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家的房子是四间茅草房，但院墙却是用上等的青砖砌成的，还带着宽大的中式传统门楼。砌院墙的青砖，全是爷爷手工制作，脱坯，码垛晾晒，放土窑里煅烧三天三夜，再把河水挑到高高的窑顶上，一点一点洇进去，冷却三天三夜。出来的青砖方方正正，无开裂，无变形。每一块砖，都带有爷爷的温度和汗水，一排排垒在院墙里，像是他训练出来的士兵，守护着院子。
为什么土墙住房配这么好的院墙?从小就不得而知，还未来得及问爷爷，他就去世了。爷爷去世那天早上，他给牲口拌好草料后，觉得头晕，奶奶正说着要去医院看看，他便一头栽倒在地。送到卫生站后，打了救心针，才算苏醒过来。父亲要扶他上架子车回家，他坚持自己走，刚一起身，又栽倒在地，从此再没醒来。随着爷爷去世，我心中的疑问便成了隔世的不解之谜，只有高大的院墙，寄托了我们无限的哀思。
院墙内侧，是半亩地的宅子。院子很大，有些地方很少有人涉足。靠南墙根儿的一片空地，几乎成了鸡的天地，有了鸡粪和落叶，土地变得十分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东西。我对植物有天生的敏感和喜爱，处处留意花草，遇到入眼的，自然会挖回家。南墙根儿的那片沃土，便成了我的私密花园。苹果，石榴，桑葚树;蜀葵，菊花，指甲花，无一不是花园里的小主人。很多植物，种是种不活的，即使种活，在墙根下也难以长大。但这并不重要，儿时的乐趣，并不在于结果，在墙根下侍弄花草的过程，才是真正的乐趣。或许，在今天，诸事亦如此。
分家，是家族里的一件重要的大事，而盖房子则是重中之重。在那个年代，只有劳力弱的家庭才会买砖头建房，绝大部分家庭，都是自己烧砖。在村子南头，生产队的花炮厂曾经红极一时，名噪四方。很多时候，走到顶峰后，往往会迎来转折，一场火灾之后，花炮厂便一蹶不振，再没了往日的风光，渐渐变成了一片空地。后来，那片土地又被切成小块，成了村民的宅基地。在农村，宅基地是男人的标配。只要是男孩，一定会有宅基地。父亲也不例外，只是，分到宅基地时，父亲已经年过而立，我也已经有了清晰的记忆。我们的新宅子位于花炮厂旧址，仅靠马路边，属于上等的地段。
有了宅基地，父亲继承爷爷的衣钵，自己动手脱坯，烧窑，建房子。新房坐北朝南，三间正房青砖青瓦，西面建一间小厨房。宅子的南面，是同族“爷”字辈儿邻居，红砖房子的后墙，自然成了我们院墙。这样一来，北面和南面都有了房子，剩下西边的一部分和东边，便成了“豁子”。父亲追求完美，绝不允许院子四门大敞。砖头不够，就用泥来垛墙。去田里拉几车好土，掺进一些麦秸，加上水，反复搅和，再穿上长筒胶鞋踩上两遍，黄泥的可塑性变得越来越好。此时，父亲用泥叉把黄泥一叉一叉叠起来，就成了宽厚的院墙，父亲把这个过程叫垛墙，“垛”字读三声，父亲说出“垛墙”两个字时，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毛白杨的叶子哗啦啦拍着手，我几乎把他崇拜成了神。垛墙是力气和技巧的综合体现，力气不够，难以坚持，技术不好，墙会歪斜。父亲是村里垛墙能手，不用拉线，不用打水平，只需一双手，只需三五天，院子东西两边的院墙就垛好了。
黄泥垛的院墙无法建门楼，父亲就找来手腕粗的桐木、杨木，锯成人身的长度，钉成一扇牢固的柴扉，作为黄土院墙的绝配大门。我读小学五年，那柴扉和土墙陪伴了我五年。五年时间里，土墙不断变矮，顶部被雨水冲刷得斑斑驳驳。羊羔们淘气，经常爬上去“沿墙头”，父亲每次见到它们上墙，便会抡起鞭子，甩得“啪啪”响，嘴里嗔怪它们：“下去!上劲得要命!得赶紧上绳，拴起来了!”没等到羔羊长到上绳的时候，院墙已经被蹭得矮到人的肩膀了。
夏天，男人和小孩图凉快，只要不下雨，夜晚基本上都是睡在院子里，或者打麦场里。我家院子里的梧桐树长得茂盛，早晨阳光几乎无法落下来。暑假里，我可以光着屁股睡到太阳老高，不担心太阳晒到屁股。
