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环境的变化
时间，就像是一个无形而又永远存在的大画家、大作家。永远都在创作的路上又永远都在不厌其烦地修改作品的路上。大地的景色是“画家”的杰作，但景色永远都在不停的被修改涂抹，继而又成新的画作，白云苍狗变幻无穷。
今天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中年人，站在这片从小就用双脚踩热了的土地上，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漫山遍野、房前屋后的柑橘树、公路、一墩墩崭新的洋房、小区。由于迟到的保护，有些山丘上还剩有一片松竹林，有些山丘上还有些被狂风吹的东倒西歪的几棵松树，免强支撑起最后一片自然的风景。很多很多的山都被百姓开发出来种成了能致富的柑橘园。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在很多年以后也许又天翻地覆的变成了另外一副画卷，这些都是后人能看到的事了。
白鹭、翠鸟、野鸡、野鸽、“沙和尚”、乌鸦、喜鹊、麻雀…有些长有长长的尾巴又叫不上名字的鸟，它们在河边草丛和残松剩竹之间自由的飞来飞去，莺歌燕舞，叽叽喳喳，绵绵不绝。有时也能在公路上极其罕见地看见一只野兔疾入草丛。在清澈的溪水里也能见到成群的小鱼儿悠然巡游。
这就是今天家乡的大体生态，是被人为破坏和被时间修改过的生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在七十多年前的四十年代末，那时的家乡可不是像今天这样见到一只野兔都像是中了大奖一样不容易。据七八十岁的老人回忆，四十年代未刚要解放那阵子，遍山都是黑鸦鸦的松树林，非常的荒。当然林中也有不少杂木。松树中有很多是要两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抱住的大树。三伯回忆说儿时门前有一些枫江树，一棵大枫江树要两三个大汉拉手才能抱住。过去我们村叫“枫江村”可能与枫江树多有关系吧!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山上的松树虽然多，布满山峦，但能作为航标的“十围之木”已经很少了，其余的多为女人细腰粗的树。还有不少松树被人为的刮一片树皮形成一个创面，以收集松油，用于工业。
四五十年代，我们生产队据老人讲只有六户人，七十年后的今天，留在本地的已有三十四户人，都是那六个多子女家庭分化发展而来的。而且还有很多是因嫁、因工作外迁了的。
据老人们讲，在五八年以前这里的老虎、金钱豹(我们老家人叫“狗豹子”)、野山羊……还很多，时常听见谁家的鸡啊、鹅啊、狗啊…被狗豹子咬住勃子起将动物身子甩在背上就驮走了，一看就是一群惯犯。甚至还有儿童被狗豹子咬死叼走的。
七十五岁的三伯就给我讲了，我们村不远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彭河村一个叫高祖轩的庄稼汉，他的一个儿子在背谷子到碾子上去碾米(那个时候没有电动或柴油打米机、剥米机，都是把谷子拿到专门负责碾米的水碾坊碾压脱壳，再由手摇风谷车把米和糠分开。)家人呢就一等再等不见这孩子回来，于是去路上找，在半路上发现谷子麻袋不见人，地上有血迹，于是就像《水浒传》中“李逵背母”一样理着一路上的点点血迹才找到树林见豹子正在啃食孩子的尸体。家长撕心裂肺的痛可想而知!这个真实的故事过去也听别的老人讲起过。这也使我想起了鲁迅《祝福》中祥林嫂二嫁唯一的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那段描述……
三伯还说一次他在外看牛(我们农村把放牛叫“看牛”)亲眼见到一只豹子从前面十几米的地方走过，未伤人畜。很多年前，奶奶就讲过她年轻时上山寻柴，山中见一只虎过身但未伤人，也未起伤人之心。猛兽也有与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时候。
家乡的生态变化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天然林的消亡史。我的家乡属于蒲江小五面山丘陵地带，天然林前后经历了两次浩劫才变成今天这副模样，满山遍野都是平庸且毫无诗情画意的柑橘园子。
