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郭红兰1928年3月出生，2017年9月去世。1943年出嫁到贾家堡村贾家。
出嫁后不久我爹去接她回娘家。由于我姐事先把她要带的一双绣花鞋提前放到褥套里，被她婆婆发现了。婆婆挑理说：“我还没放话，你就准备走!今天你就别走了”。我父亲忙赔礼道：“孩子小不懂事，您老就多担待着点吧”。好说歹说，折腾了大半天才让走。等回到村子时，天已经很黑了，月亮都出来老高了。在月亮底下有一个黑影，毛驴看见了就是一躲，把我姐从毛驴身上摔了下来，昏迷了好长时间才清醒过来，但因此造成了脑震荡。
1953年由于官厅水库被水淹，贾家堡村迁移坝上的黄盖淖。我姐由于正在怀孕，当下没有走，要留下来坐月子。因为出嫁的女子是不能在娘家坐月子的。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户人家，那就是我们家墙后头的刘恒兆家。
刘恒兆早年去世，没有留下什么子女，就他妻子一个人过。她家院子很大，三间大北房她住东间，我姐就在她家的西间坐月子。若是我们从大街上走，路挺远，很不方便。于是我们就把后墙打开一个豁口，这样来往就方便多了。
我姐由于常年劳累，再加上过去从毛驴身上摔下来形成的脑震荡，这时又犯病了。开始是有点头痛，带的半个脸都痛。
当时我姐夫正要起旱路，赶着小毛驴，驮了许多东西，去往黄盖淖。看见我姐这个样子，就问：“我还走吗?”。我姐说：“你走吧，我没事”。这样我姐夫就走了。
第三天我姐的病情就更厉害了，到处求医，都治不好。后来请小庄村的中医刘仲凯用三角针在太阳穴位上截了两针，竟有一针流出来的是紫血，而且流的很慢。为了挽救她的生命，刘大夫给她开了几针盘尼西林。四小时打一次，可以维持生命。
我戴着草帽，顶着小雨，急忙跑三十多里路，到狼山卫生院去取药。顺便给我姐夫写了一封信。我没敢把病情的实况说给他，怕把他吓着。我估计他头天晚上住大海坨，第二天晚上住赤城，第三天就应该到达黄盖淖。这时我这封信他也应该收到了。
我发了信，取了药，急忙往回赶。不巧的是路上雨又下大了。我到六街村一户人家去避雨。等雨小点了，人家借给我一把雨伞。我顶着小雨急忙往回赶。打针的时候人都昏迷了。第四天人就不行了。
全家人都哭了，我姐就跟睡着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家里头我郭礼哥家的一家人也过来了。邻居们也来看她。这时我母亲说：“咱闺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红子就跟着我们，小玉就送人吧”。
就在这时候，我父亲听人说，村子里有个姓张的老中医，原来在怀来县城作生意时，自学中医，看病很灵验。我爹就去请他，人家说什么也不来。他说：“我没有行医执照，村治安员不让我给人家看病”。我爹把好活都说绝了。他总算动心了，这才把他请了来。
人家来了之后，什么都没问，上来就把脉。把了很长时间的脉，停下来说：“这个人还有三分阳寿。这样吧，我给她开个方子，你们到小庄村去抓药。抓回来马上吃，等明天这个人要能坐起来，你们再来找我。如果还不行，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药吃下去后，等到第二天人果然坐起来了。我爹赶忙再去求张大夫。张大夫来了再次把脉说：“这个人有救了，我再给改一下方子，你们要到北京同仁堂去抓药”。
我立马坐夜车下北京到同仁堂买回来三剂药。并且给张老师顺便买了一盒点心，算作筹谢。这个药吃了之后人果然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张大夫却一分钱都不收。
我姐夫这时也已从张家口坐火车赶回来了。正在吃奶的玉芳也从此断了奶。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又请张大夫吃了顿饭，以表感谢。那么这个张大夫究竟是谁?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但是始终扛听不着。
于是我就在琢磨，在那个年代有这样本事的生意人，一定是个有钱的人家。
有钱的……姓张的生意人在北辛堡还能有谁?我忽然想起来了，在我上高小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张得贤老师的头上。张得贤老师，1948年北平朝阳大学毕业。在解放前他能念到大学毕业，一定跟他有关系。
想到这时我就在微信上跟我大侄子郭永富说：“你去问问张得贤的儿子，看他知道不知道”。你别说这一下终于扛听到了。这个张大夫竟是我们张得贤老师的爷爷张志阳。张志阳解放前在怀来县城衙门里作事，人称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