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暗换流年，春风十度人家旧。
虽处闹市，河西区厦门路宝和里(24号)却如处子般淡泊宁静，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宝和里是一排一排的平房，一共有四条胡同，我们简单称之为一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四条胡同。每条胡同有六到七个院子，每个院子又有八间平房。在整个四条胡同的末端还横着建了一排房子，院子挨着院子，每个院子不大，里面大概有四间房，我们习惯叫它横条胡同。
宝和里24号是由四个姓氏的家庭组成的，周家作为大户占据着院落的半壁江山：我家住一间(前身是田奶奶的住房，我家跟她家置换至此)，我的祖父祖母住一间，我的三爷爷住一间，我的二伯住一间，另外丁奶奶家住两间、龚奶奶家住一间(前身住户姓尹，还是我家远亲，后搬走)陈奶奶家住一间。院子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单间住着我的三太爷。在三太爷住这之前，我父母住在这里，我便是在这间屋出生的。到我这辈，周家整整四代人，已是真正的四世同堂了。
回忆是部放映机，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反复播放。
我的祖父叫周福田，中等个头，身材胖胖的，圆盘大脸，往日里穿着一双黑布鞋，鞋边很白，走路有些慢。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一说话就比较倔。不知怎的，跟祖父在一起，我略微感到些许的拘束。我记不得与祖父有过什么具体的交流，也很少见他与祖母有过哪方面内容的谈话，他就像一尊大佛(与大佛略有不同的是，祖父不苟言笑，我尽其所想也还原不出他笑的样子)，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偶尔抿一口香茶，吸一口香烟，那些生活里的烦心琐事就像他嘴里吐出来的烟雾，不一会儿便散了似的，在他心里到底有还是没有我也不好说。
祖父早年跟外国人学徒，掌握了一门好厨艺，西餐是他的拿手绝活。
记忆中，祖父一直在部队机关(大院是一座小洋楼，位于天津闻名遐迩的五大道，到底是在大理道上还是睦南道上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而睦南道的可能性稍稍大些)的食堂工作，待遇非常好，隔一段时间还能带回家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小时候，我去过那个部队大院。院子的大门很宽很气派，进进出出的人穿着绿色的军装，个个步履坚定，气度不凡。那时的我年龄小，不谙世事，虽然不知道哪个是当官的，哪个是普通战士，但是我从每个人外在的气质和说话的语气中大致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我最近才问过我三叔(三爷爷之子)，他也去过这个大院，他说里面都是当官的，他还看见院子里有很多小兔子和小白鼠，祖父告诉他小兔子是小战士饲养的，小白鼠是做科研用的。
沾部队机关的光，祖父隔一段时间便会拿来几张电影票分发给儿孙，有时是同一个影院不同时间的，有时又是不同影院不同的电影。观影地点遍布于天津大大小小的电影院，依稀记得八一礼堂、尖山礼堂、建工礼堂、工人俱乐部的会多一些。手里攥着几张电影票，那种高兴和期盼的心情，一旦远离了那时的生活真的让人想象不出，也体会不到。不知为何，如果哪天的座位挨着一个或者几个解放军心里就特别得自豪与高兴。
精彩的片段只是瞬间。随着自己一天天地长大，祖父逐步地变老，与祖父在一起时，年少时的那种局促感慢慢地消除了。借着一次家宴的机会，祖父把他的拿手绝活——西式沙拉传授给了我。祖父做的沙拉，绝妙之处在于沙拉酱是自己调制出来的，既费力又费时，可最后用之搅拌出来的沙拉味道就不一样了，一般的饭店吃不到。
因为得到祖父的亲传，我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亲手制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不仅如此，我做好了以后还可以供亲朋好友一起享用。
