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由同情开始
1959年的一天，海军方强副政委郑重找陆迪伦谈话说：苏振华政委离婚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工作很忙，担子很重，孩子没有人管，建议你考虑与苏振华同志组成新的家庭。
突如其来，陆迪伦毫无思想准备。她曾经听说许多红军干部的爱人讲他们的婚姻，是“组织分配，被动做主”。此话有几分调侃，也颇为真切。那时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军干部，大多到了结婚年龄，爱慕的眼光自然会投向从各地投奔革命的女学生。然而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习性却不容易得到女学生的青睐，于是，组织出面，把他们调到一个单位，培养感情，促成婚姻。她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她身上。她直率地问道：“这是首长你个人的意见，还是组织决定?”
方强连忙说：“建议，是建议，我个人的，也代表组织的意见。”
海军文工团从大连移驻天津，那时军队没有营房，便住在闹市区有名的惠中饭店顶层，辟有一间图书室，陆迪伦好读书，是图书室的基本读者。当年，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一时，中国青年以拉赫麦托夫、薇拉和保尔·柯察金为励志和恋爱的楷模，向往理想的追求和浪漫的爱情，陆迪伦也不例外。在海军文工团，爱慕陆迪伦的不乏其人，但是，她一直小心、谨慎地避这个使人困扰的课题。此刻，她很直率地回答说：“这太突然了，我没有想过。”
方强说：“我向你提出建议了嘛，你可以考虑呀。”
陆迪伦不再多说，告辞离开。
几天后，陆迪伦接到电话说：“我是苏政委的警卫员，首长想请你到家里来谈谈，可以吗?”
陆迪伦去了，警卫员为她沏茶后就离开了。
苏振华抱歉说：“喝茶，没有什么招待你的。”
陆迪伦拘谨地说：“不客气。”
苏振华说：“方副政委同你说了吧，你看，我这里也不像个家的样子。”
陆迪伦礼貌地笑了笑，没有答话。
二人无语。
苏振华好像突然找到了话题，问道：“文工团领导怎么样?”
陆迪伦回答说：“领导上的事情，我不大清楚。我们分队的团员都希望多下部队为兵服务。”
“那好啊，应该多去部队。你们都去过哪些部队?”
陆迪伦说：“我去过舟山的部队，到过海岛渔村。部队生活艰苦，需要文化活动。”
苏振华连连点头。
以后，苏振华又几次约请陆迪伦，每次都是要警卫员先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实际是生怕她拒绝再来。
交往中，苏振华向陆迪伦讲述自己的婚姻说：“是我不好，没有能够团结住孟玮同志。”他向陆迪伦倾述：1938年他和孟玮在延安结婚。那时，他是抗大一大队长，孟玮是从河南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结婚后，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1954年他们从贵州调到海军，婚姻出现了危机。孟玮说在北京遇到了年轻时的恋人，那人至今还等着她，她要求离婚。他请她考虑孩子和多年的夫妻，不要离婚。孟玮却执意离家独自住到她工作的单位去了。他请组织调查，也没有发现孟玮讲的那个人。他以为时间会让她平静下来，每到星期天，带着孩子去看她。但她始终没有回心转意。1958年，苏振华奉命去莫斯科与苏联谈判要求给予海军技术援助，这是艰难的谈判，长达三个多月。期间，最小的几个孩子生病，他请求孟玮回家照顾，孟玮不为所动，一次也没有回家看看。1959年2月4日，苏振华授权与苏联签订了技术援助协定，回国后看到孩子们的可怜相，他愤然了，可以惩罚他个人，怎么可以对孩子如此无动于衷呢?事已至此，他便在离婚报告上签字了。
陆迪伦感到苏振华对孟玮不顾生病的孩子，很是在意，颇有怨意，此外，没有任何恶言恶语，有的只是无奈。
陆迪伦还了解到，国庆节联欢晚会时，苏振华带孩子们去天安门城楼，自己手里抱着最小的儿子，两个半大的孩子跟在后面，小女儿拉着他的衣襟，恰好遇见刘少奇夫妇，王光美从苏振华手里接过孩子，说道：“你这样怎么行呢，又当爹又当妈，会把人拖垮的呀!”
毛泽东也知道苏振华的婚变，而且了解到主要不是苏振华的过错，用湖南话向苏振华说：“你放势找，找一个合适的!”
