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是人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食物。作为政府的领导，如何丰富市民的“菜盘子”，装满市民的“菜篮子”，是一项十分重要又很伤脑筋的工作，尤其是北京市政府的领导。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市的蔬菜供应链被打乱了。原来的“基地种植、定点采购、内部调拨”的运行方式，已经不适应逐渐开放的市场形势了。特别是每年夏秋季，再加上气候条件的原因，当地以及周边县的蔬菜已经拉了秧了，秋季蔬菜又不到上市的时候，青黄不接。他们就需要到外地采购蔬菜，山东省、山西省成了他们的主要货源地。
作为农村地、县、乡镇政府的领导，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一九八八年，北京市和张家口地区行署达成了共识，即在张家口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弥补北京夏秋季的蔬菜供应缺口，(冬季主要供应大白菜、土豆、大葱等)，把张家口建成北京市的“菜园子”，填满北京市市民的“菜篮子”。蔬菜公司也不用舍近求远去山西省拉菜了，既能降低运营成本，又能让市民吃上新鲜的蔬菜。
这项工作由哪个部门去落实?供销社。
供销社自一九五零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赋予的宗旨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是“连接工农业生产的纽带”。所以，把这一项工作交给了地区供销社。地区社立即成立了地区蔬菜总公司。(当时，各个区、县的商业局系统都设有蔬菜公司，负责市场供应工作。供销社成立的这个蔬菜公司，是专门负责发展蔬菜种植，不负责市场供应。)有关县的供销社也相应的成立了蔬菜公司。蔚县供销社蔬菜公司由县社副主任王春同志兼任经理，有关基层供销社全力配合工作，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好北京市的“菜园子”。
桃花镇位于蔚县的最东面，相比较而言，有距离北京近的地理优势。以杨庄村为代表的两三个村有几眼机井，基本具备生产条件。所以，桃花、常宁、北水泉、代王城等几个供销社就成了发展蔬菜种植的试点社。
进入这个行列以后，我们立即深入到杨庄村做支部书记马登会同志的工作。马登会同志思想进步，站得高，看得远，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先行先试的任务。马官营村党支部书记陈兆山同志也同意试一下。
通过县社王春同志和北京方面的沟通协调，给我们聘请来了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蔬菜公司的武经理，给农民兄弟讲授蔬菜种植方面的有关知识。因为武经理是菜农出身，和农民兄弟有不解之缘，没有官架子，不打官腔，不说套话。他到田间地头实地给农民讲如何育秧、整地、栽植、施肥、浇水、采摘，以及病虫害防治。桃花镇的农民，祖祖辈辈以种植大田作物为主，也有几个村种植一点儿蔬菜，也就是供应当地市场，没有这么大面积种植的经验，特别是对种植青椒不熟悉。根据这一点，武经理特别给讲了青椒栽培的注意事项。第一，必须地面平整，浇水以后不能有涝水洼，否则，下午太阳一暴晒，就会出现“火烧秧”、“果实半面熟”的现象;第二，不要重茬，最好和玉米等大田作物轮换种植。如果重茬，就会出现果实皮薄、个小、“贴膏药”(黑斑病)的问题，造成减产。
通过这些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相关农户的辛勤劳作，当年六月下旬，第一批“早丰”圆白菜顺利地走上了北京市民的餐桌。随后，“中丰”圆白菜、“四平头”、“三瓣嘴”青椒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受到了北京市民的欢迎。第二年又增加了“七寸莲”豆角和“羊角椒”辣椒。特别是“四平头”青椒和“七寸莲”豆角，成了北京各个菜站的抢手货。
农民最看重的是实际收入。他们亲眼看到种植蔬菜的收入比种植大田作物高，积极性自然而然的就上来了。太宁寺村党支部书记赵立忠同志，在本村的地里打了一眼机井，打不出水来。村里的地不行?咋办?办法总比困难多。他去和杨庄村党支部书记马登会同志协调到一小块地尖子，打上机井，铺了五六里地远的地下管道，也要发展蔬菜种植。一村、七百户村等村也陆续加入到了这个行列。
蔚县错季蔬菜种植成功了!桃花镇错季蔬菜种植成功了!到一九九零年，已经成为张家口地区重点错季蔬菜种植基地了。
当时，城市的商业系统还没有彻底改革，还有点计划经济的惯性。哪个区来哪个县都是上面安排好的。桃花镇分配来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对应的是朝阳区白家庄、关厢、八里庄、酒仙桥等菜站。到了收菜季节，他们都派来采购员长住桃花供销社。