祖父除了血压高，身体还是很好的，三个兄弟中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晚年生活算是比较平静安逸。突然有一天，祖父得了脑梗昏迷，人在河西医院躺了两天就走了，没受什么罪，享年八十一岁。
二
余晖透过窗格子，映了一屋的金黄，祖母脸上的勾壑竟越发清晰了。
我的祖母刘淑兰是个体态娇小的小脚老太太，北京人，平时爱好比较广泛。她喜欢看戏，祖母说她小时候经常和大人去戏园子听戏，现在想想，祖母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戏迷了。祖母性格较好，印象里我没见过她跟谁发过脾气，虽然少言寡语，可脸上镶嵌着一对会说话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祖母在世时，我与之相处的时日还是蛮多的。
祖母识字，且最爱买小人书，有一本两本的，也有成套成套的，林林总总汇聚了历史传奇、古典小说、戏曲故事、电影连环画等等，应有尽有。于是乎，那个时常坐在床边，拿着放大镜专注看书的祖母，便成了刻在我记忆中最温馨最美好的画面。
除了小人书，看电影算是祖母最大的兴趣爱好了。
也许因为我是她的长孙女，很多时候祖母都是带着我跟她一起去。出了我家胡同，步行两分钟就是下瓦房影院，我家周边还有北京影院、音乐厅(原平安电影院，建于1922年建。场内设有大厅，内设包厢，有1000多个座席。1924年列宁逝世后，中共天津地委曾组织 500多名青年举行追悼大会，会后在影院放映《列宁的葬礼》。1929年，曾放映美国电影《歌舞升平》，为天津市第一家放映有声影片的影院。上世纪60年代初，这里改为音乐厅，同时放映电影，为音乐、电影两用场所。再后来小白楼改造，老音乐厅被拆除)、战斗影院、红星影院、建工礼堂、大光明影院(原称为“蛱蝶电影院”，1917年由英籍印度人泰莱悌与华人经理韦耀卿合资创建。当年专门放映米高梅公司拍摄的西方故事片，票价昂贵，是达官显贵的乐园。隐退津门的黎元洪、张勋、潘复、靳云鹏等民国要人都成了电影院的常客。曾有天津老人回忆30年代前后到那里看电影的情形：“当时有很多非常不合情理的规定，英殖民者要下大力量贯彻他那个殖民主义传统。一个是票价高，另外一个就是他每天基本上就演两场，最多三场，大部分都是没有翻译的。”1955年11月，“大光明”归为了国营，1957年，这里改建为天津市第一家“宽银幕立体电影院”。1965年更名海河宽银幕影院，1982年更名大光明影剧院)等等。究竟看了多少遍电影版的《红楼梦》《碧玉簪》《追鱼》《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自己现在之所以酷爱昆曲和越剧，应该是那个阶段得到的启蒙。不管是祖母有意的熏陶，还是无意的培养，我现在能有如此情趣，享受和欣赏得了高雅艺术，确实离不开祖母的栽培。此外，祖母特别喜欢动脑和动手，她的女红手作堪称一好。一根针，一轴线，一把剪刀，几块布头，在她的手下三下两下就缝制成一件尚好的小作品。至今，我仍保留着祖母给我女儿缝制的一对虎头婴儿鞋。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简单的年代，编织十分流行，为了培养我的兴趣，祖母买了很多彩线和花样图案，让我一点一点，从简单到复杂，慢慢地学会了勾编的技巧，掌握了编织的技能。那时，我勾编的桌布、窗帘，还有手织的毛活，祖母是非常喜欢的。
祖母特别喜欢养花。住平房时，她在院子里栽种最多的就是紫茉莉、死不了、吊兰牡丹……搬到楼房时，她屋子里的窗台上摆满了仙人指与蟹爪兰，枝叶葱绿茂盛，花朵美艳夺目，感觉祖母养什么什么好，好像她天生与花花草草有缘似的。
祖母住一楼，我的父母住三楼，上下来往十分方便。
父亲经常会带幼小的麦兜(我的女儿)去看望祖母，女儿喊祖母为老太太。虽然女儿是外姓，但是女儿是当时周家第四代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女儿喜欢跟祖母在一起，往那一呆就是个把个时辰，如果我不下楼喊她上楼，她是不回来的。我的母亲常常纳闷地笑着说，老太太那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也没见你奶奶如何哄孩子，也没见你奶奶那里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这孩子怎么就跟老太太玩不够呢?
