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如此刺眼的字眼，竟与多年前的我产生了关联。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师范求学时，寒假来临。归心似箭的我匆匆提着行李，乘上载客的小三轮，从凤阳师范所在的县城奔赴临淮关火车站。夜幕，在抵达车站时已悄然降临。
彼时的绿皮火车班次稀缺，慢车更是少之又少，晚点也是家常便饭，我与其他旅客一同在候车室里苦苦煎熬。夜里一点多，站内广播骤然响起：“有一趟客车即将到站，乘车旅客抓紧购票。”焦急的旅客如潮水般涌向售票窗口。望着那蜿蜒如长龙的队伍，我心生一念：若排队购票，万一火车已至票却未得，一定会耽误上车，不如直接上车补票来得省事。
火车终于进站。或许是深夜，检票口竟无人值守。我随人流涌上站台，挤进车厢。刚安置好座位与行李，我便匆忙前往补票车厢，可那里空无一人。苦等许久，仍不见补票员的身影。因担心行李，我只好返回座位。没有车票，心始终悬着难以安宁。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再次前往补票车厢，结果依旧。此时已至凌晨两点多，正是人易熟睡的时辰，想必补票员正在某处正酣睡。我这般折腾两回，前后耗费一个多小时。接近凌晨三点，火车抵达滁州站，这是我的终点，然而补票室依旧空荡，车票自然无从谈起。
无奈之下，我随着人流下车。临近出站口，心脏“扑通扑通”狂跳，恐惧如影随形。出站的值班员一定会将我视作逃票者加以斥责，在众目睽睽之下，该是何等的无地自容?若按逃票处罚，又会罚款几何?兜里有限的钱是否足够?我心神不宁，迷茫地挤在出站人群中，缓缓靠近出站口。工作人员示意出示车票，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解释：“我从临淮关上车，来不及买票。准备上车补票，但是没有找到卖票的人……”工作人员对我这语无伦次的解释充耳不闻，板着脸粗声喝道：“跟我到值班室去。”刚进门，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便大声训斥，并告知要按起点站罚款。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这自北京始发至上海的客车，如此计算，罚款数额该是多么巨大?稍稍缓过神来，我再次重复出站口所说的话。这位“领导”根本不信我是首次“逃票”，更对我的解释嗤之以鼻。他们见惯了逃票之事，早已麻木。无奈中，我掏出学生证，赌咒发誓般说道：“我是一名学生，将来会是教师。您相信我，绝非有意逃票。”望着我委屈发誓的模样，那位干部说道：“即便承认你从临淮关上车，也要按百分之二百罚款，这已是最低处罚。”他“仁慈”至此，我唯有接受。他埋头在收据单上疾书，随手一撕，罚单置于我面前，补票与罚款共计六元。
六元，恰是我当时兜里的全部家当。交完罚款，我悻悻走出那间“囚室”，愤愤跨过出站口，前往滁州汽车站。
汽车站紧邻火车站，片刻即至。我幸运地赶上了滁州到全椒的首趟公共汽车。车虽坐上，可我却犯了愁，身无分文，车票钱从何而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先上车再说。自我安慰中，公共汽车即将出城，随车乘务员开始售票。我仔细打量车上每一个人，试图寻找熟人借钱，可惜满车皆是陌生面孔，借钱无望。急中生智，我想到钱包里还有粮票，用粮票抵票钱，或许可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粮票是购买食品的唯一票证，亦可兑换人民币。售票员是一位女同志，我走到她跟前商量道：“大姐，我在凤阳师范读书，钱已花光，没钱买车票，用粮票抵钱行不行?”乘务员大概首次遭遇此种状况，未敢当即答复。我满怀歉意地说道：“大姐，实在是没办法，让您为难了。”借着车内微弱的灯光，她见我不似奸猾之人，让我稍等。她从后往前售票，至最前排时，与司机轻声商议，而后将我唤至驾驶室旁，说道：“因情况特殊又是短途，你无需购票了——免票!”“谢谢师傅!谢谢大姐……”我连连道谢。
若没有火车上的“逃票”乌龙，我又怎会被罚款?更不会陷入无钱乘坐公共汽车的尴尬境地。我在离家最近的招手站——路井站下车时，天已破晓。我立于路边，久久凝视着那辆公共汽车远去的方向，凝视着司机师傅与售票员大姐离去的方向。
此时，东方的曙光染红了半边天，也温暖了我的心。
在这段经历中，我遭遇了罚责，却也收获了温暖。生活总是这般，在黑暗中藏着希望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