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合一”古来有之。诸子百家、唐宋八大家等等大都是官员身份。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能充分利用为官实践深入思考从政、人生中的问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千古流传的名篇佳作。王安石、司马光、诸葛亮、范仲淹都是宰相，不仅在改革上，在辅主理政、安邦治国上卓有成效，而且也都写出了光彩流畅、彪炳史册的好文章。具有诸多才华的苏轼，既在朝廷又在地方做过官，而且命运坎坷，贬黜多次，最远竟至天涯海角。然而，官场的失利、无情的打击不但没有压垮他，反而增加了他的阅历，使他的诗词文章大放光彩，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百读不厌，是一笔让后人享用无尽的精神财富，比那些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官位不知更要超值多少！
古代所以会出现“官文合一”的好现象，我以为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有科举制做保障。“八股取士”尽管有它的弊端，但以文章取胜，激励知识分子学写文章、写好文章以为做事谋业的基础和本领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二是“三立”的激励。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是历史上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和动力，立言是立德立功的手段和体现，文章又是立德立功的基础和表达方式，所以，企求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不在读书作文上下功夫。
“官文合一”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或老一辈革命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光大。他们可以说都是文章大家，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等，这些人能说能写、文武双全，办文办事能力超群，他们既承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传播、弘扬了先进文化，把立德立功立言完美地结合起来，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在他们那里，可以说是文章助事业，文章炳千秋。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似乎与办文分离开来，文章似乎是秘书、宣传文化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事情，官员可以不必为文，官文分裂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现在到了正本清源、纠正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否则，不仅事业会受损失，官员的素质也会退化。
毛泽东对这种官文分裂的倒退现象早有预料，认为这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早在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其中就特别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1950年3月党中央曾专门发了指示，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每人每月或每两月应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以便对自己所负责的地方和工作中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经说过：“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通通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这也是劳动，要亲自动手”。1971毛泽东与熊向晖谈话，他别有意味地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听到熊向晖说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便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的，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
毛泽东批评的这种现象，现在不但没有好转，还有恶化的趋势。一些层次更低，年纪更轻的官员，也不愿意、不屑于写文章，如此下去，我们的官员只能造成思维的懒惰、能力的退化和形象的矮化。邓小平60年前曾说过：“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不懂得拿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可见，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是主张“官文合一”的，都是提倡官员亲自写重要文章的，并且要用制度规范起来并要进行考核。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欲启用王洪文，在向张春桥了解时只问了一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懂为文之道，是当不好领导，特别是高层次领导的。梁衡也写到：“一个好的官员，如果他真的把工作当成一种事业；真的想为社会、为百姓干一点事；真的想探寻真理，研究规律，那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专家、学者、思想家和文章家。不可想象，毛泽东只批文件而不写文章。可惜，现在的官员只会写批示而不会写文章的为数不少”。
人们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学而优则仕”。其实他还有句话：叫“仕而优则学”。这就更辩证了，也更全面了。当了官还在学，还坚持写作，更难也更可贵。李书磊在《宦官读书》一文中也谈到了官员写作的问题，他说：“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我们为什么佩服苏东坡、郑板桥、曾国藩、毛泽东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做了官以后还读书为文，他们是官文统一的典范。
其实，为官作文还有其独特的优势，虽然他们的时间不是很充足，经常是会务缠身，但由于他们接触面广、信息量大、占有资料方便，又站得高看得远，对深入研究某一学问或问题提供了甚至比研究人员更加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建国后在那么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写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著作，与他所处的位置、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开会的层次、会议参加者提供的信息量或资料的含金量，都是一般人所无法相比的，因此他写的文章其价值或重要性、影响力、推广的幅度等都是专业人士无法比拟的。李书磊又说：“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又说：“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是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仅生出无限的怀想。”“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漏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最后他说：“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有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
读书写作也是避免思想庸俗化、脱离低级趣味、远离腐败的有效途径。古时有位太师说过：“学为尧舜君，不学亦为桀纣君”。可见，是否读书包括写作是区分官员好坏、判断官员境界高下的重要标准。古人还说，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可是有的人长期不读书，更懒于写作，就更不止面目可憎的问题了，可能导致思想滑坡，道德下降，品质降位，行为失措，腐败滋生。因为不读书写作，人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思想导向，不可能有判断是非的正确标准，不可能有高尚的价值选择，走入歧途、迷茫、失误乃至腐化堕落是难以避免的。很多腐败分子在谈到原因时，无不把疏于学习放在重要位置，这也从反面说明读书写作对防治思想滑坡、走向逆途的重要性。
官员如果不热衷于读书写作，那么他的“爱好空白”就可能被烟味、酒味、色味、麻将所取代。时下，庸俗人际关系流行不衰，不少官员的学习情趣受到了忽略，思考能力退化，“不爱读书爱烟酒”，“不爱江山爱美人”，溜须拍马、投机取巧、能跑能送、寻找靠山的得到了提拔，好读书写作倒成了“弱项”。调查显示，党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一半都不到10小时。更有甚者，“不信马列信大师，不信组织信巫婆”，对民生疾苦不以为然，而对麻将声声、酒场应酬、求神能鬼、犬声色马兴趣十足。
官员文化出现的这些负面文化，必然呈现社会发展的“精神生产力泡沫”，出现官员行政思考能力下降，精神气质的粗糙化：工作方法简单化，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娇气霸气、面孔生硬、无知无畏：如有的官员动辄对群众恶语相加，出言不逊；有些官员在腐败面前振振有词，倡导“腐败有理论”，甚至连起码的慎独精神和羞耻感都没有了。让这样的官员引领社会学习风气、精神风尚，岂不令人担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官员写作，这总是一种人文素质的练达，一种精神家园的茂盛。
写到这里，自然想到了习总书记倡导并带头的读书写作。早在2010年他在中央党校就专门作了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重要讲话，让人耳目一新。
2022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