缘分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清，我想这就是祖母与女儿天然的一种情缘吧。
祖母离世那年差一点90岁，她是周家祖辈人当中最长寿的老人。
三
我的曾祖父不言不语，在家很少主事。曾祖母却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之人，据说人也长得漂亮，家里的亲戚长辈曾经跟母亲提到过她，由此也让母亲略微知道一些曾祖母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父亲是曾祖母的长子长孙，一生下来便得到了她老人家百般的宠爱。由于对祖母放心不下，她去哪都带着幼小的父亲，时常有人看到她把儿时的父亲搂在怀里赶赴牌局，打牌的时候也抱着。
说来十分无奈，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长子，脾气和性情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在家不主事，不操心，凡事不闻不问。为此，我还曾暗中嘀咕过：原来这个基因还专挑长子遗传嘛?不能不说，这种性格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非常利于长寿的。
我的二爷爷叫周福恩，母亲说二爷爷长相最像我的曾祖母。听上一辈人说我的二奶奶因为生孩子大出血，产妇胎儿双双殒命，至此二爷爷孤独终老。在我的印象中，二爷爷每周都要过来与三爷爷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他每次来都不忘给孙辈们买一些好吃的或好玩的东西。每当看见二爷爷来，我心里便特别得开心，且有一样东西已经镌刻在记忆中了，这个东西很多同时代的小朋友也是玩过的。它就是系着一根牵绳，一拉一走一跑，那个忽闪着翅膀呱嗒呱嗒响的小木头鸭子。除了小鸭子，我不记得童年花钱买过什么其它玩具了。二爷爷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手里时常把玩着两三个核桃，往阳光底下一坐，一副儒雅的派头尽收眼底，脸上还有一对酒窝，虽然面带微笑，却是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后来，二爷爷患上了肺结核，这个病也叫“肺痨”，是一种呼吸系统的传染病，这在当时还是不好治愈的。我那时还小，不知道二爷爷是如何度过那段患病时光的，我只记得二爷爷去世那天，是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弟弟料理的后事。
二爷爷没有自己的家，一直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个盲人爷爷，我来过几次，每次来都能看到他。宿舍的院子里摆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花盆，这些花都是二爷爷亲手栽培的。除了紫茉莉和缤纷艳丽的“死不了”，就属结着果实的金桔和红辣椒最好看了，二爷爷走后，他的心爱之物不知谁为他打理。
话到此处，该说说我的三爷爷周福海(我的存在就像他的亲孙女一样，他最疼我)了。三爷爷每天下班回家就喜欢喝两口，而我便成了给他打酒买下酒小菜的小字辈。三爷爷给我一个零钱罐，让我将他奖励给我的零花钱放在里面，平时是不允许打开的，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将罐子解封，并让我拿出来数一数，买一件过年穿的新衣裳，如果钱不太够，还额外给补上。每逢歇礼拜天，买早点也成了我的活。有时去鸿起顺买几个炸糕，有时去固定的摊位买几根果子，也就是油条，当然买果子必须要买豆浆的。表面上说我是在帮三爷爷干事，实际上则是我跟着三爷爷享受了美味早餐的福利。
三奶奶去世得早，三爷爷靠一人的工资要养育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
那个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是相当艰难的。母亲作为周家的大儿媳，自从走进这个家，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一个女子的家庭责任。三爷爷是个慈祥的老人，他通情达理，为人讲规矩，做事有章法。在我幼小的心里，他是那种性格开朗又不失威严的长者。晚辈们都很敬畏他。或许因为性情相投，母亲与三爷爷特别贴心。
母亲说：三伯，以后家里有什么缝缝补补的活就不要再麻烦别人了，有我了。
至此以后，年轻的母亲和三爷爷以及三个年轻的伯伯相处甚好。之于三爷爷，就犹如父亲和女儿，之于三个伯伯，母亲则更像个大姐，而不仅仅是个新进门的大嫂。再后来，我的三伯，即三爷爷最小的儿子，因为娶了我的老姨，还为周家缔造了一段亲上加亲的美好佳话。
