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就在2007年的冬天，他走的是那样的匆忙，他一生的勤劳与俭朴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按着鲁南我们老家的风俗习惯，老人过世了，但凡是他用过的所有物件，不管值钱不值钱都要随他而去，哪怕是一双用过的筷子也是不可以留下的。可，父亲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他用过的物件连同和他有关系的记忆，还是有很多是怎么也不能随他而去，那是无价的。
父亲1975年离休回到老家，带回家的只有一麻袋地瓜干和两把他曾经座过的椅子。就那，还是向站长申请，经粮站领导班子研究许可了的，理由是：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干部，是共和国第一批离休干部，最不值得一提的理由就是，父亲离休时是粮站的保管员(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一麻袋地瓜干对于当时的我们，好好地饱了几天。两把椅子就放在堂屋里主桌的两边，算是父亲一生的炫耀，西边的那把家里人都可以坐;东边的那把都是父亲坐的多，我也就是偶尔坐一坐，家里其他人是不可以座的，就连母亲。在当时，那两把椅子可是风光了不少，不管那家有喜事都要借过去，摆在堂屋主桌的两边显摆它的价值充当着现代文明。以后的年月我还留意过，自从母亲过世父亲一个人生活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就像父亲曾经收藏过的一个非常值钱的物件一样不知了去向。
父亲和母亲都是心地善良的人，邻居家的孩子有病，父亲是一定要拿出一些钱的。邻居家的孩子考上学，父亲也是要拿出一些的，对那些家境贫困的，甚至是手里有多少就拿多少，从不吝啬，虽然他们的生活依然地拮据，虽然家里的其他孩子也没有得到父亲多少钱。父亲最后也只给自己留了3600元钱，那是在他去世后，我们收拾他的住处，在他病床旁一个一尺见方的自制简易床头桌上的破报纸下发现的，那钱足够安葬他。
父亲做过一件很是让我震惊的事，是母亲在世的时候给我讲的。父亲从没说过，我问他，他也只不过是淡淡的一笑，没有任何的语言表达。那是解放战争年代，应该是1946年，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跟着溃败的国民党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大别山。他知道这是一支不得民心的部队，曾试着逃跑，当他看到逃跑士兵被抓回来就枪毙后，他很是小心地寻找时机。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取大别山”的战略方针长驱南征，8月底到达大别山，在敌人心脏里作战，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抗战胜利。国民党部队眼见大势已去出现慌乱，部队里管制有些松懈，父亲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初逃出了兵营。他先是在老乡家换了衣服，白天看准太阳下山的方向，晚上判断着月亮在不同时日的起落变化，选择自己家的方向昼伏夜行，就这样昼伏夜行一路向着东北方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了家。至于吃什么，父亲就连母亲也没有说过，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一个逃兵能吃上什么，老百姓家里又有什么可吃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吃了多少苦，父亲更是没有说，跟着他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回到家的父亲，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便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成为一名普通的粮所职工，任劳任怨地看护国家粮食直到离休。离休后，还仍然在每年的夏秋季节去老家的邹城市峄山粮所帮征，直到重病缠身帮不动。
父亲走了，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家人的无限眷恋。父亲留给我的，是那本开启我文学梦的《林海雪原》还有那部布装的鼓励我研学汉语言文字的《学生字典》，以及他那醇厚的为人之道、以邻为伴与邻友善的处世哲学和着节俭度日的长长的故事，让我享用终生。父亲真的走了，就在这个世纪初的2007年农历11月22日，一百多个送葬的亲人跪拜在冰水里。
2019年0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