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梦想，莫问前程
徐牧龙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投递员。
我所在的中学，是由六个村子联合成立的学校，叫联中。四周红砖围墙，十几排瓦房飞檐走壁，在周边满是篱笆土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有档次，学校中间还立有一根高大粗壮的旗杆。在很多人眼里，这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座庙宇，一座承载了村民们无限希望和梦想的庙宇。
二哥的参军，让我家有机会和外界进行了沟通，每月一封家书带着二哥的思乡之情和成长的喜讯，让家人收到后格外开心和满足。如果哪个月收不到二哥的信，父母则会寝食难安，总会站到村口，翘首期盼。父母所期盼的不是二哥的回归，而是一个穿着草绿色制服，戴着大檐帽，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的投递员。他沉甸甸的驮包里，总是有来自远方的思念和问候。
他潇洒地骑进学校，扔下几份报纸和厚厚一叠信件。校长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小王同志，进屋里喝水吧”。小王同志正了正帽子，没有回答，车把一转，骑车飞驰而去，屁股后面抛洒下一串脆脆的车铃声。
少年的我站在校门口，目送着投递员远去。他那帅气的制服，洒脱的骑车身影和叮铃铃的车铃声将我带进一个梦想，长大后，我如果能当上投递员该多好啊。
读高中时，每逢周末，我都骑车几十里路到县文化馆去。书包里，除了一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外，还有厚厚的一叠稿件。“乐老师，这是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请你有空闲看看，帮我指正指正”。我憋红了脸，把背了一路上的几句话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乐老师头也不抬，“好，放哪儿吧”。我坐在椅子上十分尴尬。乐老师拿起暖壶，想给自己的茶杯倒点水，他晃了晃，又放回原处。我猜想里面肯定没有水，就抓紧站起来把暖壶拿到手里：“乐老师，热水间在哪里?我去打壶水。“在最西边一个小屋，挨着美术室，上面挂了个牌儿”。
我拎起两个暖壶，就去打水。暖壶用的时间久了，表面脏兮兮的很难看，于是我就先把暖壶刷干净，又用热水把里面冲刷了几遍。这才灌满热水提回办公室。乐老师看到暖壶一愣，也没说话，自己倒了一杯茶，埋头看书。
“报架上有报纸，你可以去看，中午办公室不锁门，你也可以在里面休息，不过不许动里面的东西”。乐老师边说边走出办公室。我一叠连声的应允。
文化馆成了我接触文学最富足的地方，这里不光有最新的文学期刊，还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征文启事。我就在这里贪婪的阅读着书籍，密密麻麻地做着笔记。我对乐老师充满了无尽感激。他虽然自始自终没有给我讲文章如何写，可是他给我开了方便之门，让我不花一分钱却读到了那么多新鲜的文学作品，让我的作家梦也开始生根发芽，破土而来。这个梦想一直伴随着我走出了故乡!
毕业后，我在一家食品企业做了一名销售主管，天天背着包到处跑，我天天脑袋里想的是如何提升业绩，如何处理难缠的客商。我天天分析产品、包装、通路、促销，以期自己能在企业里得以发展和进步。我渴望也能成为一个企业家，研发出适合广大消费群体的产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包装形式，有着独特的口感，有着良好的口碑，赚很多的钱，然后修桥补路，捐助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这样的美梦一度让我失眠。
十五年的营销生涯结束后，我又想当一个校长。我想告诉孩子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想告诉他们“学为之用”的人生体验;我想利用现代营销知识把学校打造成一个经典和传奇，让他独具特色，老师德才兼备，学生达理知书、昂扬向上。
这些梦想一直伴随着我，不离不弃。
我觉得，理想是一种由羡慕引发的念想。凡是我所渴忘，都是我之理想。而我支离破碎的渴望却又支撑不起“理想”这个词汇。当投递员，当作家，当企业家，当校长，都是我的梦想，是我人生不同阶段的心之映射。它不停的在变，好多梦想我还没有实现，它已随着岁月的河漂流成了过去。
他是旷野的风，抚慰着我成长。
他是暗夜的光，让我看到了光明。
他是指路的灯，让我义无反顾的前行。
他是一座山峰，看着不高，觉着挺近，我却不能跨越。我依然在努力的去处理每天的琐事，做着更美好、更灿烂的梦。大多时候，我只能谈谈梦想，却不敢和理想对簿公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一种理想，那是李太白积极入仕的一种慷慨激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一种理想，那是陶渊明梦中的闲适田园。“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一种理想，那是王昌龄收复疆土的壮志雄心。而此刻的我，更希望是晴耕雨读，安然自得，少一些鸡零狗碎，多一些心平气和。
也许不是我放弃了理想，而是理想饶恕了我。在五十年烟熏火燎的日子里，他却让我感受种种真实的生活气息，让我负重前行，不知疲倦，锲而不舍的奔向远方。他给我了光，给我了桨，给我了梦，给我了马，给我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就成了一片灵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