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磨砺真情
苏振华全家被扫地出门，他和陆迪伦被分别关押受审。一天，终于允许苏振华回到原来住处洗澡了。他凭着直感和判断，觉得也会允许妻子陆迪伦和孩子们回家洗澡。他用指甲在肥皂上刻划了一个五角星，放在洗澡间里，希望她或孩子们能看到，能领会到这消息，能知道他的心，领会他的深意，从中得到安慰，坚定地活着。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毛泽东，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状态。18日，黄永胜正式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首先强迫遣散所有被他们以“莫须有”罪名实行“专政”的老同志。10月下旬一个寒风瑟瑟的黑夜，苏振华被武装押送上火车，将远去湖南零陵。同时被押送的还有陆迪伦和两个最小的儿子。
火车向南驰去。苏振华与陆迪伦和两个幼小的孩子重聚，距离1967年1月16日他被绑架而分别开来，已是3年了!陆迪伦这年才34岁，头发也竟花白了。两人相见，恍若隔世，“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
陆迪伦把刚刚6岁多的最小的儿子陆二推到苏振华跟前，孩子却躲闪、退避。在批斗苏振华的时候，李作鹏等人残酷地要从孩子心目中泯灭对父亲的感情，向当时只有4岁的孩子灌输所谓“划清界线”。人间的惨痛，莫此为甚!苏振华轻轻拢抱着儿子，百感交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陆迪伦善体人意，告诉苏振华说：“承业、承德他们几个孩子都还好，你放心。”其实，陆迪伦也一直被关押，被立专案审查。前两天才允许她回家收拾衣物。她一出来，便设法打听承业、承德等六个孩子的下落。她也和苏振华一样关心他们的命运，特别是在当时情况下，苏振华生死未卜，凶多吉少，她觉得更应多关心那几个孩子!苏振华的大女儿承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过饭;大儿子承德在中央党校也被康生点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劳改后，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后来到唐山钢厂劳动;二儿子柏楠和小女儿燕燕被下放到云南河口“支边”，在橡胶园劳动;三儿子大建、四儿子承军被送到天津草坨子海军“五·七”干校劳动。她以无力帮助他们为苦。
零陵，湖南南部一个偏僻小县，古称永州。唐代柳宗元主张改革，失败后被贬，在永贞元年十一月“穷冬”时来到这块蛮荒之地，谪居长达10年。历史有巧合，苏振华也是在“穷冬”时候被押送到这里。李作鹏等把苏振华等一大批所谓“敌我矛盾”的干部，集中在零陵冷水滩，美其名曰“第一学习班”，等待时机以便将这些干部置之于死地;海军另有许多高级干部则被集中在江西上饶，威胁说“拉一拉就上来了，推一推就下去了”，也美其名曰“第二学习班”。90年代，笔者造访零陵冷水滩，来到当年关押苏振华的地方。这里原是零陵农业学校，几个老农业技师告诉我：1969年冬天，上面告诫说，一批“三反分子”到这里监督劳动改造。那时候，场上堆着刚收打的晚稻。一天，一个年纪大的走到场上，拿起筛子筛谷。一看就知道是种过田，下过力气的好把式，肯定是个苦出身。我不管他是什么“分子”，不能难为他。后来，我们还向他讨教种菜的学问。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海军政委，都是打天下，建立新中国的功臣啊!
