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现在青少年们优越的学习环境和完善的学习条件，以及良好的生活保障，我总会想起几十年前自己的求学经历，想起父母和家人克服困难，全力支持我上学的情形。
01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肥东县的一个贫困山区，家人祖祖辈辈务农，没有几个识字的人。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参加乡村开办的识字扫盲班，亲友们才能看书认字。那时，我家经常是村里识字扫盲班的课堂，我也常坐在小板凳上似懂非懂地和大人们一起听课，从小就受到了学习氛围的感染。
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我们家那里方圆十多里原来都没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方努力，才将宗族祠堂改造为校舍，从合肥城里请来了两位老师，办起了小学校——双山小学。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又陆续增派了几位老师，但教学条件和学习环境仍然很差，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都是学生们开学时从家里搬过来的，高矮宽窄不一，五花八门，教学器具也少得可怜。
到了我上学年龄，母亲领着我去学校报名。我们家的田地就在学校旁边，家人在田里干农活时，总能见到老师们，所以很熟悉。母亲便利用下地干活时将我交给了老师。母亲用家织布给我缝制了书包，用鸡蛋从货郎挑子那儿换了铅笔和大张的白纸，再将大张白纸裁成小块白纸订成写字本子，我从此开始了小学生的学习生涯。
那时虽然是小学生，学校也经常组织勤工俭学活动，到处拣废弃物品，去地里拾麦穗、花生、红薯，去很远的粮站剥花生米。那时，全民大炼钢铁，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也到处捡废铁，甚至将家里的锅、门上的铁环等所有铁的物件都拿到学校，然后集中起来送到有炼钢高炉的地方。还参加全民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活动，每天要交一定数量的麻雀和老鼠，到处敲锣打鼓轰麻雀，让麻雀没有落脚的地方，最终吓死、累死、饿死。到处挖老鼠洞，用烟熏老鼠。
我们上小学时正值大跃进年代，学校开办了学生食堂，我们有近一年时间吃住在学校，过集体生活，晚上几十个男生在一个大屋里睡地铺，打饭、洗碗、洗脸、洗脚、铺床、叠被等都要靠自己。那时候没有电灯，晚上上自习课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几十盏灯一起亮起来，灯芯吱吱作响，满屋是呛人的煤油烟味。煤油灯的油要自己从家里带，有时突然没油了学习只得停止。为了给煤油灯加油，除了从家里带，老师还组织我们男生钓泥鳅，发动大家找些一尺多长的细竹竿和小木棍，在每根的下端拴根粗线，线头处拴上用编灯笼用的细竹丝剪成两头尖约一厘米长的卡子，挖来蚯蚓穿在卡子上，晚上将它们插到水田里、沟渠里，泥鳅想吃蚯蚓，一口吞下去，就被卡在嗓子里了，只好吊在线上。第二天一早，我们拔起一根根竹杆、木棍，一条条泥鳅就挂在上面，有时一天能钓上好几斤。将泥鳅和收集的废弃物品卖了，打灯油的钱就有了，也补充了班级的学杂费。
不住校后每天走读也很紧张和艰苦。一早要到学校早读，早读后回家吃完饭再上学，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后继续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吃过晚饭还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才回家休息。学校离我家有四里多地，每天加起来要走二十四五里地。
02
我小学毕业时，国家仍处于严重自然灾害中，家庭生活也极端困难，母亲(那时父亲已去世)继续支持我上学，考上了离家二十多里外的县重点初中——肥东县长临河中学。学校前身是1947年秋通过募捐创建的私立巢湖中学，之后更名为私立肥东崇实初级中学、肥东县第二初级中学、肥东县长临河初级中学。我上学时，学校增设高中部，晋升为全日制的完全中学，被命名为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中学。
我上学期间，因粮食供应不足，在学校是一天三餐喝稀饭，由工友用大木桶将照得见人的稀饭抬到班级的门口，一位工友用大锅铲在木桶里不停地搅动，将稀饭搅均匀，另一位工友迅速用大舀子将稀饭倒入我们每个学生的盆和碗里。由于在学校饿的很，每个周末回到家里，吃什么都香，如生花生、生红薯、干红薯片等，因为吃得过多，每个星期日到学校后，总要闹肚子，经常肚子胀、呕吐、胃痛等。
那时，星期一到星期六住校，星期六下午下课后回家。学校距离我们家二十多里，没有公路，更没有公共汽车，都是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每次天黑了才能到家。有时下课晚了或有事耽搁了，就要在黑夜里走二十多里山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空旷的山洼里行走，不时听到突然的响动、吹起的晚风、路边池塘里的波浪及附近村庄的狗叫声，往往会毛骨悚然，但也得硬着头皮往家里赶去。在家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星期日下午又得返校。
母亲知道我在学校挨饿，每次在我返回学校时，她都要炒好一大瓶咸菜，包上一些花生、红薯片让我带上，补充我一个星期的伙食。初中三年忍饥挨饿学习，加上年龄小，升学意识不强，结果全班没有几个人考上高中，我也落榜了。