早上的院子是热闹的，父亲挑粪浇菜，母亲喂鸡。邻居来借扁担的，还水桶的，还有路过门口进来借厕所的，络绎不绝。偶有邻居大娘过来借发面的酵头，顺手给我的屁股来上一巴掌：太阳晒到屁股了!母亲把酵头递给大娘，嘴里打趣道：就是啊!那么大的孩子，撅着个屁股不起来，你大娘啥都看到了，也不知道害羞!我哼唧一声，翻了个身，继续睡。
在新院子里，我仍然不忘种花种菜。夏日的午后，父亲躺在院子里的木床上，“呼呼”地午睡，我在院子里倒弄花。家里没姐妹，开得红艳的指甲花派不上用场，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盛开、凋谢。突然有一天，邻村的女生从门前路过，看到我的花，便进来讨要。她长得好看，常常被班里的男生打趣。我天生腼腆，平日很少与她搭腔，她突然来讨花，我的心激动得提到了嗓子眼儿。她摘了花，离开院子时，父亲醒来了，揉着眼睛问：“跟谁说话啊?”我刚刚平静，被他一问，心脏又“突突突”急跳起来。原来，父亲并未睡实，只是没有打扰我们。
两天后，在班级里，我看到了她染得绯红的指甲，配上她白皙的皮肤，平添几分秀气。
有了第一次，便有了欲望，当我再在院子里侍弄花草时，常常盼望她来要花。但是，她没再来，有时我跑到门口伸长了脖子，望着她必经的路，等她走近，我又跑进院子里，蹲下来玩花，她走到我家门口，向里面看了一眼，却没有进来。等她走远了，我失落地背起书包，慢吞吞走去学校。
后来，干脆把花放到斑驳的院墙上，她不用进院子，便能看到。找到了吸引她的方法，我心里有一种朦胧的兴奋。这种兴奋持续了一年，她调走了，但是我的花一直放在墙头上，再没有拿下来。越来越矮的院墙，和墙头上越种越多的花草，成了我心中一个秘密的载体。
这个载体，在初中那年被打破了。
我读初中时，人民公社已经解散多年，大家都敞开力气挣钱。父亲也不例外，靠养猪养牛羊收入，不仅供养我们读书，还积攒了余钱。此时，我们兄弟几个好像吃了化肥，见风就长。为了改善越来越严峻的睡觉问题，父亲把东边的院墙拆掉，建起了东屋。三间东屋，红砖红瓦，两间睡觉，一间做门楼，房屋的后墙完全取代了东边的院墙。
只有院子西边，还保留了一段泥土院墙。院墙外面，是年轻的邻家叔叔。叔叔高中毕业，懂知识，会养鸡，头脑里有很多新想法。在我眼里，他是十分高大上的知识分子。叔叔帅气，婶婶也漂亮，两人的身高加起来，足有一丈多。两人刚结婚时，恩爱喜庆，欢声笑语不断。隔着墙头，我们便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那时的院墙，并非真防贼，而是创造一个私密空间。夏天，男人下河洗澡，女人害羞，又不会游水，只能趁着天黑，在院子里水井旁冲洗身子。除了欢声笑语，隔着院子还能听到哗啦啦的水声，在蛐蛐“吱吱”的鸣叫中，哗啦啦的洗澡声成了村庄夜晚的独特风景。
虽有一墙之隔，但邻里之间的交流是无间的，讨个蒜，要棵葱，借个斧头，拿个筐，是常有的事儿。逢年过节，从墙头上递一碗饺子过去，送两个包子过来，从未间断。
发现林家叔叔的变化，是他们结婚两年后。不经意间，院墙那边的笑声越来越少，找我家借东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有时候，还会吵嘴，摔东西。聊天的饭场儿里也少了他们的身影。在大人的谈话中，我隐隐约约知道了墙外的秘密：结婚两年没生下孩子，焦虑和抱怨，逐渐代替了欢笑。
听到隔壁吵架，母亲惋惜地自言自语：你看看，原本多好的人啊!咋会落下这个病呢!
吵归吵，叔叔并未气馁，找郎中抓药，依偏方食疗，对身体的调理十分积极。很快，院墙隔壁飘来中药味儿、炖鱼香。
苍天不负有心人，两个善良的人，终于被好运眷顾，不到半年时光，他们的身体便有了明显的改善，院子里也起了变化，少了吵架，多了嘘寒问暖。终于有一天，婶婶抚着肚子，又站到了闲聊的人群里，脸上又恢复了幸福和自信。婶婶恢复了爽朗的笑声，隔墙借东西的声音也提高了不少：嫂子!有姜吗?
