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当初学种田!”
这是我父亲写给我的诗句，也是压在我心头30年的隐痛。
01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逝于1992年，他是一个被命运耽误的书生。
父亲平生有四大喜好，即烟酒茶书，而书是他的最爱，我从未见过有哪一个苦逼的农民是像他那样热爱读书的，尤其是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被生活的艰难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每天都不离书，抽烟时读，喝茶时读，酌酒时读，反正只要有一刻空闲，面前总有一本书在读。而在夜里，点着一盏煤油灯读个通宵也是常有的事。即便在双抢农忙时节，农活再苦再累，都不能改变他这一习惯。有时，他从田野里一身臭汗回到家，泥腿都没洗净，就捧了一本书坐在门槛上读得忘乎所以，邻里们挑着粪桶担着柴草从他面前来来回回走过，他浑然不觉。打我记事起，从未见父亲床头缺过书，有些书被他一遍遍炒冷饭，都翻烂了。父亲看书不拘一格，多数为小说，不少是古代和近现代的名著，到了后来，他甚至爱上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我敢肯定，父亲一辈子读的文学书籍比我这个摇笔杆的法学士多得多。
父亲爱书如命，他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读书之于他并无任何功利目的，只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好了这一口。他本来有好多藏书，经历了特殊时期的一些波折之后，藏书所剩无几，其中几册古籍善本的失去，让他一辈子耿耿于怀。等到市面上可读的书重新多起来的时候，他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买书，哪怕囊中羞涩，捉襟见肘，他宁愿省下喝酒吃饭的钱，也要把想看的书买回家。后来，我把他的书整理了几大箱带回合肥，看到他在每一本书里的扉页上都写有一段话，记录了买书的时间地点和彼时彼刻的心情境况。其中一本书里还夹着一张纸片，父亲用娴熟的笔迹在上面写道：“恩樵爱买书看书，不惜价高，有钱即买，计费款三佰余元(只二年)，存书不足50元，破烂不堪。故择人而借，人不谅解，谓樵吝惜，可谓不知吾苦也。因樵常失眠，无书不解吾苦。意多买几部书，炒炒冷饭亦可。环境差，故亦解渴，是以爱之尤重。”
“恩樵”是父亲的名字，这些文字显然是父亲在某个苦闷的不眠之夜写下的，字字道出父亲对书的爱重珍惜和因经济拮据而无法满足多多购书意愿的无奈。在那个一斤猪肉要不到一元的年代，家里常常面临吃肉难的困窘，父亲却在两年当中花费三佰多元买书，这在当时是多大一笔投入呐。父亲生性慷慨，一向大方，他信奉仁义千金，为人从不吝啬，唯视书如命，在爱书屡遭借而不还或被不知爱惜之人弄得破烂不堪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择人出借的办法来保护来之不易的藏书，却招人误解，不难想象父亲心里有多么苦恼郁闷。父亲一生困厄，历经苦难，他去世的时候，除了他视若珍宝的书籍和一些债务，什么都没留下。而我因为多次搬家，竟未能将他宝贝的书籍妥善地保存下来，实在是大不孝!
