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儿走千里母担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十八岁那年，中学毕业后来沈丘县城工作。刚开始没找到工作，寄宿在亲戚家里，给卖早点的他们打打下手。谁知这个亲戚的脾气不太好，嫌我干事迷瞪，经常把我吵得上天入地摸不着辣气。母亲来看望我，见到这种尴尬情况，狠狠流了一回眼泪。回家就和父亲商量，咱一家都去县城吧，别讲吃好吃歹，起码不塌到别人眼皮底下受窝囊气。
不久，父母带着十二岁的弟弟搬到县城，在老国营汽车站以东有个叫崔楼的村子，租了一间房，又紧靠房子山墙搭了个棚子，用作厨房。我当时也已找到工作，在汽车站马路对面一家破败机械厂做学徒，吃住在厂。父母搬来后，由于离家近，每晚下班过去吃晚饭，然后回厂里宿舍睡觉。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算是在县城安顿下来。
紧接着就是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开始那段时间，父母仍做在老家时做的变蛋生意，但没多久就不做了。原因是本大利薄，鸡蛋容易破碎易损耗，赚不到什么钱。再加上他们感觉我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到了该结婚找对象的时候，心里未免着急。就去找那些亲戚寻求良方。
“卖杂面条吧!城里人都大鱼大肉吃腻了，还是很想换换口味，尝尝农村人吃的杂面条”——我那个爱趾高气昂吵我的做惯小买卖的亲戚颇有心得的建议。
于是，我家的杂面条生意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父亲拿出在老家时练就的精湛手艺，*在当做厨房的棚子下面，用四处拣来的残破砖头和着泥巴垒了一口大铁锅灶。锅灶设计巧妙极了，摒弃了农村传统的风箱，灶台后面竖直一个高高的烟囱，上部通到棚顶外，下部连着灶膛，烧火时只听见“呼呼”拉风的声音，黄灿灿的火苗笔直往上窜，犹如被绳子拽着似的。一大锅水一会儿功夫，就“咕咕嘟嘟”沸腾开来，省柴又省时。
在父亲忙着垒锅灶的时候，母亲也没有闲着。卖的东西毕竟和自家吃的不会一样，人常说“各行各业都有道”，外行人眼里很简单的事，其实内里的弯弯绕有很多。弄懂了通气了，就容易赚到钱，白脖子上阵只会瞎忙活。还是我那个卖早点的亲戚懂得多——我不得不尊重而又感激他——他耐心的教导我母亲，面条要做到口感好，成本低，还要让精明的城里人吃后不感觉亏，这个生意你就算做活了。接着他就如何做活这个生意，如此这般给我母亲说了一大堆。
锅灶垒好后，父亲又去买来一个小口大肚子的陶瓷坛子，并让母亲用针线缝了一个青白布包棉花的褥子，从底部到坛口下面脖颈处封严实，以利保温，放到从老家一路拉来的木架车中间位置，坛子前后又各横一块立着的木板，用钉子钉牢固，防止坛子滑落。然后卖面的小号白瓷碗，一大把竹筷都备齐整了。
出摊的第一锅面，母亲没敢煮太多，倒进坛子只有一半高。煮面的程序就按亲戚教的。先把水烧开，下买来的杂面条，泡软切碎的干菜，盐，适量猪油，味精，两滚后，开始操作重点一步——也是亲戚教的绝招——倒提前搅好的面糊，边倒边用大勺子搅，滚开后不稀不稠正好——盛到碗里黏糊好吃，感觉量也不少。然后再备香菜末，盐渍辣椒末，一切准备就绪，母亲推起架子车，走出租房的院门，沿着大街，走过一家家商店饭馆，走过一个个工厂家属院，大声吆喝“杂面条热哩!谁买杂面条!”尽管声音很大，可在川流不息的车辆轰鸣声，刺耳的喇叭声，熙熙攘攘人流的说话声，以及震耳欲聋各种各样的嘈杂混合声中，依然显得那么虚弱、缈小。