不止西边的叔叔，南边的小爷家也没受到院墙的阻隔。他们房子西边是猪圈，隔墙是我家的猪圈，两家的猪经常这边哼一声，那边也哼一声，里应外合。一家给猪喂食，另一家的猪听到动静，一定不会安静。小爷要借锄头，父亲只需隔着院墙一扔，锄头便扔到他们的猪圈里，动作潇洒得不亚于标枪运动员。
这种墙里墙外的融洽，在一场变故中被打破了。事情的起因，有点荒诞，而又富有戏剧化。小爷去棉花田里干活，村里的女人在隔壁田里拾棉花。中午十分，村里突然传来女人喝农药的消息，女人临死前，说在田里被小爷非礼。女人的情商和智商都不高，这在村里是共识。小爷丧偶多年的隐情，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女人家族人口众多，势力强大，哪里咽得下此等屈辱!遂召集了一帮男丁，抄着木棍铁锨，把小爷家砸了个稀巴烂，连囤里的麦子也被倒上大粪。早已逃走的小爷一家，从此再没回来。女人的家族不甘就此罢休，干脆把女人的尸首搬进小爷家里，用砖头封了屋门。
六月的大热天，活人都能烤出油来，尸体自然是抵抗不住的，很快便腐烂了。村民无法忍受腐臭和心理的双重折磨，请来警察协调，女人的尸体才算入土为安。但小爷的房子却成为了凶宅，被长期空置。
过了很多年，小爷的亲戚把房子拆了，父亲出钱把房子的后墙买下，变成了我家的院墙。父亲把它重新修缮好，墙顶上做了围檐儿，又在墙根种上两株凌霄。凌霄是速生的藤本植物，只需两年时间，它便爬满了半个围墙，还一直爬到门楼上。一到花季，橘红色的凌霄花与白色墙壁相映成辉，十分壮观。
对于院墙，最遗憾的是大哥。大哥的新房盖好时，没钱垒院墙，整个房子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加上宅子在郊外，每到夜晚，仿佛裸睡于野外。大哥心高，把日子过得不输于人，是他一直的追求，拥有一座完整的院子，是他最低的愿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是，大哥家的院墙一直没有垒起来。为了弥补生意的失败，大哥早年去新疆闯江湖，临走前，反复向父亲承诺他会把钱重新赚回来，交代父亲一定要把院墙垒起来。其情之切，如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动容。
在新疆，大哥做装修工、扛煤气罐，凭着一身肌肉打出了自己的天地，把家小也接了过去。回来生活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他的宅子便被闲置下来。经年的风雨摧残下，当年的大飘檐瓦房变得破旧不堪，只有在过年，我们会过去贴上新的对联，平日里几乎闭门不开。院子里种了油菜，大蒜，跟四周的荒草连成一片。院子用不到了，大哥也就不再提垒院墙的事儿了。如今，村庄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大哥的院墙，或许将成为尘封的记忆。
进入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道德的提升，随着村里人越来越有钱，小偷也多了起来，多到需要村委组织青壮年巡夜。“现在庄里边风气坏透了，喂猪丢猪，养羊丢羊，连鸡窝的几只鸡，也被小偷惦记着。”在电话里，父亲如是描述村里的风气。无奈之余，父亲更加重视院墙，该加高的加高，该加固的加固，最后，他干脆把木床搬到门楼下，夜里堵着门口睡，冬天的夜风冷得透骨，父亲担心他的牛，坚持睡门楼下，守着大门。但是，父亲的高墙并没有防住贼人，父亲不再用小偷这个词，而是用贼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贼人的胆量和盗窃术超出了父亲的想象，他们从父亲的床边偷走了黄牛。
在当时，那头牛是父亲唯一的值钱财产，丢牛事件给他带来的打击，已经超出了经济上的损失，给父亲心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对于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他一直感到自豪。但是，在丢牛之后，他迷茫了，这个历史上一度成为县里典型的村庄，怎么会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在电话里安慰他，劝他把院墙再加高一些，被他否定了。
父亲不再相信院墙，人心变坏了，再高的院墙也防不住。他没有加高院墙，但从此之后再不养牛。多年之后，牛肉价格暴涨，我们在电话里跟父亲说笑，说让他养一头牛也能卖不少钱，父亲的回答很决绝，没有半点余地。或许，丢牛事件给他带来的信任危机感是一生的，修复起来并非易事。
近几年，常听朋友说买别墅，偶尔我也设想一下买别墅的情景，当我跟爱人提起，爱人第一句便说：要买就买个带院子，有隔墙的。我付之一笑，心想，城里别墅贵得令我望尘莫及，老家村子要拆，想拥有院子，怕是难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