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是山东医学院。
我上大学时的白底红字校徽和我留校任教工作的红底白字校徽都是山东医学院。
现在，山东医学院这个名字就像我的校徽一样，已经成为了历史。
在我毕业十年后，也就是我离开母校的那一年，山东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大约又过了十年，更名后的山医并入了山东大学。在山大，山医先是被称为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部，后改为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山东医学院大门在济南高校中首屈一指，校门口经常有山医甚至不是山医的大学生在门口照相。当时，山大的名字、山师的房子、山医的大门、山工的牌子，在济南的大学生中流传甚广。山大的名字，说的是毛主席题写校名。事实上，山东大学的校名是毛主席写的，但不是主席专门为山大题写的，而是从主席给山大著名教授高亨先生回信的信封上取下来的。山工的牌子，据说是用七两黄金镀金的集毛主席字体做成的。山师的房子，是管教育的余修副省长兼山师院长为山师新盖的，图书馆、综合楼都十分气派。我没有去考证过这些说法的真伪，但山医的大门是有历史的，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1924年齐鲁大学校庆时由千名校友捐款两千大洋为母校修建的，最早正面的拱匾是教育家王寿彭题名的齐鲁大学，1952年改为山东医学院，1985年变成山东医科大学，现在是山东大学了。
一般来说，大家都把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济南建立共合医道学堂及医院，并开始招收医学生的1911年，作为山东医学院或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的启始。虽然当时只有10名学生，14名老师。三年后，齐鲁大学正式建校，把共合医道学堂纳入到齐大医科，那之后才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真正开始，也才有了后来近代医学教育中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美名。
山东医学院校门
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山东医学院的根脉是有红色基因的!
1948年济南解放，隶属于华野的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接管了山东省立医学院。1950年改名为山东医学院。1952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山东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为新的山东医学院，校址就用了齐鲁大学校园。我的大学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麦苗青青油菜花开的季节，我寻访母校的红色根脉，到了盱眙县黄花塘。
黄花塘，是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的前身，新四军军医学校的诞生地，也是母校红色根脉的胎动之处。
这里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的第二个军部旧址，原先是新四军二师的师部，现在设有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黄花塘早先叫“黄昏塘”，村里只有一个小水塘，为了解决军民吃水问题，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发动干部战士苦战几十天，把水塘扩大了若干倍，还在水塘周边种了许多花果树木。春天一来，这里的油菜花金灿灿的连成一片，张云逸高兴的对罗炳辉说，“我看这里应该叫‘黄花塘’”。尽管盱眙县历史上一直是由安徽管辖，1955年才划归现在的江苏，但黄花塘的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至今。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
新四军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时建立的，原来军部在安徽皖南泾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公布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并迅速在江苏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日伪和国民党又把进攻力量指向盐城。经刘少奇提议，陈毅拍板，新四军把军部转移到二师师部所在地黄花塘。直至抗战胜利，新四军及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后勤保障建设，都是在这里开始升华的，许多都成为了全军和全党的典范。
毛主席说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革命的队伍”。但是，八路军是在曾经有苏维埃政权、有十万红军的基础上改编建立的。而新四军是红军长征后，留守江南的分散的游战部队为抗日而建的，其后勤保障先天不足。叶挺将军一上任新四军军长，就到上海找来他的朋友沈其震担任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到部队后，立刻着手建立新四军的医疗、救护、卫生防疫体系，并培养为新四军所用的医护人才，得到了叶挺、陈毅、周恩来的全力支持。陈毅还发出了“新四军要有自己的医科大学”的指示。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领导人在黄花塘合影。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潄石