了解了这一切，陆迪伦眼中的苏振华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海军首长，而是一个令人颇为同情的男子汉。人们说，所有的爱情都从同情开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变化了。苏振华请陆迪伦随时来，再也无需先经警卫员电话约请了。
消息不胫而走，文工团尤其是最难保密的群体。于是，各种猜测、流言，在交头接耳传递。“两相悬殊，很不般配”，是人们最直接的反应。与陆迪伦要好的年龄大些的女同志替她担忧，推心置腹分析说：“小陆呀，你考虑过那些孩子怎么相处?考虑过有一天老了怎么办?”一些经过抗大学习，熟识苏振华的女同志提醒苏振华说：“一个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胜任革命伴侣吗?能够经得起考验吗?能够与你白头偕老吗?”从1954年起就担任苏振华秘书的乔崖很熟悉苏振华，熟悉孟玮，与他们的孩子相处如一家人，也劝苏振华说：“很赞成你再成家，但是，还是要找一个更成熟的女同志才好。”其间，也不乏指斥之声：苏振华“喜新厌旧”;陆迪伦“爱慕虚荣”。十分令人难堪，却几成定评。
对于世俗的看法和流言蜚语，陆迪伦倒并不十分在意。倒是她自身思想、学识、工作能力与苏振华的巨大差距，让她惶惑不安。而且，苏振华身边有六个孩子，加上他参加革命前与童养媳还生育有一个大儿子，年龄甚至比她还大几岁，她能够担当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吗?而他们能够接受她这个“后娘”吗?这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而来自亲人的质疑，也使陆迪伦辗转不安。她十分敬佩自己的父亲，希望不辜负父亲的期望，父亲对她婚姻的担心，尤其使她徘徊、犹疑。
一个节日的舞会上，周总理把陆迪伦叫到眼前，关心地问她工作情况，陆迪伦禁不住向总理报告了与苏振华交往的情况，总理倒没有惊诧，而是问了许多，问得很细，最后点点头说：“好好了解，好好发展。”
后来，传言毛主席曾经有意要为苏振华介绍一位烈士的未亡人，苏振华因为已经与陆迪伦有了接触和了解，婉言辞谢了毛泽东的美意。于是，陆迪伦与苏振华这段看似不相称的，普通一兵与海军上将的婚姻便尘埃落定了。
1959年9月的一天，文工团领导向陆迪伦说：“派你出差去广州，有车送你去机场，到广州也会有人接你。”
陆迪伦觉得有些异样，飞机到达广州，看见来接她的是苏振华的警卫员，知道苏振华在这里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她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了。
当晚，结婚仪式在招待所的饭厅举行，贺龙元帅主婚，在座的有聂帅(聂荣臻)、罗帅(罗荣桓)、罗总长(罗瑞卿)、陈赓大将和他们的爱人和孩子。贺总向陆迪伦和苏振华说：“今天，我们这个‘公社’请你们俩个吃饭。大家举杯，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首长们难得放松，纷纷敬酒，孩子们也跟着起哄，轮番向“陆阿姨”敬酒。贺老总笑了，站起来大声说：“你们不要灌陆阿姨的酒，我要保她!”
陈赓的爱人傅崖大姐细心而善体人意，悄悄对陆迪伦说：“小陆，你不要害怕，我也是前边有孩子的。将心比心，时间长了，会处好的。遇见什么难题，多想想老苏，想想你是共产党员，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陆迪伦仍然保持姑娘的矜持，三天以后，再看这个长者和良人的苏振华，才适应新角色的变化。
婚后，陆迪伦的知己张蓉生直率向她说：“你听人家说你是苏振华的‘小老婆’吗?好难听啊!”
陆迪伦负气地说：“本来就是‘小老婆’嘛，我早生二十几年，与苏振华同岁，也会同他结婚!”接着自我解嘲说：“你看，我是不是‘玩世不恭’?”
张蓉生摇摇头说：“我了解你。所以告诉你这些，是叫你不要往心里去。”
共居一个屋檐下，耳濡目染，陆迪伦对苏振华有了更多了解。
《不相称的婚姻》“油画事件”发生了，苏振华不能责怪不懂事的孩子，又要抚慰新婚的妻子，左右为难，陆迪伦善体人意说：“孩子小，不怪她!”
