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外毛埂上长村大巷分前、中、后三条村巷，我家住村西前排第一家。场前十几米就是一条几十米宽阔的扇形大河。河流清澈，水流湍急。村西头金岸上的一条约二米宽的堤坝，是我们全村人出入的主干道。说起金岸上的堤坝还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毛骨悚然的难忘故事呢。
相传从前毛埂上连年水灾，金岸上的堤坝是筑了塌，塌了筑。全村几百户人家常常颗粒无收，饥荒讨乞。为此，村民们拜天拜地拜鬼神，终于求得一个妙计福音：只要在修筑大堤时，一边焚烧大量香烛纸钱，一边要点亮一盏油灯，将一对穿着一新刚会说话的金童玉女一同送入，就能使毛埂上的村民长治久安。
在万般不舍和祈祷中，村民们跪地虔诚地将这对幼童送入堤下。从此大堤相安无事、太平盛世了几百年。毛埂上人安居乐业，粮渔丰收。但每当清明、冬至等鬼节到来时节，清早夜半的雨雾里堤坝上，常常传来阵阵低沉的孩童啼哭声：油干灯草尽，油干灯草尽……
我的祖上听说也并不富有，爷爷也有几个弟兄。我爷爷个子高大，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我奶奶是本村周家大门里的大家闺秀，自从嫁给爷爷后，里里外外一把抓，很会打理家务。除了勤劳会种田外，还利用自家住在河沿边上水面多的优势，种菱、种藕、种茭白、抓鱼、捉蟹、养猪、养羊、养鸡、养鸭等，家庭副业样样上，六畜兴旺奔小康。没过几年一个富足小家庭，就从村上脱颖而出……
没过几年，爷爷更是从他上塘的一个姨表亲那里，摸到了一个秘密致富暗门生意，买了条大船摇船到上海黄渡、青浦和浙江塘栖、西塘等地美其名曰：换糖。
这条大船东游西荡，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看他出去时是条空荡荡的空船，回来时却是满满一船琳琅满目的“旧货”。奶奶神秘地告诉我，上海、浙江的富家女人、住家女佣出于各种无奈和生活所迫，常常会把家里的黄金细软各种贵重财物，拿出寄存、抵押、变卖。有时一些名贵值钱的家当，爷爷只用几只针头线脑或几包苏州土产就置换到手了。
爷爷出手仗义，为人爽气;奶奶待人真诚，勤俭持家。很快在村上结下好人缘，他们有了钱，开始置地找帮工，好吃好喝伺候好他们。农闲下来，做米酒、做粽子、做百叶结、做大团子、做年糕让他们吃饱，还大包小包带回家。中午、晚上休息时，就采了香瓜、西瓜、桃子、柿子、炒蚕豆、南瓜子、香瓜子、摘了红菱、和尚菱、莲藕给他们吃。因此，我们家的田里、河里的收成，年年都比别人家好，一年更比一年好!
我问奶奶：“旧社会是不是很苦的，都没吃的。”奶奶说：“我家长工吃炒蚕豆、吃花生吃得牙齿痛。”我父亲小时候把肉饼子当糯米粉细团子吃。
很多人家养了儿子，因为交不起一岁一担净谷，而大都一出生一、二岁就找人家配好了小亲。我父亲在四、五岁也配好了村上的一家条件不错人家的小亲，后来姑娘长到十几岁时生病夭折，父亲伤心至极一直不肯配亲。到了十七岁时，才相亲中了家里开绸缎店的我母亲。十七岁定亲礼是要送净谷十七担。比起人家小人家小势，一、二人肩扛手提去定亲。我们家是十几、二十人排了长队，浩浩荡荡去定亲，你说气派不气派。
外婆家属于工商小资产阶级，一没有田地，二没有人会种田。十七担净谷吃几年，也要坐吃山空。有闲人想起我家还有个叔叔，于是又把我阿姨领到我家门上提亲。爷爷奶奶说现在是亲上加亲了，给少了不仅不好交代，而且吃不了多久还要没了!
这会找人扛啊抬啊不顶用了。他们想起了家里平时施肥、收割用的大木船，张灯结彩装了满满一船新打的净谷，用二撸快船吹吹打打，送到了住在大户大宅院里的外婆家里——谈家浜。毛巷、庄基沿河两岸的乡里乡亲，看叔叔阿姨定亲如此热闹、壮观的送粮船队，比以往看别人家结婚做亲的人还要多。
爷爷奶奶手里有了钱，就不停地开始扩张田亩，总是买了租田买自田，买了自田买租田。他们定下的目标是要给二个儿子，各买租田二十亩，自田二十亩。我们家原有二个宅基，一个宅基房子里住人，还有一个宅基房子里屯米、屯谷、屯爷爷从上海换糖换回来的旧布头、旧鞋子、旧衣裳和破铜烂铁等。他们盘算要买一座宅院给叔叔阿姨住，人家介绍了河东岸杨家角的一座院落，价钱谈妥，房契写好，坐等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没曾料到没过几天，春雷一声震天响，一夜之间变天了。共产党来了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有人主张将我们家评定为打击对象——富农家庭。但因杨家角的那座宅院，没有完成事实交易，再加我爷爷奶奶人缘好，最后只能认定我家为：贫下中农阵营中的中农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