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从凯
学界关于巴人族群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各说各理，争议很大，没有定论。朱圣钟梳理概括诸说，罗列其要，主要有清江流域说、巫山说、峡江地带说、汉水流域说、西北说、洞庭湖岳阳地区说、川渝说、蛮河说、淮河流域说、二源说，凡十种。巴人族群起源，涉及到巴人早期起源地、种属、迁徙、战争等诸多历史、历史地理因素，是一个以文献资料和考古实证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工程，非只言片语的论述、一鳞半爪的资料就可以说得清楚的。
目前，巴人族群多地起源说得到广泛认同。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就说明巴人并非一个单一的民族，也并非起源于某一地，而是由不同属地的不同民族部落发展而成的，其早期起源之地、民族成分、迁徙等非常复杂。段渝在《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中也说：“巴其实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而它内涵的广泛性来源于居于巴地的不同族群对于巴义的不同传说和解说。在古代被称为巴，即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地域之内，分布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以及廪君蛮。他们当中，既有属于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属于氐羌系的族群，还有属于华夏后裔的族群。由于他们的所属族别有异，来源地域有别，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异，而且始居于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
本文以多地起源说为出发点，仅就巴中地区古代巴人的族源问题，作抛砖之引，也算聊备一说。我们假设，如果巴人族群是一个大联盟，那么巴中地区的巴人则是这个大联盟中的一部分，它或许又是由多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构成的，成为巴人多地起源说中巴中地区的一支或几支。笔者认为，巴中地区的巴人主要由土著之巴、龙蛇之巴、夷僚之巴等多部族群体构成。
壹 土著之巴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记载，目前巴中地区发现或试掘的史前人类遗址，规模较大的，有通江县擂鼓寨遗址(春在乡擂鼓寨村)、凤凰包遗址(广纳镇檬子垭村)、禹王宫遗址(擂鼓寨村东南)、沙泥坪遗址(杨柏乡沙泥坪村)、大梁上遗址(三合乡虎台溪村)、风箱崖遗址(董溪乡堰岭村)、橡子坡遗址(董溪乡七村)，南江县断渠遗址、阳八台遗址、恩阳区月亮岩遗址等处，均为新石器时期遗址。其中，“擂鼓寨遗址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所选第9层碳十四标本的测定数据为距今4480±12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995±159年。上述与其文化面貌接近的遗址中只有三星堆一期文化发表有碳十四测定数据，其较早的为距今4700年左右。偏晚的为距今4075±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50年……从绝对年代上比较，擂鼓寨遗址就略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巴中地区就有人类生活了。
在通江县擂鼓寨遗址中，共出土石器、陶器等20685件(片)，其中石器及石器半成品812件，陶器19873件(片)。陶质主要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还可细分为夹粗砂和细砂两种，并以夹细砂为主。器物组合主要有罐、尊、瓶、盆、钵、杯、碗、器盖等。器物造型以平底器最多，少见环底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豆类。在制作工艺方面，所出陶器主要是手制加慢轮修整，泥条盘筑较多见。部分器物底与器身分制，接茬多为地包天。部分陶器的烧制温度较高。遗址中出土石器、石器半成品812件，其中保存完整和器形明确的47件。质料主要是石灰岩，有少量的页岩和砂岩等，石材多取自河滩上的砾石。按加工方法可分为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大类。器形主要有锄、斧、锛、凿、镞、矛、石球、盘状器等。从出土的文物情况看，“擂鼓寨遗址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深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类型，它的发现、发掘填补了四川龙山时代文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或可命名为‘擂鼓寨文化’。”当年带队试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志彬认为，该遗址分布在离河道、水源较远的山顶西坡或较高的台地，这与巴人的生活环境、文化现象相吻合，具有典型的巴人文化特征。
在南江县阳八台遗址出土了磨制石器36件，其类有斧、锛、锄、凿、矛、璧、铖等，出土陶器物有刻划纹、绳纹等灰陶、红陶陶片和炭核与烧结土若干件，发现有7组21处磨制石器的砺痕。成组砺痕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巴人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工和集中规模化的生产加工。祭天的石璧、象征权力的石铖的出土，说明有可能出现了原始信仰方面的领袖，或者同时也出现了世俗生活军事组织方面的部落首领。