身边六个孩子，有大有小，大的要操心，小的更要呵护。早晨起床，大呼小叫，那个说袜子不见了，这个说毛衣哪里去了，苏振华会爬在地板上把掉到床底下的袜子拣出来，从一大堆衣服里把毛衣翻出来。陆迪伦想见，一个家庭没有女主人，男人是何等艰难。她不事声张地为孩子们准备需要的东西，苏振华感激地会心一笑。
陆迪伦严守纪律，从不问苏振华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但她知道，苏振华除去海军工作外，还兼任军委副秘书长，要操心的事情很多，看到苏振华心情愉悦，连走路也好像轻快了许多。她感到作为妻子，只要能够体贴他，让他感到家庭的稳定、温暖，让他时时感到妻子善良、宁静，就是尽了自己的本分。她想，乘风破浪的水手，最需要平静的海港，她要把家庭营造成苏振华温暖的港湾。
感同身受的压力
婚后，陆迪伦仍然本本分分当歌舞团普通演员。1962年林彪派到海军的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任命他的妻子为歌舞团政委，陆迪伦也仍然是普通一兵，一如既往不打听苏振华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她看得出苏振华有时流露出的忧心和烦恼，她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用自己的柔情、体贴，来减轻他的烦恼。
狂飙突起。1966年6月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中，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炮制了《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公然提出“肖(肖劲光)、苏不能领导，要王宏坤领导”。中共中央7月4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问题，严肃指出：“第一位的错误是地下活动和罢官夺权问题。……由会议本身作出决定撤换领导，这种方法是错误的。”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议，叶剑英尖锐指出：按照海军会议的搞法，就是要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肖、苏罢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于是，李作鹏不得不写信说：“李、王、张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着肖劲光、苏振华的面向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你们整他们做什么?”可是，林彪一伙并不真的把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竟变本加厉地在1967年1月16日凌晨非法绑架、关押苏振华，把陆迪伦也关押起来。全家被“扫地出门”，大孩子们流离失所，1961年、1962年出生的幼小儿子一个5岁，一个6岁，也无人照看。
林彪一伙给苏振华加上“刘邓黑司令部干将”“彭罗漏网分子”“三反分子”等帽子，不一而足，恫吓陆迪伦说：某年、某月、某日贺龙、罗瑞卿、彭真等在301医院与苏振华密谋篡军反党，当时你为他们看门打掩护,要老实交代!陆迪伦这才想起1964年的夏天，苏振华因为战争时期留下的严重肠胃病，需要剖腹探查，陆迪伦很担心术后可能的后遗症，十分犹豫。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罗瑞卿一起到医院探视，向陆迪伦说：“我们六个60多岁的人保他一个50多岁的人，你还不放心吗?”寒暄中，一位首长说：“海军怎么样?毛主席批示‘希望海军党委同志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你们思想通吗?”陆迪伦按照习惯，主动回避，坐到外间去了。他如实回答专案组的查问：“苏振华动手术前，几位老首长去探视，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怕影响首长们谈话坐到外间屋子，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后来，陆迪伦不无讥讽地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正是李作鹏们和他们炮制的材料帮助我提高了‘觉悟’啊!”
1967年11月28日李作鹏等抛出《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其中写道：“林副主席八月十三日对李、王、张三同志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林副主席同时指出：‘苏振华和肖劲光是反对我的。’在这里，林副主席明确地划出了海军两个司令部的阵线”。
李作鹏等在《海军两个司令部斗争大事记》如此写道：“一月十六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被揪出来了。这天早晨，海直和院校的革命造反派，抄了苏振华的黑窝。海军苏家王朝倒台了，真是大快人心!这是海军‘一月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接着，革命群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斗争大会，斗争了苏振华及其狐群狗党。至此，海军两个司令部在群众面前完全亮了相，海军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揭开了。”
陆迪伦明白了，在斗争的漩涡，没有宁静的港湾。但也深切体会到同志的真情。
1967年1月27日，李作鹏等事先得知中央军委将于1月28日发布禁止武斗、抄家的“八条命令”， 他们抢在发布的前一日，在北京体育馆，对苏振华等许多海军高级干部，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武斗，苏振华等被严重打伤。会后，几个人押着苏振华向黑暗中呼啸而去，一直拉到塘沽海边。苏振华被赶下车来。警卫员陈士奎坚持不离苏振华左右。
海上吹来的风像刀子，苏振华只披着破旧的棉衣，很快便冻僵了。短短几天里，苏振华衰老了，他才55岁，正当壮年，但是，身体受摧残，精神受损害，头发白了。
陈士奎扶苏振华坐下，把他肿大而麻木的双腿抱在怀里，用棉大衣紧紧捂住。苏振华惊慌地要抽出腿来，陈士奎却抱得更紧了。苏振华眼泪流下来了，说道：“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让他们知道了，你怎么得了?”
陈士奎哽咽说：“这样下去，首长身体会垮掉的!”
苏振华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和秘书、警卫员、保健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受到牵连，陈士奎更被赶出了军队，连一向老实巴交的炊事员老谢也未能幸免。更多的干部被打成“苏振华的狐群狗党”。但是，没有一个“落井下石”，而是共担患难。后来，苏振华说：“我从贵州来海军，只带了一个年轻的秘书和一个老警卫员，没有特别调任何一个熟悉的干部来海军;不是我‘狐群狗党多’，是跟着毛主席建立强大海军的人多!”
“结交在相知，何必骨肉亲”。
劫后，陆迪伦坚持要求找到陈士奎，当面向他致谢。
从那时以来，世事沧桑，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友们劫后重逢，看到迪伦同志竟然两鬓如霜，无不感慨系之。她对于自己经受的一切，淡然处之。而对好朋友张蓉生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肯按专案组的调子诬蔑朋友终被迫害致死，则长期不能释怀，悲愤莫名。
(未完待续/连载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