三爷爷晚年得了半身不遂，他的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叔伯大伯、二伯、三伯当时还没有成家，因为二伯和三伯都入伍当兵去了，不在天津，照顾三爷爷的重担就落在了大伯一个人的身上。大伯在离家不远的电镀厂工作，粗中有细的他很孝顺。他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三爷爷，真是辛苦他了，为此，大伯没少得到众人的夸赞。当年大伯是如何做到两头兼顾的呢?以后有机会见面，我一定好好问问他。
四
我的曾祖父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在沧州老家。这个大弟弟就是沧州老家二爷爷的父亲。曾祖父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三老太爷，他叫周振鸣。虽然我没有见过曾祖父，然而，三老太爷与我的童年生活却是粘合在一起的。
三老太爷没有工作，一辈子没有成家，仅凭这些，便注定了他孤独与凄苦的人生。在我童年的视角里，一日三餐，三老太爷都是跟着他的大侄子、侄媳妇，也就是我的祖父祖母一起过活的。话到此处，心里想说的话犹如打开的水龙头，不能不说，我的祖父祖母真好!“老爷爷吃饭了!”到他居住的小屋喊他过来吃饭是我小时候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我平时叫他老爷爷，我这里说他三老太爷是为了说明白他在周家的排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我的老爷爷，酸楚的泪水立刻就在眼里打转，这是一种让我无法控制的情绪，写到此处，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了起来。
我当时还小，孩童的世界非常简单，长辈的事知之不多，我只知道老爷爷和我们是一家人，他是祖父的三伯，是父亲的三爷爷，是我的老爷爷，在一起吃饭可能是很早便形成的一种模式，生活就该这样，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正常了。
老爷爷十分仁义，除了跟我们一起吃饭，一生没给晚辈增添过一点麻烦，哪怕是一点点也从未有过。吃饭的桌子在祖母家的床上，每次和大家一起吃饭他都坐在床头一侧，默默地吃自己的饭，夹菜就夹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个碟子，在碟子的一角拨弄，从不越雷池一步。不知是天生的性格，还是本能处事的需要，老爷爷话不多，吃完饭就适时离开。我问过母亲，老爷爷手里多少也需要一些零花钱的，到底从哪来?母亲说，老爷爷找了一个清扫胡同的活，力所能及地挣点钱补贴一下生活所需，另外几个侄子偶尔也给点，基本可以解决一些抽烟喝茶的用度。而不记得是哪一年的冬天，老爷爷不慎摔了一跤，忍痛回家的时候手里竟然还拿着一个青萝卜。看见我来了，他把洗好切成段的萝卜递给我，我知道，这是老爷爷买给我们孙子辈的“水果”。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受震带的影响，我家里的住房遭到震损。当时余震不断，我们都很害怕，由此，全家一家老小和许多人家一样，都到人民公园自建窝棚临时居住。我们晚辈三番五次叫老爷爷不要再呆在老屋，可是，他除了离开那里跟我们一起去吃饭以外，就是安然不动。我们一再劝说那里不安全，却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老爷爷不怕，难道老爷爷有先见之明，知道那里没有危险才无所畏惧吗?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心性的成熟，我好像明白了，明白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才无惧死亡。
同年九月中旬，某一天早上去喊老爷爷吃早饭的人回来报告说，老爷爷静静地躺在床上，人已经没有了呼吸。那一年，我的老爷爷82岁。自此以后，那个老实仁慈、弯腰弓背、面目苍老的老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那个坐在墙根与一群老人晒太阳、看见自家的孩子被欺负就大声呵斥、买一个青萝卜当水果给我们吃的老爷爷却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中。不朽不是伟人的专利，凡人也可以成为永恒，我的老爷爷即是。
母亲在世时，每逢寒衣节，她都让父亲专门把祭品装在一个纸袋里，然后在袋子上书“周振鸣收”的字样，并亲自去祭奠。母亲说，你老爷爷没有自己的子孙，如果我再不想着他，谁还能想着他呢?
日头升起来了，日头落下去了;老人故去了，小孩子出生了，并不是所有的离开都曲终人散。
2023年仲春谷雨于津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