一个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据六十多岁的老人讲，崇州火柴厂那时砍伐大量的松树，为了运输方便才修了一条大兴到西来的公路，称“大西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西路很多地方还是坑坑洼洼烂泥一片，自行车都要扛着才能过。有了这条路又加快了天然林的消亡。在五十年代到文革之前，山上全是茂密阴森的松树林，林下还有油茶树和很多叫不上名的杂木树种，还有藤蔓荒芜。那时候老百姓家里烧锅用的木柴都是标准的又圆又直的好木材，因为木材太丰富了，上山伐木也要从几尺高处下锯。大圆木被壮汉用大斧头劈成柴花子，干了就烧锅。那些弯头扭拐的不要，因为好材都烧不过来。但文革后树子就少了，山上更没有什么老虎豹子了。老百姓上山开始挖树根了。挖又大又深的树根可是非常费时费力的活，什么弯材都不嫌弃了。再加上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也冤冤枉枉的砍倒了不少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大树。
第二次浩劫是在九十年代，那时的山林自从集体化解体以后就划归各家各户管理，八九十年代农村经济落后，百姓挣钱艰难，于是就纷纷把目光盯上了自家山上的松树林，虽然法律也在禁止滥砍滥伐，村委会和乡政府治安大队也在积极行动，但仍然无法阻止千千万万打游击的村民。那个年代经常看见大老汉们肩扛着一截笔直的圆木走路上街去卖，有的把木材绑在加重自行车的三角里赶着走。再后来看见一队一队的摩托车运木材的人危险地行驶在碎石公路上。有的人家把自家的山木偷光了，晚上又去偷别家的树木。后来有些木材贩子更是开着汽车偷伐林木。儿时记忆里不算大的松树林到2000年后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柑橘果园。
谁能想到五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虎豹出没的地方，再上溯到史前时期这里还是大象出没的地方，看金沙遗址博物馆里的成堆大象牙，就是最好的证明。
2， 民生经济的变化
先说一下吃的情况
在七十年前的四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家乡的农业作物仍然是祖辈延续下来的“大春”和“小春”，大春即水稻，小春即油菜、玉米。同时也会在山地载种棉花、土豆、花生、小麦和各类蔬菜水果。除了没见过棉花，这些都是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在解放前和刚解放初那段时间，家乡非常的贫穷。我老爷(曾祖父)刚解放那年三十八九岁，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除了我奶奶还有三子一女，我父亲也是在解放那年出生的，还有一个幺爸未出生。家里有几亩田地，解放前又买了八亩田，共十几亩。那个时候的水稻不是经过后来袁隆平杂交改良后的水稻，那个时候又没有化肥农药，一亩田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只能产水稻300斤左右。若遇到长期天旱或蝗灾，那就只能饿肚子。现在的杂交水稻最高可达三千斤，这个悬殊有多大!一个家庭一年产谷四五千斤，一家人轻轻松松就把它吃完了。有的人家甚至吃完了还不够，还要去借，去偷。这就是那个年代必然的逻辑循环，因为科技和交通落后所以人们才千辛万苦，因为辛苦而体力强壮，因为强壮而多食，又因多食而不够吃。不够吃又因为是科技落后无化肥农药和先进粮种而造成。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电汽化，人的体能消耗就非常的大，劳苦程度是今天百姓的十倍二十倍也毫不夸张。消耗大，吃的就自然多。所以那个年代的人饭量都非常好。今天的人到博物馆去看民国和清代受苦人的照片，基本上看不到胖子，都是非常瘦削的。凡胖子都不会是穷人，现在知道为什么照片上看不到胖子农夫了吧!每年产的粮食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而且不能光吃米饭。平时要参着杂粮吃，如：红薯、土豆、玉米粑🌽…吃菜嘛，就是青菜萝卜经常吃。据父亲讲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每次炒菜倒清油，非常的少，几乎就是点滴之间，油的作用几乎就是润锅。不节的，菜籽油就吃不到一年，另外据老人讲，那个时候(解放前)地主家也不能天天吃肉，富家有个口诀：“三天一次小牙祭，七天一次大牙祭。”普通农户就是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都算好的了，就是吃粗粮都还要省着吃。有些太贫穷的就两个月都吃不到一次肉。三伯说，那个时候难的吃一次肉，我爷爷买肉喜欢买肥肉，就炒了一钵回锅肉，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日没夜的干，太想吃肉了，但他不吃，要等那几个孩子吃完放碗了，最后他才吃，把钵里的肉吃的不剩一点残渣。
说了吃，那穿又是怎样的呢?
