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年轻人最梦寐以求的愿望莫过于参军入伍，不为利益，不图回报，就冲着光荣和神圣。我由于爱看战争和部队题材的小说，受其影响，参军情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我的参军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那是1968年初，我虽然不到参军年龄，但还是顺利报了名并且通过了体检，我认为当兵的愿望就要实现，哪知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公社复查。如约而至，一位中年军医接待了我，他首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叫我张口“啊”了几声，然后让我躺下，在肚皮上摁了几下，让我回家等通知。可一直也没有等到“通知”。后来听说是“扁桃体肿大”使我的梦想破灭。看到别人穿着军装在村里走动，我是既羡慕又嫉妒，更是失望。之后这一年我除了偶尔上学外，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在生产大队担任个小角色。不时受到“工宣队”“军宣队”和一些上级工作组的鼓励，说我是农村的“有为青年”，给我描绘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美好前景。可是，当兵仍然是我唯一的愿望。
转眼到了1969年，征兵又开始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报名应征，当体检到五官科的时候，给我体检的医生正在和另外一名医生讲笑话(内容至今记忆犹新)，现场气氛轻松愉快，可是我的心里却像揣着个小兔子怦怦乱跳。他也许正在兴头上，对我的检查一带而过，直觉告诉我，这一关肯定过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有一天接到通知，每个生产大队派两名负责人到公社定兵，我随支部书记一同前往。为了确保我能入选，把我的名字排在本大队六个备选名额的最前面，支书也重点介绍了我的优点长处。晚饭后接兵部队和公社干部最后确定了入伍名单，当晚就在会上公布。这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竖着耳朵、满怀信心地聆听我的大名，然而一直到宣布结束也没有听到那熟悉的字眼。此刻，一颗热腾腾的心一下子被摔进了冰窟窿里，头脑一片空白，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支书说了什么安慰的话，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家里，反正到家已经很晚了，不洗脸，不洗脚，更不愿说话，和衣躺在床上，痛苦、绝望吞噬着我的心，仿佛被抛进黑暗的深渊。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支书领着公社武装部长来到我家，很是意外。我向他们哭诉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和向往，他们对我也深表同情并且进行了安慰，这时我的心境才稍微平静了些。后来得知，我之所以不能当兵，是因为我的二叔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抓壮丁，一直没有音讯，被认为有可能逃到台湾去了，所以政治上不清白。公社武装部长之所以深夜造访，除了因为我是当事人参加定兵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本地上年度有一名青年没能当兵而寻了短见，我的这种情况属于“高危”分子。这样一来，我对当兵也就死心了。在县工作组组长的耐心劝导下，我也就笃信“广阔田地大有作为”了。
之后，我在大队里做事也就更加卖力，根据工作组的安排，成天跑前跑后，脚上生疮也不在乎，直到不能走路才躺下休息。这天我正在床上躺着，隐约听见锣鼓声音，这才想起当天是送《入伍通知书》的日子，心中不免酸酸的。哪知锣鼓声越来越近，因为本郢没有入伍新兵，正在纳闷，一群孩子飞快跑到我家，说看到我的《入伍通知书》，我将信将疑。说话间锣鼓喧天就来到了家门口，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走路轻松有力，脚也不痛了。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赶紧叫家人买烟倒茶，笑逐颜开地与来人一一握手。不过时至今日，我也不清楚有关方面为什么会改变主意批准我入伍，估计是被我的真情所动吧。
我把《入伍通知书》贴在家里正面墙上，它像是人生的喜报、命运的界碑，看着它，心里美滋滋的。穿上新军装尽管不合身，我却感觉那是世间最漂亮的时装，神气十足!出发那天，亲友邻居都来送行，我并不留恋，只是盼望着早点投身到火热的军营中。在即将跨出本村地界的时侯，我下意识地回首一望，并在心里默默自语：再见吧，故乡，此去不干点名堂，我是不会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