为了让他们北京来的客人来的了、住的下、收的上，桃花供销社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雇人缝了八套三面新的被褥，粉刷了客房，购置了炊具、桌椅等，生怕客人们吃不好，睡不好。到了收购季节，选派精兵强将到村里设点收购蔬菜。在单位里面的人每天联系所需的品种、数量、价格，然后通知各收购点儿，再根据这些情况寻找车辆运输，也是忙的不可开交。春天要去北京菜站沟通需求量，什么品种销路好，什么品种销路差。收购期间三天两头联系菜站的领导和业务主管，想方设法的让人家从咱们这里多收点儿菜。冬天去结算账目款项。
工作忙一点儿，不怕，怕得是半路掉链子。那时候，最呕心的是车辆破旧，道路狭窄。老“解放”牌汽车，一路上不知道抛几次锚，不是车坏了就是爆胎啦。道路就是现在那条老公路，那就是当年的一零九国道，路面窄，湾多坡陡。这里是收上菜等不见车来，那里是三天还没有送到北京菜站呢。特别是圆白菜，由于没有运输经验，苫布盖的严严实实的，在路上捂了三天三夜，早就不成样子了。有时候，到去以后，臭圆白菜的臭汤子已经从槽帮子缝隙流出来啦，菜站一过地磅，一串车菜(主车加挂一个拖车)原封不动地拉到垃圾场倒掉了!
后来，菜站派来“日野”牌小型货车，才扭转了这种局面。实现了今天蔬菜还在在地头上，明天就能到了市民的餐桌上的目标。白家庄菜站孟经理，高兴的带上礼品来桃花慰问他们的采购员。“三瓣嘴”青椒的皮有点儿薄，北京人不太喜欢，出现滞销。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天津人还就喜欢这个品种。天津市虹桥区菜站的采购员闻讯赶来，也加入到了收购队伍，解决了种菜农户的燃眉之急。
更让人闹心的是，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张家口地区开放的比较晚一点儿，但是，有的地方开放的比较早。那一阶段可以说是半计划经济模式，半市场经济模式在相互交叉运行。农村土地已经完全实行了承包经营，蔬菜的种植面积、品种完全凭着感觉走。正如《政治经济学》说的那样，“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无论是什么级别的人，也不可能把整个市场预测、掌控的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市场形势已经不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时代了!
到了收菜季节，“菜贩子”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供销社和北京菜站是代收代购的经营模式，收购价由北京方面定价。而“菜贩子”们具有十足的灵活性，出的收购价故意比供销社多一二分钱，有时候为了凑车，多掏三分五分的钱凑够车赶紧走。明天他不来了。因为他们只考虑的是赚钱，对错季蔬菜的发展不发展不负任何社会责任。可是，明天你供销社那个价格就收不上来了。收不到东西就不能按计划给北京发车，北京菜站的供应就会断档，上面领导不满意，市民不高兴。急惊疯偏偏遇上了慢郎中，供销社那一部辘轳把电话机，你越着急越是接不通，要不就是接通了听不清楚或者人没在，真是让人着急上火。
更让人气愤的是，有的人把青椒、豆角等细菜拉到相邻的涿鹿县下沙河村卖给“菜贩子”啦，边数钱边偷着乐。圆白菜卖不了啦，来供销社闹事，站在供销社行政院里骂娘!一开口就是“你们让我们种的，卖不了拉到你们家里去!”……
一九九一年下半年，改革开放实行“四放开”，全民经商已经成了大趋势。供销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一九九二年，北京市商业系统也深化改革，蔬菜公司首先受到冲击，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同一年，蔚县供销社系统全面实行“社有民营”。一部分职工承包了门市部，一大部分职工下岗回家自谋生路。供销社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悄然无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十多年过去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步解放，交通运输条件的明显改变，高科技产品的用运，桃花镇政府的重视，桃花镇的错季蔬菜发展的更好了!种植蔬菜的村子也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品种也越来越全，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桃花镇的错季蔬菜一定会越来越好!
附注:
作者时任桃花供销社副主任，是蔚县发展错季蔬菜的亲身参与者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