四五十年代，那是一个高度自然经济的年代。各家都种有棉花，家家都有一台纺线机，那时的农家大娘都会纺线。把线纺好后拿到一家织布坊去请那些会织布的大娘大爷代工织布，最后才由布制衣。这种由最古老木机具和人工织出来的布就是土布。我在博物馆里见到过汉代出土的木制织布机，但没有亲眼看到解放前的织机。包括我父亲六十年代到寿安中学读书以及后来参加红卫兵到北京见毛主席都是穿的土布。灰白色的土布经汗水一浸，干了就乌花乌花的，有的同学就给他取了个外号“乌稍蛇”。
尽管家家都能纺线，几千年前就能织布，但那时要穿衣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老人们讲，那时都是多子女家庭，没钱给孩子们置办新衣服，往往都是老大穿过的土布衣服等老二大了就交给老二穿，老二穿了传给老三穿……比如我大伯幼时穿的土布儿衣都是从亲戚那里拿来的，别家的孩子长大了，就把穿不了的旧衣服交给奶奶拿回来让合身的孩子穿。
那时街上很少有卖现存衣服的，通常都是卖土布，丝绸更是贵族的奢侈品。解放后街上印有花色的布，老百姓叫“洋布”火柴叫“洋火”铁钉叫“洋钉”。我们中国都是没有的。
住的地方又是什么状况呢?
那个时候的农村民房普遍是泥砖房或土墙房。说起土墙，很多城里人，尤其是新生代小鲜肉们连看都没看到过。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有一句：“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这个“版筑”就是夯筑土坯墙的意思。这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建筑工程技术。老百姓房顶上盖的通常是稻草，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一句：“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说的就是我爷爷他们住的草房子。很穷，买不起瓦，那时爷爷修了正房子只有三间盖了瓦，两边耳房则是盖的草。弊端就是很容易着火灾。只有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房顶上才全换上瓦。
在我小时候，看到的土坯房在村子里已经很少了，只有非常困难的人家才住土墙房，多数是泥砖瓦房。这些泥砖不是买的，而是农民在自家田里，用稀泥拌草节再装入模具后脱出来的。干了之后就成了泥砖，墙体厚，冬暖夏凉。有的地方，房子则是木板墙，雕花木窗，木板地下，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多见。现在，记忆中的木板房、土坏房、泥砖房大都消失了。剩下的也是凤毛麟角，残破不堪。
在解放前后，出行方面又是如何的呢?