父亲孜孜不倦读书的身影是我们从小最好的家教，受他的影响，家里的孩子都成了书迷。不上工的下雨天，我们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从父亲到哥哥到两个姐姐，全家劳动力都在埋头看书，所不同的是，父亲和哥哥一心一意在读，最多中间抽通旱烟;两个姐姐却是一边纳鞋底，一边看书，纳一针，看一眼。哥哥姐姐都不过小学文化，家里不得已的境遇使得他们早早离开了校门。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她懂得读书的重要，不懈地督促我们用功学习，在没钱给我们交学费时，她硬着头皮四处借贷也不让我们耽误上学。那个时候，村里许多家庭为了节省煤油，晚上都是黑灯瞎火的，我家却是夜夜灯火通明，父亲和哥哥床头的灯常常半夜还在亮着。哥哥为了看书，差不多练成了神通广大的本事，时不时弄来一本好书，《第二次握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儿女英雄传》等等，都是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偷偷借来的。
书虫般的父亲也让我养成了一个书不离手的好习惯，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跟在他后面读了不少看似闲杂却让我受益无穷的书籍。我早在上初中时，就已经把家里的藏书囫囵吞枣看过一遍，《红楼梦》《今古奇观》《聊斋志异》《水浒传》《拍案惊奇》《儒林外史》《七侠五义》《三侠五义》《京华烟云》《啼笑因缘》《家》《春》《秋》《红楼梦》《火种》《吕梁山英雄传》《封神演义》还有陈登科的《风雷》等等，都是背着父母偷偷读的，他们怕我耽误功课，限制我看这些闲书。有一次，我点着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躲在被窝里偷看《红楼梦》，鼻子熏得漆黑，被父亲逮个正着，从不轻易打孩子的父亲一怒之下，钩起五个指头，用力给了我一个作瘤栗，我额头上顿时鼓起一个板栗大的包子。但是，我经常不记打，仍然一有机会就偷父亲和哥哥的枕边书，躲到学校读个痛快。
父亲到了晚年，对书愈发不能割舍。那时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病，平生喜好的烟酒不能沾了，又因为常常失眠，茶也不得不节制，书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他去世前那些年，病痛折磨得他几乎夜夜不成眠，只好通宵读书，为此写了不少抒发内心苦痛的诗词文字。父亲一辈子看似热闹，朋友无数，可是真正在精神上相通的并不多，知心的莫逆更是难得，在他的世界里，他其实一直是个寂寞的独行者。幸亏有书，在漫长难熬的苦夜，他可以与书中人物共话共鸣，聊以自慰。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也因此更加自责。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把我当作唯一可以懂他，理解他的人，每到节假日，便盼着我回去，信一封接一封写来，当中常夹着一两首诗词，字字句句都是人至暮年，去日无多的感叹和无奈，充满对儿女亲情的深深依恋。然而，我只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工作、生活里，一再让他失望，以至于他在写给我的一首诗里，伤心地感叹：恨不当初学种田!令我痛悔至今。
02
父亲一生书不离手，他的文化修行和学识储备本可以让他有两次摆脱泥腿子生涯的机会，为了家庭，他都错过了。父亲毕业于上庄毓英小学。这所学校是胡适和父亲的堂叔必达公联合上庄的旅外徽商发起成立的，胡适亲任毓英小学名誉校长，学校的课程和教师，都是胡适亲自设计，亲自挑选的，无论师资力量，还是教学水平，那都叫一个高大上。父亲天资聪明，在学校是妥妥的学霸，当年教他的老师都曾把他这个细鬼(绩溪方言，大人对小孩的昵称)当作一块天生的读书坯子。然而，苦于生活所迫，父亲小学毕业后没能继续求学，而是远去上海谋生了。1970年，上庄中学成立时，校长胡云特意上门邀请父亲去学校教书，可见父亲这个毓英小学曾经的学霸和一贯的书痴不是浪得虚名的。当时教师的工资收入每月才18元人民币，父亲要养活一大家人，一个铜板掰八瓣花，都不够用，只好放弃了这份教书育人的工作。其实，父亲本可以一直呆在上海的，刚解放那会儿，他毅然辞职回乡，也是因为放不下家里的老小。那次他打芜湖路过，他的忘年好友冯致远极力挽留他，推荐他到皖南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工作。冯致远是胡适舅舅冯诚厚的儿子，与胡适是亲老表，当时正在皖南大学担任教授。他一向欣赏父亲，觉得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回家种田太可惜，便帮他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孝顺的父亲牵挂着家中年迈的老祖母，谢绝了冯致远的好意。
父亲没有当成校园里的教书先生，却也不妨碍他在乡间做个受人欢迎的说书大王。村里的人都知道父亲读书多，会说鳖(讲故事)，父亲走到哪，都有人围着听他说书讲鳖。文革之前，每晚总有一拨人在村里的玉英娘家里等着父亲上场，还有专人为父亲准备小酒小菜，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讲着他们爱听的故事，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讲到《封神榜》《聊斋志异》，又从《儒林外史》《今古奇观》说到《红楼梦》《啼笑因缘》，不一而足。父亲有着超好的记性和绝佳的说书技巧，他绘声绘色，把书中情节演绎得跌宕起伏，让人欲罢不能，不到半夜，散不了场。偶尔有个晚上，父亲有事去不了，那班人就会急得猴抓屁股直跳脚。后来，这样的群体娱乐活动玩不得了，父亲的说书场就转移到了他做工的现场，生产队曾派他长期上山烧木炭，种草药，还远去外地修铁路修公路，不管到哪里，同去的一班人都是听着父亲说故事度过漫漫长夜的。这两年我在上庄呆着，只要碰到一个与父亲相熟的人，都会提起曾经听父亲说书的往事。村里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曹武根见到我就问父亲那本《火烧红莲寺》在不在。他当年与父亲一起在山上烧木炭，父亲给大家讲的就是这本书的故事。他啧着嘴说我的父亲书讲得真是好，他到现在都没忘记。
