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圈中，我以智商偏低、人比较笨、头脑简单而闻名。
智商，即智力商数，系个人智力测验成绩和同年龄被试成绩相比的指数，是衡量个人智力高低的标准。因为智商低，头脑简单，脑洞无法大开，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不知道官场也可以像做生意一样进行买卖，不知道买官卖官、明码标价是早就被共识的潜规则。
有例为证。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茂才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就像一本生动的教科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家风，可以说是“全家齐上阵，贪污父子兵”。
据有关部门调查，张茂才和妻子高明兰对吃穿都不太讲究，住的也是老旧的普通小区，受贿所得主要花在儿子身上。张茂才有两个儿子，都住在高档小区，平时生活方式堪称奢侈，但他们都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去挣钱，而是靠父亲的权力得来。
张茂才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张轩，另一个叫张剑。张轩买衣服，一下子能花掉数十万元，平常喜欢去夜总会，喜欢打高尔夫。张剑也是经常去夜总会，而且挥金如土，出门要坐头等舱，还雇了司机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
换届时，张茂才明码标价。有个想“进步”的官员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不需要，不需要。”边说边把一个手指伸出来，意思是100百万元。有时候，他会伸出3个甚至4个手指，指的是300万元或400万元。那人知道这是潜规则，要不，别想“进步”。
陕西省国土厅原厅长王登记，花1亿元升省政协副主席，并告诉提拔他的人，如果能升为副省长，给2亿元。
好家伙，2亿啊，什么概念，又有多少人能一出手就是2个亿?王登记能拿出2亿元买副省长，你猜他资产有多少?而他的资产又从何而来?答案毫无疑问，取之于民。
更严重的问题是，他能花2亿元买个副省长，那当上副省长后，又要捞多少才能“回本”?10亿元?20亿元?不得而知。
有些数字在我们底层人群听来，就是个数字，但在王登记这样的官员眼里，它是一个目标。
“存在买官卖官问题。”在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反馈中，这样的字眼多次出现。而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的确不乏利欲熏心、买官卖官之流。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花钱跑官买官，一定在当权后用权力把钱千方百计捞回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买官卖官深恶痛绝，多次强调“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然而，这些人比较难挖，但越难挖越要挖，腐肉不剔，越烂越深，忍一时之痛，舒长久之气。看看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与许多贪官一样，为卖官整理出了价格表，从县委办主任30万，一路大大小小官职明码标价，标到县委书记200万。
对此，百姓痛心疾首，举例说，对审查这些卖官买官案的力度，还没他们买官的执念高。看看辽宁省原政协副书记刘国强，青海省检察院原书记蒙永山，居然鬼迷心窍到为了买官被诈骗的程度……人家这信念，不服都不行。要是查办这类买官卖官案的力度能跟上他们，还怕什么蠹虫恶官。
买官的人可恶，破坏秩序与公平。但那些卖官的，比他们可恶十倍百倍还不止。
边飞，曾先后任河北省魏县、永年、大名三地县委书记，因严重违法乱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边飞自认为阅历丰富、资格老，平素作风霸道，说一不二，曾叫嚣“谁敢管我，谁能管我，谁能监督我”!