刚解放那个时候，据老人们回忆，全县几乎没有一条公路，家里到蒲江县城是田坎路、羊肠山路。山坡路就是一块块几十斤的鹅卵石铺成的台阶，几尺宽，现在农村都还有很多山坡保留着，只供人畜通行。就是蒲江到邛崃也是稍宽一点的田坎路。没有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从辨证的角度看自然就不会有汽车。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就意味着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切货物流通都压在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铁一样的肩膀上。在1957年，我老祖去世(爷爷的父亲)当时我爷爷在名山百丈参加几万民工参加的百丈湖工程，又没有电话，我的大姑爷叶玉华(爷爷的女婿)就徒步七十六里到百丈湖通知爷爷家中老人病故。
在这里我分享一个法国摄影师在光绪年前拍摄的百姓赶集画面：在一个小石桥附近，去场镇上(也有可能是庙会)的路上，人流如织。有钱人戴着地主帽，脑后留有长长的辫子。黑色短袍套着白色长衫，和古装电视剧里人物一样。有钱人就骑马或骑驴，平民大多数是走路的，身材纤渡，穿的是浑身补满补钉的衣服。也有走路的妇女打着一把遮阳伞…一百多年后我们都要感谢这位法国摄影师为后人留住了这一珍贵的影头。它客观真实地反应了那个时候农村的交通状况。
3，我千辛万苦的爷爷
我祖父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中的普通一员。他的一生就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普通劳苦大众的一生。他生于1910年，和我国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基本同龄。但遗憾的是人生轨迹和个人命运及对社会的贡献是天壤之别，如麻雀比鲲鹏。
就以他为例，解放前教过师塾，在普通劳苦大众中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大老粗里还算是有点文化的。保长和保长的儿女都被爷爷教过，又给保长当过师爷(相当于秘书)，解放后又当过农会主席。57年参加过修名山县百丈湖工程的劳动，58年各地为支援工业建设又调集大量民工到大邑县去挖煤，以后又调到灌县紫坪坝修水电站。我爷爷是千千万万劳动大军中的一员。他见证过大跃进、低标准、文革的政治海啸在家乡泛起的惊涛巨浪。辛苦一生的爷爷到1983年去世，就在去世前的六七年里，晚年遭遇不幸，脑出血抢救过来留下后遗症，长期躺床上或坐藤椅上，偶尔也能站起来走几步。由于子女们事多，不可能做到专业护理，经常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地下。平时吃饭都要由人来喂。最后也是油尽灯枯极其痛苦的死去。在我幼时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头戴一顶旧雷锋帽，身穿灰黑旧长衫衣服面容瘦削的老人。
在解放前，为了养家，除教私塾，经常天不亮就要挑着一百多斤的木柴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那个时候的场镇或农村没有今天的天然气电磁炉，连电灯都不为常人所见。煮饭全靠一口柴火灶，街上开食堂做生意的人家就全靠买木柴来解决燃料问题。卖了柴以后，他都舍不得在街上吃顿饭，又买一百多斤的菜挑回来，回家时已是八九点钟，然后吃了早饭又去地里干活。
据老一辈人讲，爷爷卖菜最远走到过丹陵的青石桥，单边就有五六十里左右，来回就是一百多里。凌晨三四点就从家里挑着一百多斤菜从家里出发，走田坎路，走荒山野岭的小路到青石桥时已经是中午了，卖了菜又徒步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披星戴月，来回两头不见亮。尽管这么辛苦，耗时费力，这一买一卖中间赚的差价仅仅能买一升米或半升米。来回一百多里崎岖不平的土路，有时担着挑子买谷子碾米卖。今天二三十岁的小鲜肉们让他们骑自行车在平坦的水泥路上跑一圈恐怕他们也吃不了这个苦啊!
