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毛根仙是村上人，我们是一队，他们是二队，他是我们北桥公社毛巷的大队书记。我们毛埂上长村大巷大都姓毛，我们二家同姓但不是近代亲属，他的大女阿玉认了我父母寄爷寄娘。
叔叔人长得高，背有点弯，他在方圆四乡八里名气很大。所以都晓得毛巷大队有个书记叫老弯背。可能是他太肯帮助照顾别人了，只要村里群众有困难叫他帮忙，他都一一答应帮助别人想办法把事情办好。所以，很多人背地里都叫他“夯老爷”。按辈分我们都应该叫他叔叔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兄弟一直都只叫他“大大”的，也就是哥哥!
“大大”对我的照顾是从我高中毕业时，父亲患病去世开始的。记得父亲离世，我成了孤儿，我的天一下塌了。考大学没人管了，吃住也没人管了。“大大”把我接到他们的楼房里，腾出一间屋子叫他心爱的儿子大弟，搬到楼下和我同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个苏州农村我敢说，还没有几幢独门独户的楼房。“大大”家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就造了一排四上四下的楼房，这在苏锡常(熟)周边地区应该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
毛巷书记老弯背、夯老爷，名气大，不是靠自吹自擂吹牛皮吹的。“大大”和苏州知青、华东公司的王英、雨伞社(塑料研究所)的冯大江(后任苏州市副市长)关系铁得一塌糊涂。他装了满满一汽艇，一年几次进城搞关系，给他们送油、送螺丝青鱼。在那个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他去苏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无法想象，非常了不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大队就有了一爿塑料厂，家家户户可以到大队领了塑料，洗干净晒干打包送回到大队，年底分红家家迷花眼笑数铜钿、欢天喜地过新年。后来，大队又办起了拉丝厂，汽车出了苏州到常熟，元河塘苏常公路上只有学大寨的样板——黄埭卫星村、渭塘塘角村、北桥毛巷村，三个大队造了一座老远就能望见、雄伟高大的三层办公大楼。
“大大”的儿子大弟不是亲生的，他家养了四个女儿。当书记前“大大”是我们毛巷大队的放水员，庄基大队放水员老莫家养了四个儿子。两家商定把最小的孩子互换一下，从此一家有个掌上明珠的闺女，一家有个能拆天的皇帝儿子。
“大大”给我安排好了吃住，就开着他的小汽艇(那时乡里只有公社书记有，大队书记只有庄基老严和他有)，去社办厂安排我到木器社学木匠。他一周开会办事，到乡里要回来好几次，就总是把我带进带出。反正管我们木器社综合支部书记葛小米是他最好的弟兄，我的师傅尤阿德又是车间主任。我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基本是没人管的。
“大大”知道我年纪一年一年的在大上去，也找了个女朋友，就去凤凰泾砖瓦厂开后门，为我开好了造房子用的砖头、瓦、石灰票。我参军后，他又把大队从庙里拆下来的十几根粗木梁，按照军属待遇卖给我。
我嫌社办厂十二元一月工资太低，一年后“大大”安排我到苏州定慧寺、苏州塑料研究所做长工木匠，一月工资九十元，比当时的苏州市长可能还要高。
一九八一年十月的一天，“大大”说在乡里看见了着呢大衣的海军军官，神气得不得了!我说我也要去当兵。“大大”说，你还有一年木匠就能出师，不行!第二天早上我回苏州，在楼下推了自行车走到后门口，我回头对“大大”说我真的想去当兵。“大大”有点火冒挥挥手说，路上骑车慢点，不要总是看野眼!
过了二天，“大大”打电话给我，叫我按时到渭塘兵站去体检。我说：我名都没报，决心书也还没写。“大大”说他是书记这点小事不用你操心。
体检合格名单下来了，但因为海军几十年来，首次在苏州成规模招兵，想去的人太多，乡里规定四选三、三选二、二选一。我们大队五个人去体检，两个人高马大的被淘汰了，三个小巴戏个个都牢。“大大”说已经定了：一个是去当水兵，一个是我。不能去的那个姐夫是社办里吃得开的、毛纺厂的厂长，“大大”说阿五(我)今年参军年龄是最后一年，明年你们合格优先出兵。
我到部队干得风生水起，“大大”露出了他的招牌式大金牙好不得意!那年我到江阴拍摄采访军地两用人才照片，顺便回乡看看家里。那时，“大大”已是乡里铜材厂的书记，他开了一辆大卡厂把我带到厂里，到处夸耀说我在部队是战地记者。我要回部队了，“大大”说你在部队提不了干部就马上回来，要么给我做秘书，要么我把你弄到乡里去做秘书。
我回到部队不满半个月，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叔弟亡故，速回”!
我十万分火急赶回家里，只见“大大”家里楼下高高的墙角挂着一大一小两只骨灰盒子，二张活灵活现的照片，也都是我在家时给他们拍的。我哭天哭地他不醒，呼天喊地他不应。我知道我想回乡里做秘书的梦破了，我在乡里、村、家里的那座大山倒了!
伤心欲绝哭瘫了的婶婶告诉我：“大大”平时从不带大弟外出的，那天鬼使神差地，他硬要叫在苏州学修汽车的儿子，跟他去安徽芜湖送货，卡车在芜湖大桥上翻落到河里，“大大”身体大半已经从车里出来，手里抱着还在车里的儿子大弟!
“大大”和大弟离开我已经近四十个年头了!今天想起，我的心里还是十分的痛楚!十分的怀念!
“大大”和大弟安息吧!我们来世还做叔侄，还做兄弟!我们一定还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