谭继和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不但拥有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又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同夜郎文化交融。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群也被通称为‘巴’……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型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巴中地区发现、发掘的远古人类聚落遗址，就是巴中地区远古巴人生活的聚落遗址，生活在这一区域上的土著民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巴人。
周集云认为：“殷代所伐‘巴方’的国都所在地，应是后来古巴州所在地，当即今四川川北的巴中县。”并引唐杜佑《通典》清化郡巴州条、唐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记》巴州化成县条、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延昌三年置巴州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南郑县条、清李元《蜀水经》巴水条、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建安二十年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蛮夷条等史料，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巴中就是古巴国的中心，就是古巴国所在地，即今四川巴中县”。周集云引证的史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古巴国的中心我们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至迟在殷商时期巴中地区的土著居民就已是“巴方”的属民了。
综上所述，在5000年前，巴中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他们可能是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落，甚至是部落联盟。如南江的阳八台遗址、断渠遗址，两者之间相距仅3公里，它们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通江的擂鼓寨遗址、凤凰包遗址、禹王宫遗址，三者成鼎足之势，且互相之间仅数公里之距，它们有可能以擂鼓寨为中心，形成一个部落联盟。笔者认为，巴中地区的土著部落或部落联盟，形成了以巴中区域为中心的原始土著巴人部族，成为巴人大家族中一个特殊的古老族群。
贰 龙蛇之巴
巴为蛇称说，是有关巴字解释的各种说法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杨华认为，其意是崇蛇的巴人与崇象的部族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巴人获胜。潘光旦认为，“巴蛇”的“巴”就是“巴人”，并说“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过一种大头的蛇，巴人与这种蛇既出同一地方，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认为这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而决不是真的蛇。到了殷商时期，蛇即以龙称，所以人们称之为龙蛇巴人。
关于龙蛇巴人的起源、迁徙、插占、繁衍之说，与巴中地区相关的有三种，笔者条陈简述于后，或有鲁鱼亥豕之误，还请方家教我。
1.洞庭湖岳阳地区说。此说认为，巴人起源于洞庭湖东岳阳地区，其主要据《说文解字》所载“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认定巴人以大蛇为图腾，属南方苗蛮集团。又据《淮南子》载“羿断修蛇于洞庭”，从《浔江记》记载“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推断早期巴人起源于洞庭湖东岳阳地区，因受中原尧、羿为首的部落打击向西北、东南两个方向迁徙，向东南者迁到今东南沿海一带，向西北者迁至鄂西清江和长江三峡乃至川陕边界地带，迁徙时代在夏代前新石器时代末期。岳精柱认为，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龙蛇巴人开始从巫山地迁出，到达洞庭湖滨北部，成为苗蛮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龙蛇巴人并非起于洞庭湖东岳阳地区，而是从巫山地区迁徙而入洞庭的。朱圣钟认为，早期文献记载为“羿断修蛇”“屠巴蛇”是后来文献被篡改的结果，巴人起源于洞庭湖东岳阳地区说缺乏考古学证据，因此巴人起源于洞庭湖东岳阳地区的说法值得商榷。