母亲做的杂面条好看，也好吃。稠糊糊的面汤泛着油润的亮光，黑色的干菜，褐色的面条，点缀碧绿的香菜末，盐渍辣椒碎，喝一口香味浓郁，柔软绵长，利咽易化。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喜欢，胃弱的儿童爱吃，即使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也想喝一碗再盛一碗。
母亲的杂面条卖的便宜，5毛钱一碗。那时人们的收入普遍不高，能在城里花5毛钱有稀有稠吃顿饭开心的眉毛都能飞。况且每次盛饭，母亲总给盛的满满的，有些一碗吃不饱，再饶上半勺甚至一勺不收分文。所以每到母亲该出车时，沿街吃惯的人都耐心等着。大修厂家属院的刘老太七十多岁了，牙齿掉光了，每次都张着豁瓢似的嘴笑呵呵的说:“一天不吃老张(母亲姓张)的杂面条，感觉这一天就像没过一样。”我厂门口开烟酒店的姓谢的老板，每天都自己备个碗，每回都让母亲盛满满一大碗，自己吃点，喂他小孙子吃点。他说，这孩子不愧是我的亲孙子，和我胃口一样的一点不走绺。马路对面“阳春烩面馆”老板娘的妹妹，是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常年在姐姐店里帮忙，难得回一次200多公里外的家。每回吃母亲的杂面条，别看高高大大，一副粗豪的样子，总吃得眼含泪光。她抽抽噎噎的说，跟俺娘做的口味一样一样的。
短短大半年时间，母亲做的杂面条在周围人心中留下良好印象，赢得他们的交口称赞。随之而来的便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每天一坛面增加到两坛、三坛。母亲一人忙不过来了，备受鼓舞的父亲不再跑来跑去干杂活，专门在家给母亲煮面。正当我们一家人都为生意的越来越好兴高采烈时，意外发生了。一天，母亲到马路对面五金店取客户吃过面的碗，返回来快到架子车跟前时，一辆凶猛飞奔的二八横杠大自行车，猛的撞到母亲身上，母亲被撞出去几米远，摔倒在坚硬的马路上，瞬间昏迷了过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母亲醒过来，从地上慢慢站起来，看到撞人的那个中年男人，双腿支着地，稳稳的坐在车座上，双手握把，双眼圆睁，那架势很有点像抗日电影里日本鬼子牵的狼狗，呲牙裂嘴，想吃人的样子。
“狼狗”口气硬硬的问母亲:“摔柴坏没有?摔柴坏了上医院看看去!”
母亲凄然的摇摇头，说:“没事，你走吧。”
“狼狗”脚一点地，蹬起自行车，扬长而去。随风送来他轻快的口哨声。
当天夜里，母亲浑身酸疼，被撞的腰部位置乌青肿胀。到天亮，已疼得下不了床。父亲急忙找房东借了一辆三轮车，我把母亲背上去，由父亲踏着车，送到了医院。一番检查下来，幸好，没伤着骨头，医生开了一堆消炎止痛的药，让回家休养。就这样，母亲整整躺了7天，才能勉强下床活动，她还掂记着杂面条生意呢。7天里，一遍又一遍唠叨，这可咋办?这可咋办?那些老客户都等着吃呢!可是，父亲被这件事吓坏了。他红着眼，有些凶狠的“威胁”母亲，杂面条生意不能再干了，再干我把锅台给你拆了。母亲流泪了，不干咋办?我总不能闲着吧。
我心里一阵酸楚，差点没跟着母亲一起掉眼泪。我急忙说，父亲和我商量好了，在我们厂门口空闲地儿里，给你摆个杂货摊，你见天坐那等着收钱就行了。
母亲不说话了，擦了擦眼睛。
几年后，弟弟也长大成人，跟着一个亲戚学印刷。我家没有吃闲饭的了，慢慢的，日子如同迎着太阳生长的葵花籽，一天比一天饱满。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想起母亲卖杂面条的那些日子，我总忍不住心潮澎湃，对已经满头银发的母亲充满深深敬意。感谢母亲，她让我学会了如何安然面对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