他任大名县委书记时，该县一名副科级干部为调整职务找他“关照”。前几次他没有明确表态，只说：“会考虑，但你得懂‘规矩’。”这名副科级干部心领神会，奉上20万元后，边飞迅速将其职务调整为正科级。
边飞所称的“规矩”，是在他任永年县委书记时形成的——副科调正科多少钱、到县直主要部门当一把手多少钱、到乡镇当党委书记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他任大名县委书记后，大名县有的干部竟悄悄到永年县去“取经”，打探边飞的脾气秉性，学习送钱送物的技巧，再回来向他进贡。
经查，永年、大名两县共有32名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职务调整给边飞送钱送物。
与边飞一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谢晖也以专横跋扈著称。他在自治区劳教、监狱系统担任一把手多年，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两年多时间里，收受数百名干部职工的礼金近千万元。提拔靠上级、办事靠关系，送钱送物“搞定”一切，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许多干部身心压抑、无心干事。
边飞和谢晖心中无戒，心中无纪，卖起官来丧心病狂，为祸一方。在他们治下，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踏实干事的干部却没有进步的机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
5年受贿116次，受贿总额高达858万余元，其中，收受41名下属买官贿赂739万余元，典型的“卖官书记”——山东省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刘贞坚买官卖官案，曾被中组部公开通报曝光。
刘贞坚何以长期贪而不倒?其所谓的卖官讲“诚信”是重要原因。他有一个“原则”：事办不成不收钱，收了钱一定办事，办事不顺利无法如愿的，也要想方设法“补偿”。因为如此“诚信”，巨野县干部对刘贞坚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也正因为如此，刘贞坚卖起官来肆无忌惮。
刘贞坚交代，他收受贿赂主要收党政干部的钱，尽量不收企业老板的钱。他认为这样“安全”，相比收老板的钱更“保险”一些。刘贞坚的卖官行径很快在巨野县乃至菏泽市传开，当地私下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办事找大嫂。”这个大嫂指的就是刘贞坚的妻子江某某。
下属直接给刘贞坚送钱的时候，碍于面子，刘贞坚往往会拒绝。他认为，让妻子出面收钱会更隐蔽，也相对安全一些。于是，刘贞坚直接把“前台”收钱的任务交给了江某某，自己坐镇幕后指挥，夫妻二人唱起“双簧”，开起了“夫妻店”。
无独有偶，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也被当地干部群众私下称为“帽子书记”。他用权任性，只要花钱就发给“帽子”，而且十分“仗义”：只要出得起钱，想要什么帽子就给什么帽子。据报道，晏金星在泗县任职10年间，受贿600余次，“卖官”近百次!
刘贞坚和晏金星的荒唐“诚信”，给了踏实干事的“老实人”一记响亮耳光，等于给买官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只要舍得花钱必有回报。长此以往，明规则式微，潜规则盛行，对政治生态的破坏无以复加。
李云忠，曾任曲靖市委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长，虽然决定不了由谁担任县委书记、县长，但向书记推荐人选的建议权还是大的，一般县领导班子成员他还是有一定的“决定权”。
老板徐某看准李云忠爱财，投其所好，用利益当诱饵，等李云忠“上钩”后，再加以胁迫，使李云忠变成了“牵线木偶”。因为收受了徐某贿赂，李云忠在徐某面前毫无尊严。徐某多次要求李云忠提拔其“推荐”的干部，李云忠都有求必应，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
徐某嚣张跋扈，在李云忠升任曲靖市委副书记后，还多次“提议”要给李云忠配备秘书和副秘书长，意在安插自己的人。李云忠忍无可忍，拒绝了他的要求。见李云忠不“听话”，徐某直截了当地要其退还贿款，两人最终反目。
与李云忠有所不同的是，南平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娄彩敏对老板言听计从，还怡然自得。
老板陈某和娄彩敏相识多年，鞍前马后办了不少事，南平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娄彩敏的“兄弟”。一些人找娄彩敏办事，甚至检察系统干警调动、调整都通过陈某找娄彩敏说情，大多如愿，当地人都称陈某是南平市检察院的“常务副检察长”。严肃的组织人事问题，被娄彩敏搞得乌烟瘴气。一次酒后，娄彩敏甚至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可能提拔不了你，但我可以让你不被提拔!
梳理买官卖官典型案例发现，卖官者“论价封官”霸道蛮横的有之，任人唯“钱”荒唐“诚信”的有之，沦为老板“牵线木偶”助纣为虐的也有之。这些腐败分子视公器为商品，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
李云忠之流，什么钱都敢拿，什么钱都敢花，以致倒在了“糖衣炮弹”下，成了老板的“跟班”。老板为他们奉上的山珍海味、奇珍异宝，就是有毒的诱饵，一旦吞下，只能处处受制于人，时时受到胁迫。
当一个个买官卖官案件和一起起肮脏的交易呈现在眼前，变成残酷的现实一再警示我时，我的智商不得不变得正常，头脑也不再简单。我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奔竞夤缘，难得善终;用错一个人，凉了一群人;一个腐败分子为官，一大片事业遭殃。
总之，选人用人，国之大事。选什么人就是什么样的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应该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