2.巫山说。此说认为，巴人起源于长江流域巫山一带。其文献依据，主要有《世本》《后汉书》《太平寰宇记》载“廩君之先，故出巫蜑”，认为巫蜑即巫山蜑人;《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孟涂司巴，孟涂司巴地有丹山;罗泌《路史·国名纪》载“丹山乃今巫山”，认为夏代孟涂司巴地即巴人聚居地。其考古学证据，巫山出土巫山人化石，大巫山区域内巫山、秭归、宜昌、紫阳、郧县、郡县、房县等地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文化发展连续;峡江地区发现一种夏至周初的考古文化类型，陶器以圜底罐、长柄豆、小平底罐、尖底缸、尖底杯、褐陶盂、豆形器为特征，这类文化遗存与邻近区域考古文化不同，考古学者将其界定为早期巴文化，这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带和清江流域。洞庭湖岳阳地区说与巫山说相较，巫山说的考古实证充分有力，更为可信。
3.二源说。此说认为，巴人族群起源有两处。二源说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周集云在《巴族史探微》中提出的“丹阳丹山—武落钟离山”说。此说认为，远古巴人分布于大江南北两个区域。太皞之子咸鸟从太皞之墟迁出，一部分居江北丹山巫山一带为丹阳巴人，其后裔居于江南武落钟离山者发展为夷城巴人，即廪君巴人。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的记载，认为巴人始祖为太皞。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居陈。又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水经注·江水》(卷三十四)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二是董其祥在《记载的巴史》中提出的“汉水—夔巫”说。此说认为，早期巴人有二支，一支是居汉水流域的为伏羲族，即后来的板楯蛮，以龙蛇为图腾。另一支是居夔巫地区的为廪君族，即后来的廪君蛮，以白虎为图腾。他们是巴人的两大部族。
从以上文献资料，结合近几年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实证看，巫山说、二源说与迁徙、插占于巴中地区的龙蛇巴人更符合历史事实。
巫山说认为，从巫山迁徙到洞庭湖北部的龙蛇巴人，遭到来自北方以尧为首的华夏集团的进攻，龙蛇巴人战败，一部分被强制迁到汉水中游的江汉平原，此地离华夏较近，便于控制。后来，龙蛇巴人在这一带建立了巴方国。春秋时期，龙蛇巴人自北受到中原各国压力，东南受到楚国威胁，被迫向大巴山迁移。至战国初期，龙蛇巴人遍布川东、川北，抵至阆中，与在这里的彭人、卢人和土著巴人杂居，至秦汉时被称为板楯蛮，西汉高祖时始称賨人。彭金祥认为，秦汉时期，大部分巴人已经退至峡江一带，但还有部分巴人生活在川东地区。其时，“巴人、賨人的分布在四川境内主要是在嘉陵江流域的达州、巴中、广安三市属地和南充的部分县区，在重庆主要分布在长江干流两岸”。
周集云认为：丹阳—丹山巴人聚居于巫山、秭归、当阳、丹山至接近江陵区域，这支巴人为风姓，后向汉中和米仓山迁徙，迁徙路线一是由大巴山南，沿大宁河进入镇坪、岚皋、紫阳，而入城口、万源，万源西部即为古巴州辖地。二是由大巴山北，循秭归驿路，越小神农山至房县，这是巴人的游牧之地，再往平利、安康至镇巴、西乡。有些巴人迁居万源和通江地带，部分巴人散居汉中平原和米仓山一带。“由于丹阳巴人来到此地，居住开拓，生息繁衍，这一带以‘巴’命名的地方，才陆续出现。”比如巴岭、巴岭山、巴溪戍、巴山、巴水谷等，这些以“巴”命名的山水，皆见于《水经注》。今巴中之地带“巴”字名的还有诸如巴州、巴山、巴河、巴江、巴蛇洞、巴灵台、巴岭路等。
董其祥认为：伏羲族巴人的活动地域，据《帝王世纪》载：伏羲“生于雷泽，长于成纪”，在今甘肃成县有仇池山，亦名仇夷山。《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并引《荣氏注》说:“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是知伏羲族的活动地域原在汉水上游陇东、陕南之地，这一带就是古代巴人活动的地盘，也是《山海经》中“多大蛇”的地方。巴族先民以巨大无比的龙蛇作为图腾，自称为“巴”，传说他们的始祖伏羲氏也是人首蛇身。这个族类大部分分布在大巴山脉和东西汉水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巴中”之地。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濮应是伏羲族的后裔，西周金文称为“服子”，也是秦汉间居住在嘉陵江流域的板楯七姓之一的“朴”姓。古代“巴濮”连称，实际上濮只是巴族中的一支。
综上所述，说明巴中地区的龙蛇之巴是分布在大巴山脉和东西汉水之间的伏羲族之巴，亦或是从巫山地沿长江迁到洞庭湖北岸一带，后迁徙至汉江流域的江汉平原，再移至大巴山及以西地区的丹阳之巴，亦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迁徙插占的龙蛇巴人支系，与巴中地区的土著巴人族群，历经春秋秦汉，通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巴中地区巴賨部族的重要成分。
叁 夷僚之巴
成汉时期(304～347)，李势(343～347)“引僚入蜀”，是时秦灭巴、蜀国已600余年。但对狭义巴文化的研究，目前学界多以唐武德元年(618)改巴郡为渝州为下限，故本节当在叙述范畴之内。
据《魏书·獠》(卷一百一)记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说明僚人是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散居在山谷之中，筑干栏之楼，铸铜爨之器，信仰鬼神，尤重祭祀。总之，僚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少数民族族群。
《太平寰宇记·巴州》引《四夷县道记》记载：“至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蜀本无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巴蜀之地“半为僚居”“县不成治”“力不能制”的局面呢?