03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走错时空隧道的人，生不逢时，他骨子里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浪漫主义色彩，如果生活在魏晋唐宋时代，他的一生一定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父亲痴迷读书，尽是书生意气，他喜欢的那些宣扬人间高义的古书，对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准则无疑构成了终身的影响。老夫子一样的他遇到什么事，就会搬出古人的金句来教育我们，诸如仁义值千金;宁愿人人负我，我不负人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无廉耻，百事可为等等，我自小就耳熟能详了。父亲对竹林七贤的故事如数家珍，那些名士自由率性，秀雅高洁的品行让他倾慕不已，我至今记得他讲到嵇康托孤时的神情。嵇康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两人相差20岁，相知相惜，情谊深厚。清高狂傲张扬不羁的嵇康后来被害入狱，临死之际，嵇康将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山涛。一曲《广陵散》之后，嵇康香消玉殒，山涛不负所托，将他唯一的儿子视为己出，抚养成人。父亲说完这个故事时感慨万千，接连喝了好几杯酒。现实中，父亲对朋友也是极其仗义的。那年，他的朋友胡树仁被污蔑成现行反革命，不堪凌辱，用一把菜刀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情状惨不忍睹。高压之下，连他自己的家人都害怕受到牵连，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父亲毅然出面，替朋友料理了后事。此后多少年中，父亲一直照顾着胡树仁的遗孀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两家像亲戚一样走动着。我觉得我的父亲真是一个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男子汉。
04
父亲一生，对我影响巨大。高考时，我一心一意要报考法律专业，希望将来做一个主张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或者律师，当我终于拿到安徽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却冷不丁地说：为什么不学新闻，做一个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无冕之王不好吗?父亲早在上海时，就有每日阅读报纸的习惯，民国报人的风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史量才、邵飘萍尤其崇拜。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二号人物何应钦清明节去给母亲扫墓,当局要求各报发布此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次日，《复兴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标题改成了《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令人忍俊不禁。新民报则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为题，公开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败。这些新闻故事都是父亲说给我们听的。父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大学毕业5年后，我义无反顾地考进了新安晚报，做了一名敢于说真话，勇于揭露社会阴暗的社会新闻记者，心痛的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在我正式进入报社前遽然离世了。
永远无法忘记1992年的那个深秋。我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心急火燎从合肥往家赶。刚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的父亲见到我，泪光盈盈，颤巍巍地从房间壁橱里取出一对精致无比的鸳鸯箫和一套清代朱红描金釉瓷器，用虚弱的语气对我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最喜欢的，你带回去吧，将来留给雅峰(我的儿子)作个纪念。”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见是我与父亲的生离死别，父亲把他喜欢的宝物拿给我，无疑是在做最后的交代，而我却丝毫不察，竟稀里糊涂地把他最稀罕的书也一古脑儿打包带走了，那可是唯一可以帮助他抵御病苦，温慰他孤寂灵魂的丹药呐。就在我回合肥不久，父亲在一个深夜咯血不止，来不及给我们留下一句话，就溘然长辞了。我痛不胜痛，父亲才66岁，他在不幸和苦难的深渊里煎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出了头，老天却不肯给他多留一点享受儿女回报的时间，生生地将他收走了，何其残忍啊!如今，30年过去了，我每念及此，便心如刀割。
我想念父亲，恨不能时间倒流，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不要，只要父亲好好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