九百多年前，柳宗元刚到永州时，怀着满腔幽愤，恐惧惴栗，和人民甚少接触，发出“寓居湘岸四无邻”的慨叹。只是到后来，才“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九百多年后的苏振华，则是一来就和人民鱼水相亲。
这时，苏振华已经58岁，身上残留着敌人的弹片，身患多种疾病。专案组故意以他力不胜任的劳动折磨他，强迫他挑粪下田，力图摧毁他的意志和身体。陆迪伦气愤已极，苏振华反安慰她说：“小陆呀，作田人有句俗话：‘三天不摸屎，锅里没米煮’。大粪是好东西，可以肥田。”说着就挑起粪桶。陆迪伦抢过来说：“我来挑，你来舀。”陆迪伦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替他挑起一担百斤重的粪桶下田，尽量减轻苏振华的重负，保护他的身体。
春深了，种的瓜菜拉蔓了，要搭架子了。但是，专案组的人不肯发给竹竿。陆迪伦气不过，要与专案组理论。苏振华深怕妻子吃亏，拦住说：“你不要去，这难不住我们。”苏振华像儿时在家乡那样，用草绳打了个脚扣，腰里别着砍柴刀，蹭蹭地爬到大树上去砍树枝搭瓜棚架子。下一次，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抢着爬上树去砍树枝搭架瓜棚，免得老父亲经受攀高的危险……
1970年9月中旬，苏振华注意到原本经常有飞机训练飞行的天空，突然沉寂了，而且长时间沉寂下来了。报纸上也看不到过去频频出现的林彪一伙的报道了。凭着长期的斗争经验，他觉察到很可能出了大事，他悄悄地对陆迪伦说：“你注意到没有?那几个人很长时间不出来了。”陆迪伦也已注意到了，她说：“也许中央在开什么会吧?”苏振华肯定说：“不像。”苏振华向她剖析了近来的报刊消息，认定事出蹊跷，事出有因，但无从判断是哪一方面出了大事。过了些日子，苏振华肯定地对陆迪伦说：“中央肯定出事了。”
10月间，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逐渐传开，在镇里上学的两个小儿子放学回来，悄悄地兴奋地告诉父母说：“林彪谋害毛主席，林彪摔死了。”
这太出乎人们意料了，尽管苏振华相信林彪一伙终将败露，但没有想到他们如此丧心病狂，如此迅速灭亡。当晚，苏振华和陆迪伦默默相对，坐在小泥炉旁，久久无言。夜深了，苏振华长叹一声说：“在林彪他们眼里，我是一只老虎，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专案组的人不是公开传达过李作鹏的讲话么：‘不怕专案对象自绝于人民，他要自杀，就给他一把刀子;他要上吊，就给他一根绳子’。到零陵来以前，他们有意给了我自杀的条件。可是，我不死。我相信，活着就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陆迪伦感到凄惶，她能细致入微地体察苏振华内心的痛苦，安慰说：“这下好了，林彪摔死了，他们干的坏事也该清算了。”苏振华却摇摇头说：“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注意了最近的报纸，除了没有那几个人的名字外，其他实质性的变化不多……”苏振华更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总理工作负担太重了，我真担心他累垮了。”
此时的苏振华，为自己出头有日而心喜，但更为海军建设和国事而担忧。
1971年12月13日，苏振华和陆迪伦商量，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的处境，表示“晚年争取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由孩子上学时带到镇上寄往北京。
专案组越发加紧了对苏振华的迫害。新年时，苏振华的第三个儿子苏大建，辗转打听到父亲被关押在零陵，千里迢迢只身从北京找到冷水滩农场，要求探望父亲，但是，被毫无人性地拒绝了。苏大建只得放声痛哭地离去。事后，陆迪伦得知此事，义正词严地质问专案组。专案组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1972年1月8日，陆迪伦见苏振华越来越受到胰腺炎等疾病折磨，向专案组提出要求：改善苏振华生活状况。专案组某些人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反扑”，竟对陆迪伦实行武斗，大打出手，将她打伤。
陆迪伦更通过各种渠道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苏振华被关押的情况。1月底，专案组通知苏振华说：你可以到北京去治病，只要带随身换洗的衣服就可以了，治了病你还要回到这里来!
1972年2月2日，苏振华、陆迪伦和两个孩子在专案组人员监督下回到北京。
某些人费尽心机把苏振华安排在阜外医院小儿科住院检查。而这时的苏振华，久经折磨，已是白发苍苍了，却硬被安排在小儿科里，真是叫人啼笑皆非。不仅如此，日夜仍由专案组派人“监护”。规定一不得用苏振华的名字;二要把窗户钉死，以防不测;三不准打电话、写信、会客，不得与外界联系。苏振华气愤地说：“想让我跳楼自杀，休想;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苏振华的名字不改!”海军情况仍然十分复杂，最终只得用苏振华的原名苏七生登记住院。
虽然如此，消息不胫而走，苏振华原来的秘书乔崖、孙晋祺和许多同遭迫害的同志，不顾禁令，纷纷前去医院探望。战友重逢，恍若隔世，唏嘘感叹之余，苏振华问起海军情况，他挂念那些由他开始安排的舰船建造工程。
陆迪伦四出争取改善苏振华的医疗条件，又把苏振华给毛泽东、党中央的上诉信，直接送到中南海接待室。2月17日，陆迪伦终于找到肖劲光司令员，要求把苏振华转至301医院治病。肖劲光说：“你老头子的事不要着急，中央现在还没有表态。你们写给我的信都转报上去了。我讲四点意见，你回去告诉你老头子：一，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用毛泽东思想批评错误，我们欢迎。永远不翻案，要接受群众教育;二，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林、陈反党路线，好好揭发批判;三，孩子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中央会有布置解决的;四，好好看报，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向秘书交代说：凡给群众看的文件，如4号、77号、57号、62号都可以给他们看。)要安分守己，服从组织纪律。有病养病，听候中央安排。”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苏振华1971年12月13日写给他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毛泽东还批注说“请汪(指汪东兴)印发各同志。”