光是肩挑重担走长路就完了吗!在解放前土匪到处都是，据老人们讲，光从家里走路到西来街上十余里都还会在路上遇到劫匪搜身。我爷爷也遇到过不少土匪搜身的事，据说一次他把钱放鞋底里才幸免血汗钱被搜刮。
土匪很多时候是没有任何道义人性可言的。而匪和平民往往又没有明确界线。很多人一边为匪同时又一边耕种土地。据二伯讲有一年土匪把爷爷的养家命根子给抢了。那时的人为了防牛被盗就给牛上了脚镣，尽管这样那些土匪都要强行把铁镣给锤烂把牛抢走。没有了牛，自家的十几亩地如何耕种，要不在农忙时求人借牛，要不就以人当牛拉犁。以后我爷爷给地主李家仙家里看牛，那是一头母水牛，以后母牛产一小牛，作为对我爷爷的回报那头小牛养大就归了我爷爷。
在谷物收获的季节，他还不能在家里睡觉，还要去守田。因为那个时候大多都吃不饱肚子，粮食一到成熟时，周围的百姓会像耗子出夜工似的去别家田里偷粮食。不是用镰刀割，用老百姓话说就是用手“揉雀雀窝”远看是稻田近看全是无谷的稻草。我爷爷这个人心地善良，有一年山上的麦子经常被人偷，但又老是逮不着人，于是他就趁傍晚俏俏溜到麦田卧在麦田沟里，连续三天晚上不合眼的守候，才将偷麦贼抓住。那人仆通一声跪在爷爷跟前，哭苦哭悲，说是饥寒起盗心。我爷爷也动了恻隐之心，并未处罚他，而是将他偷的那点粮食交给他，并嘱咐不要再来便是。以后那人再也没有偷过我爷爷的粮食。
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除了艰苦的劳动还要面对沉重的租税和匪劫，还要养家糊口，担子之重谁能想到!时代的一切苦水和无奈都被他默默地吞到肚子里。
历史在我爷爷的手上还留下一道永久的伤残，那是在刚要解放的时候，国军兵败如山倒，川军刘文辉部队向各个保下达了征兵命令，也就是抓壮丁。按理说，我爷爷是不能当兵的，我老祖名下只有一子一女，而且我的曾祖父晚年就双目失明。当时我爷爷知道乱世年代当兵的下场多半都抛尸沙场葬身荒野。而且他又结了婚有了几个孩子，又是家中的顶梁柱。主动用几担谷子去买通保长，这个保长以及保长的儿女都是我爷爷的学生。平时和爷爷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叶保长家在山上，爷爷家在山下直线不到一百米，只要叶保长来了无论如何都要吃了饭才走，就好到这种程度。收了好处几天以后保长心里惶恐不安，又为难了，可能他们那些国民政府的基层干部也有压力，征兵任务必须完成。
过几天后来找到爷爷说：“李九良，你的事还没有过啊!…”给我爷爷出主意，用刀在案板上剁去自己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半截。这样失去了抠动搬机的能力就可以不用当兵了。万般无奈下，爷爷只好横下一条壮士断腕的决心，自己拿着一把菜刀，但把刀拿到手后瑟瑟发抖，又怎么也下不了手，又怕宰的不彻底宰不断更疼苦。于是就要奶奶动手宰，奶奶是妇道人家那干过这事啊，哭诉道：“你喊我宰，我咋下的了手啊!”爷爷也生气了，哭喊道：“你到底宰还是不宰啊!…”犹豫和痛苦了好久，爷爷将右手食指中指颤抖着放在桌子上，奶奶鼓起了这一辈子最难鼓起的勇气，奶奶一只手着住刀把，爷爷指头在刀下，爷爷头偏向一边，奶奶拿起沙盔捧如万箭穿心之痛似的砸下去…顿时血流如注。爷爷当时的剧痛可想而知，捏住伤指上部，当时又无医院又无药，奶奶只是用草木灰和粗布包扎一下就完事了。为了活命为了家，十指连心的剧痛他忍了。对外则说是用铡刀铡草时不小心铡的。这样保长也好向征兵处唐塞，说某人已经伤残不能再抠动搬机打枪了，这样我爷爷才算躲过了抓壮丁的魔爪。