1945年5月12日，也就是国际护士节那一天，新四军在盱眙常庄建立了新四军军医学校，饶漱石代政委、张云逸副军长到会讲话。军医学校后来按陈毅的指示，更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这也是山东医学院的前身。
在山医的红色足迹中，有大批红色医生的闪亮名字。
¬——沈其震。他是新四军医学事业的奠基者。在他中学快毕业的时候，38岁的母亲因肺结核病亡，他痛感中国医学的落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学院，后又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还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新四军在筹建阶段时，叶挺就任命他为军医处处长了。他从抓人才引进和培养入手，先后动员了40多位进步医护人员参加新四军，还多次组织举办新四军的卫生干部培训班，组建了新四军的前后方军医院。
1946年5月中央军委卫生部沈其震副部长率领张学彬、彭治生、商鉴三名医生到临沂
沈其震不仅是新四军医学事业的领导者，他还长期从事内科学和生理学研究，在条件反射和神经递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是中国医学界来自解放军中“中科院学部委员”第一人，后来有人称他为“红色院士”。
——宫乃泉。他是新四军军医学的创始者。1935年，宫乃泉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七七事变后，他向往真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边区，主动给延安的成仿吾同志写信，要求到延安工作。延安方面给他回信说，新四军初创，更缺少医生。他义无反顾的到了武汉新四军办事处，叶挺军长任命他为军医处副处长。他在皖南创建了新四军后方医院，建立了医院的管理制度，还亲自为士兵和群众做手术。他曾经为一个寡妇摘除了十几斤重的肉瘤，不仅挽救了她的生命，还洗清了她的名节。宫乃泉特别重视人才建设，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他动员了沈霁春、江上峰、邢其毅、苏醒、方春望、黄志尚等医学专家到新四军授课。后来，江上峰还担任了军医学校校长。
宫乃泉校长为学生授课
上海解放后，宫乃泉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兼上海第一医院院长。他又对上海各大学医学院进行调整，建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也由他兼任院长。1951年，宫乃泉奉命组建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1953年他担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还负责解放军总医院的组建工作。对于宫乃泉对军队和医学教育、科研作出的成就，中央给予极大肯定。1955年大授衔时，民间有“红军不下校，八路不上将”的说法，也就是说，没有红军资历是很难进入将级军衔的。但是，在第一批授予少将军衔的800人中，仅有15位是七七事变之后参加革命的，宫乃泉就是其中一位。
——方春望。方春望原名聂崇铭，1938年在上海医学院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地下党和宫乃泉同志安排下，到新四军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任教，先后任内科主任、教务主任。华野接管山东省立医学院后，建立山东医学院，宫乃泉任院长，方春望任副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省卫生厅长白备伍兼任山东医学院院长，方春望任副院长。当时，按照宫乃泉的指示，方春望曾多次到上海等地聘请优秀人才到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和山东医学院工作，这些人中有很多成为了山医的骨干和国家优秀卫生人才，其中就有著名的药物学家周挺冲、黄翠芬夫妇。后来，中央任命方春望为山东医学院院长。方院长把一生都献给了山医，献给了党的医学教育事业。
1946年方春望(聂崇明)、陶煦(胡鸿慈)和黄智尚(王志良)由上海到新四军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任教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馆长的卞龙同志给我介绍这些人物时，心情激动，极富感情。他认为，新四军在军队建设中有很多建树，但卫生事业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他还东奔西走，组织编写了《红色医生——新四军卫生故事》一书，并拍摄了电视纪录片在央视上映，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我在纪念馆也看到了这部片子。
黄花塘之行，丰富了我对母校红色根脉的认知，清晰了母校的红色初心，对母校的留恋情深更加笃远。母校不仅有宫乃泉、方春望，还有赓续母校红色根脉的白备伍、孙铁民、邵德孚、武静安、王哲、于勋忱。还有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把我这样一个二十几岁的奋进青年提拔到学院中层负责岗位上的彭怀正、吴祥廉书记，他们都在党的初心使命的感召下，把自己的生命光华献给了山东医学院，献给了为中国现代医学而求索的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牢记母校的红色根脉，牢记有人民军队深深印记的红色初心，牢记那些革命先哲先贤的红色足迹，不管学校的名字怎样改，都不会忘记过去，更不会迷失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