3月17日，苏振华转至301医院治病，专案组“监护”人员也撤走了。3月28日，上级通知苏振华出席谢富治的追悼会。当时，许多被“解放”的干部通过这种在报纸上公开报道的形式，表明对他们的“审查”结束。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安排苏振华重回海军工作。
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其他六个孩子闻讯赶回北京，五年来，全家十几个人第一次重聚一起，真是“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孩子们见到父亲，已是华发满头，无复当日。那种滋味，非过来人实难体味。
陆迪伦在苏振华最困难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支撑家庭，保护苏振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我们看到有许多老同志在遭受非人迫害时，因为缺乏必要的照顾，伤病交加，心力交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更有由于亲人不予理解和信任，受到双重打击，愤而自杀。但是，有更多的女同志，以中华民族传统的妇女美德和革命的坚定性，同自己的老伴一起度过难关，以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支撑老伴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陆迪伦是她们中的一个!
劫后，原本对苏振华和陆迪伦的结合持有保留和疑虑的老同志，纷纷称赞陆迪伦的坚贞。一位将军夫人，延安抗大时孟玮的同学，曾向笔者说：“陆迪伦同志值得尊敬!很多人以为她不可能同苏振华共患难，而正是她很好地保护了苏振华同志!一个学生，一个同苏振华生活才几年的年轻女同志，能够这样矢志不移，难能可贵!”苏振华的大孩子们，也无不以感激的心情看待“陆阿姨”了。最小的女儿诚恳地检讨当时的不懂事。共同遭受的灾难使得全家有了倾心的理解和融洽。至今，苏承德等都说：“那是全家最幸福，心情最舒畅的团圆的日子!”
苏振华写信给陆迪伦的哥哥，感人肺腑地倾诉说：“细哥(指陆迪伦)因受我的问题连累，她五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头三年她和我一样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遭到反复围攻和追逼，受到了各种折磨，后两年形式上有某些‘自由’，实际上是‘外松内紧’两面手法，继续施展政治上的迫害和精神的高压，直至今年正月八日还挨了顿痛打，全身被打伤达十多处。由此可见，林彪一伙虽已身败名裂，自取灭亡，但其余毒还在为害于人。在困难的日子里，她一面身受迫害，一面又要为我和两个孩子治病、衣食住行、孩子上学等付出很大精力和辛勤的家务劳动。五年来她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和身体的损伤远比我为甚……她的这些遭遇都是由于我的罪过造成的。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然而，我对她除了诚挚的感激之情无有什么可以(对她)慰籍和帮助。”
陆迪伦曾经向她的好友说：“结婚前后，深知后娘难当，更何况是七个孩子的‘后娘’;究竟年龄悬殊，也想过有一天很可能会当寡妇，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从来没有当‘反革命老婆’的思想准备。倒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更觉得这个人值得爱，值得尊重。”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陆迪伦在南京出差，立即连夜赶回北京，劝阻说：“现在情况这样复杂，最好请求让你多做实际工作，但是不进政治局。”
苏振华向她剖示心态说：“我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啊!”他工作更忙了，陆迪伦则忧心忡忡。每天，不管多累，不论多晚，都要坐等苏振华回家，经常直到午夜以后，苏振华回来了，她才安心。
一天，苏振华对陆迪伦说：“毛主席给我们讲了‘周勃安刘’的故事，你帮我把《史记》里这段故事找出来。”
陆迪伦记得司马迁写的相关文字，摘译了交给苏振华。
《史记》：“勃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汉高祖刘邦负伤病重的时候，对吕后说：“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者必勃也”。刘邦死后，吕后不顾刘邦有“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约定，执意封吕家子侄为王。吕后死后，诸吕作乱。周勃趁机假传命令率领北军向皇宫前进，宣告说：“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军中将士全都袒露左臂拥护刘氏。于是，周勃率军进入未央宫，铲除诸吕，安定了汉朝天下。
此时，江青炙手可热，毛泽东讲述这个故事，自会给人诸多启迪。
1975年5月2日晚11时到次日凌晨，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同到会的同志握手，当握着苏振华的手时，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语意深长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随即伸出小拇指，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样大。”苏振华向海军党委会汇报后，5月8日向毛泽东报告：拟向全海军传达毛泽东指示，(“管海军靠你”这句话不传达)。力争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毛泽东于5月23日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陆迪伦作为海军一员，和所有海军战士一样欢欣鼓舞。但也曾向苏振华透露出担心说：“‘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可嘉;‘侥侥者易折’，叫人日夜担心啊!”