我爷爷有儿女亲家五个，我母亲家里是最远的一个。在我小时候母亲讲过一件事，这大概是七0年以后的事了。有一次爷爷砍了一大捆竹子(估计也有一百多斤)扛着拿到名山的茅河镇去卖。回来时就路过大兴转角楼村我外祖父家门口，由于那时挣钱太艰难，手里没有东西，不好进亲家门，就在门外的田坎路上向院子望，站了一下就走了。这也是他老人家唯一的一次走访亲家的机会，都被他错过了。
我家到茅河镇地图上一查最近也是42里。在那时走小路35里总有吧，来回就是七八十里啊!而且还是扛着一百多斤的竹捆去的。今天的年轻人还有谁能做到!就是空手走路现在的零零后都没一个能做到的，何况是肩扛一百多斤!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爷爷为我的父辈共修了三套房子，都在一个山碥上。一个大孃嫁在了本地自然不用修房子，剩下的就是我幺爸单独一套房，大伯和三伯一套小四合院，我父亲和二伯又是一套连二房小四合院。这三套房都是泥砖小瓦房，在当时已经是不落后的房子了，看毛爷爷湖南老家的房子也是这个风格样式的。长大了才知道每一匹瓦每一块砖都是爷爷的滴滴血汗。
五O后的大老表向我说起了爷爷的形象，性格内向，少与人摆谈，很少走家串户，到夏秋季节，赤裸上身，一条单裤挽到大腿。这样的形象和气质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爷爷(他外爷)早年教过私塾，以后又当过村干部。他是个默默无闻只知埋头苦干的人。到过什么远地方也不愿意将所见拿出去大谈特谈。常年在自家自留地里种旱烟。然后又把烟叶夹在草绳上晾晒干，整个屋檐下阶沿上都是一层又一层草绳晾晒的的叶子烟，一进入院坝浓浓的烟草气味扑鼻而来。爷爷不是一个自私小气的人，大老表每过年来给这个外爷拜年，爷爷总是给他一张女子开拖拉机的一元红票子或一个工人在车床劳动的两元蓝色票子。当时一般人家只给外孙5毛或两毛钱。在六十六岁大老表的记忆中面容瘦削的爷爷起早摸黑与那条老水牛形影不离。不是见他扛着犁头就是扛着耙子走在老水牛的后面，赶着牛出去或回来。冬水田地经常看见爷爷犁田或耙地的身影。那时他50多岁了，一天到晚都在为家里挣工分。他是一个有悲悯之心的人，在农忙季节还要给牛喂稀饭，米饭在那个时代人都不够吃。
爷爷就是那头永远不知疲倦又永远不敢偷懒的老水牛。几十年来生活的沉重枷锁和命运的每一次毒打，这头不敢偷懒的“老水牛”都默默地承受了。
我爷爷年轻时体力是非常的好，据父亲回忆，有一年起大风，山上的大松树吹倒了很多，吹倒的松树就被锯成了很多段，我爷爷很轻松的像扛一筒晒垫似的将木材扛回家。我父亲和三伯也去帮忙抬，由于木柴太粗太沉(可能有三百斤)他弟兄俩抬到半路上怎么也抬不动了，我爷爷见状，说：“放地上，我自己来。”只见他很轻松的就把那筒木料扛走了。父亲讲爷爷66岁时肩扛两百斤木材都还很轻松，几个房子的地基都是他一个人挖的，修房的成千上万个泥砖是自己和家人一个一个制出来的，每一块木板都是自己锯出来的。68岁时突然出现脑梗，经抢救虽拣回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废人。他曾经想过自杀，但拿在手里的刀再一次瑟瑟发抖，曾叫一个侄女李文秀大孃上街给他买根棉绳回来，他想过上吊自杀，但李大孃没有给他买。
他是1983年去世的距今已有40个春秋，死时73岁，坟上藤蔓年年茂密后代又年年清理，前几年父辈几弟兄又给他立了一个碑，碑后是一堆黄土，黄土下面是一个人。不，是一代人艰苦磨难的百年故事。也许他的经历比我的只言片语的叙述更痛苦更富故事性，他几十年的苦难人生没有为后代留下一个字的述叙，只为儿孙们留下了一间间遮风避雨的泥砖瓦房。
我敬爱的爷爷，请在地下安息吧!因为您的一生太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