考高中落榜后，我当时心情很难受，母亲就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坚定我继续求学的信念。通过多方联系，安排我到另外一所中学——山王矿山中学(后来更名为桥头集中学)复读。这是一所“大跃进”年代创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因办学有特色，曾受到过中央的表彰。它依附肥东县双山白云石矿开采厂，老师带着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去矿山打炮眼、炸矿石、粉碎矿石。虽说是复读一年，却只是上了半年课，但也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学习意识，深化了过去所学的知识，人也变得更加成熟了。
03
1965年，我满怀信心地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填报的志愿是一所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的安徽省重点高中——滁县中学(后来更名为滁州中学)。滁县中学前身是“安徽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由老同盟会会员汪树德(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父)于1921年创办。我上学时，滁县中学建校已四十多年，学校条件、教学设施等都比较好，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是滁县地区最好的，录取分数线也最高。
随着新学期开学时间的逐步临近，其他人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可我却一直没有消息，我心里凉了半截，肯定又没有考上。母亲不甘心，让在县城工作的二哥陪我到肥东县教育局查问，教育局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立即给滁县中学打电话查问，对方明确答复：已被录取，通知书早就寄出。马上就要开学了，再补寄已经来不及。由县教育局开张证明，直接到学校报到。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先乘坐淮南铁路北上的火车，经合肥、水家湖到达蚌埠，再换乘津浦铁路南下的火车，经凤阳、明光到达滁县(现在叫滁州市)，到学校后，看到学校大门内公告栏上的高一新生分班名单有我，别提多高兴了，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开学一个多月后，接到二哥的来信说我的录取通知书找到了。原来是我考完后，考虑自己住在农村家里，交通不方便，为尽快收到录取通知书，便将收信地址写了我二哥在县城工作的单位。结果邮递员在送录取通知书时，因我二哥单位的办公室没人，而且锁了门，他便将我的录取通知书与报纸卷在一起，塞在办公室(平房)外面屋檐的隔层里，直到一个多月后清理卫生时才被发现。
真是欲速却不达，闹了一场恐慌，差点误了我上学。在这个过程中，要感谢母亲和家人的关心与支持，感谢肥东县教育局对农家子弟的同情与帮助，感谢母校滁县中学的灵活变通和妥善处置，使我能够按时到校进入高中学习。对此，我难以忘怀，成了生命中一段曲折的求学经历。
滁县离我们家乡二三百里远，上了滁县中学高中部后，半年才回家一趟。除了往返路费和学杂费，每月还需要十元钱的生活费，这对于以农为生、无其他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负担。母亲和哥嫂们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多方筹措，再困难也是每月按时将十元钱寄给我。
那时中午就餐，学校食堂往一个个小盆里放米、加水、蒸饭，开饭时将盆里的米饭一分为四，给我们每个学生一块，这根本吃不饱。于是我和同学们一样就自己买点米，每天用茶缸子放点米送到食堂，校工给加上水，帮忙给蒸成饭。我们先吃食堂分的，再吃自己蒸的。当时蒸饭的事，我是和同村的一位叔叔、也是高三年级学生的傅诗鳌合伙。家里每月寄来十元钱，交给学校伙食费以及购买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后，就没有多少了，用剩余的钱买几斤大米蒸饭吃。再就是偶尔下次饭馆，去青石街的小饭馆要一碗水煮猪皮和两碗米饭，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将饭扒拉光。
1968年，学校正式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学生们都回家去了，临走时，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赠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从此彻底离开了学校，回乡务农。
正是因为以前学习生活的不易，正是时刻牢记母亲和家人的期望，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参军入伍后，除了平时认真自学外，还多次参加北京大学、北京军区、集团军、省军区组织的专门理论集训班学习;先后参加了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进修学习、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军事科学院函授学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专业基础科)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此外，还多次参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专业培训及各层级的新闻报道、文字编辑、刊物出版等业务培训。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使我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才干，提高了工作质量，在部队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