1975年9月7日，苏振华对海军文艺工作者公开讲话说：“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也是路线问题，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究竟要不要、……用一种形式，一个办法，一种调门和一个样板，是反映不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怎么能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呢?要发展各种形式、风格，不能只有一样两样。”陆迪伦更加担心了。果然，3月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经张春桥、姚文元修订的《否定文艺革命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半指名地说苏振华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大官”，进而攻击邓小平。海军机关也有人贴大字报扬言“不等我的大字报贴到办公楼下，苏振华就要第二次下台!”
“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清明节，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四人帮”借机发难。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再次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要叶剑英“因病休养”。毛泽东特别嘱咐毛远新说：政治局开会不要通知叶剑英，也不要通知苏振华参加。苏振华没有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夜，苏振华和陆迪伦对坐无言。
1976年10月1日，苏振华在家里给北京卫戌区吴忠司令员打电话说：“吴忠呀，我明天想去你们那里找个清静的地方钓鱼，要离城里远一点。”吴忠回答：“好。”苏振华说：“说定了，就去你们管辖的密云水库，就你和我两个。”警卫员小朱立即搬出装钓具的木箱做准备。难得有钓鱼的机会，两个孩子凑上去问这问那，苏振华却说：“明天司机小魏开车，就小朱跟我去。”
吴忠是常来做客的，豪爽仗义，他曾向陆迪伦说：“我吴忠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苏政委找谈话。他批评起人来，可是毫不留情面啊!”苏振华笑着骂道：“我有这么恶吗?”傍晚，苏振华回来时两手空空，一个鱼鳞片也没有。后来，吴忠传记里披露这次“钓鱼”，是苏振华遵照叶剑英指示，部署卫戌区防范“四人帮”可能的阴谋冒险。特别是防备张春桥的弟弟妄图煽动某坦克师。
苏振华去世后，1995年，中央军委通知为军队高级干部撰写中共党史人物传，为收集资料，在苏振华工作档案中，陆迪伦第一次看到苏振华不假手秘书，亲笔写的两封信底稿。一封是1975年6月5日写给毛泽东的，其中说：“主席多次提到四人帮问题，是有调查研究和根据的，而且对这个问题讲得很严肃。我对主席讲话坚信不疑，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但是，某些同志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有的问题的实质说颠倒了……”。一封是1976年2月1日也是写给毛泽东的，拥护毛泽东决定华国锋负责国务院工作，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负责中央军委工作，并说：“当前，对军委扩大会议(指1975年7月由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几个主要文件是经过主席圈阅和政治局同意的，传达贯彻后部队形势主流是好的，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另一种看法是，对军委扩大会议持怀疑态度，提出今后不要执行，甚至要对剑英、小平同志的讲话逐条批判。我认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有的问题也有错误。这是关系到整军备战和军队建设的方针问题，建议军委常委对这次会议的几个主要文件重新进行审查，凡符合主席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应该坚持下去，继续贯彻执行，凡不符合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应该坚决纠正。”
1998年12月7日，陆迪伦去看望华国锋。这是西黄城根一处旧时的大院，前院住着一个国家机关，华国锋迁住在后院。窗明几净，朴实无华。陆迪伦问候说：“华主席好!”华国锋立即说：“请叫我老华。”他的秘书在一旁说：“叫华老吧。”
陆迪伦想起了那深得人心的十月胜利，同时想起了叶剑英，想起了毛泽东引述《史记》中刘邦的话：“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者必勃也。”
华国锋握住陆迪伦的手，动情地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啊!”当问及有关问题时，华国锋说：可能因为两封信的原因，毛泽东决定不要苏振华参加决定邓小平问题的会议。华国锋还说：1976年我担任军委主席，但我对军队情况了解很少。叶剑英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以利以后工作。1978年初，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汇报表演，打算在访问朝鲜后，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未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准备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从朝鲜回来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有去成。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望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至于有人说苏振华同志到我那里告状，根本没有那回事。当事人的叙述，可以澄清一些传言。
(未完待续/连载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