更厉害，所以我必须回北京”。正好那年我大女儿考上了管道局廊坊管道学院。临开学时顺便把我二姐一块带回北京。没想到这一去竞是永别了。
1988年夏天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外甥女的一封来信，信中写到“我母亲病重，希望您能来一趟”。我接到信后急忙坐夜车赶往北京南沙滩我外甥国青家。我还以为我二姐仍然住在国青家。可是等我到了他家，家中并无一人，家门是锁着的。我问过邻居之后才知道他们已去了南城他姐家。
但他姐住在哪里?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午饭我还是在邻居家吃的。下午我在楼下等了一下午，直到晚上国青他们俩口子才从南城回来。第二天我随同国青来到了他姐家。原来我二姐因风湿性心脏病住在宣武医院，因抢救无效而去世。
这时我姐夫家的弟弟和侄子们，宣化我大姐的女儿玉芳和儿子玉涛，我二姐单位的领导和朋友，月英和国青单位的领导和朋友等人都已到齐，我是最后一个赶到的。
第二天一早我和她的孩子们一块儿到宣武医院的尸体冷冻间去给我二姐穿好装老衣服。我还给我二姐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骨灰盒。我二姐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八宝山火葬场的遗体告别厅举行的。亲爱的二姐永别了。可惜你辛勤操劳一辈子，却过早离世。那年你才58岁呀!
火化后她的子女们商议决定，将骨灰暂时寄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后送回衡水老家，在老家的祖坟里和我姐夫并骨。2013年他们老家因修公路占地，地里的坟墓都要迁移。她们的子女就在北京市昌平区天寿陵园为他们买了一块双人墓地。现在我的二姐和姐夫就安眠在那里。
二姐，我亲爱的二姐，从小你最疼爱的弟弟，现在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头了。现在我只能以这种方式来祭奠你了。
二姐，我想你了，现在我要哭……
最后还是让我以一首水调歌头来纪念你吧!
《水调歌头.人生》
离开北辛堡
走出郭家门
参加县联大会
当了省劳模
不顾家庭反对
来到区上退婚
终于得自由
拜托李田顺
结识好男友
新婚宴在鼓楼结恋筹
夫妻生活幸福
勤奋永不丢
更有一双儿女
承业勤劳向上
早逝心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