在成汉统治时期，因战乱频繁，不仅北方士族和关陇流民纷纷南下，且巴蜀之民亦大批东下荆、湘，造成了一次今四川地区的人民大迁徙。这时期，荒郡荒县不断出现，侨郡侨县不断增加，境内人户大为稀少。于是，成汉李寿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为由，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又从牂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
漆娟认为，成汉汉兴六年(343)，“皇帝李寿派镇东大将军李奕南征牂牁。是时成汉与东晋都想争夺牂牁、夜郎。为了不让牂牁之民落入东晋之手，李寿决定‘引僚入蜀’，使僚人成为成汉政权的编户，充实蜀中郡县户口，向成汉国提供租赋，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充实郡邑也好，争夺编户也罢。总之，自成汉李势太和元年(344)始，至南北朝中期，原居贵州一带的僚人大批陆续进入四川和陕西汉中、甘肃、陇南一带。其分布很广，西至剑南高原、岷江上游;北至陕南、陇南一带。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壁州(治今通江县)、巴州(治今巴州区)、通州(治今达州)、洋州(治今陕西洋县)等地。
据《太平寰宇记·巴州》记载：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因“历代羁縻，不置郡县。至宋，乃于巴岭南置归化、北水二郡，以领獠户。”归化郡“刘宋末，以新抚僚户置。”其郡治在今巴州区曾口镇。北水郡梁“武帝普通六年，于刘宋末年建置的北水郡复置。”领难江县(今南江县)，郡县同置，治在今南江县八庙镇。据《魏书·邢峦李平列传》记载：邢峦向皇帝上表“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邢峦乃北魏名将，他在上书宣武帝的奏表中建议“增立巴州，镇静夷獠”。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即北朝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设巴州，治大谷郡(今巴州区江北新区)，领大谷、白水、其章三郡。说明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至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统治阶层在巴中地区专门设立州、郡级行政部门管理巴蜀僚人。
僚入巴蜀，极盛时有多少人呢?据《太平寰宇记·巴州》引《四夷县道记》记载：“至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北史》记载：北魏宣武(483～515)时，“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魏书》亦有相同记载。
据《蜀鉴》记载，“引僚入蜀”始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也就是成汉汉兴六年，是时有十余万户，到北魏宣武(483～515)时已有二十万户。也就是说僚入巴蜀经过140～170年的时间，由最初的十余万户发展到二十万户。但这二十万户是“乃立巴州以统诸僚”“所绾”之数，非整个巴蜀之地。北魏延昌三年(514)始置巴州，治大谷郡北(今巴州区江北新区)，领大谷、白水、其章三郡。西魏因之，领郡五。其地包括今之巴中市全境，今之广元旺苍县的木门镇、普济乡，达州的桥湾乡、仪陇县的大罗镇、观紫镇，南充市顺庆区的舞凤镇，蓬安县的利溪镇、营山县的城守镇、安固镇。如果每户按五人计算，僚在是时的巴州所辖之地，极盛时约100万人，这仅是“颇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的“熟僚”，不包括不在编户“并皆不顺”的“生僚”。以“半为僚居”计算，此时的巴州所辖之地其他族籍的人为二十万户，其总人口约200万。有人认为，巴州之地不可能有僚“二十万户”。其实，今之巴州，非昔之巴州，当时的巴州境域比今日之巴州辖地广阔得多。漆娟认为，魏晋以后直到唐代，巴地僚人势力仍很大，巴州几乎数百年都是僚人的天下。
综上所述，成汉时期的引僚入蜀，巴中之地为僚人所控制，他们只是增加了当地的人口，并没有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西魏废帝二年(553)，元钦帝派大将尉迟迥平定了蜀地后，巴蜀各地逐渐趋于稳定，朝廷在僚人居其半的巴中之域重新设郡置县，从而加快了巴中土著之巴、龙蛇之巴与夷僚之间的相互融合。在巴中地区，夷僚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大约完成于南宋之际。
结语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区域内的某一部族族源构成，是复杂的、多元的。巴中的古巴人族源主要有土著之巴、龙蛇之巴、夷僚之巴，但同时也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它们相互影响、融合、同化，成为大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
至战国初期，龙蛇巴人在川东、川北，抵至阆中，已与在这里的彭人、卢人和土著巴人杂居。“今川东、重庆多有濮人杂居”宝鸡鱼国墓地曾出土木盾，这是板楯巴人较早的实物证据，“部分鱼国巴人在国灭后迁回汉水流域，部分人继续向南翻越大巴山，进入嘉陵江、渠江流域”，说明巴中地区有可能融合了彭人、卢人、濮人、鱼人之巴。
秦灭巴、蜀后，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从中原移秦民五万，越秦岭翻巴山进入四川。据《巴中市志》记载：西晋末年(约313～317)开始，陕西、甘肃民众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其移民多为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
隋开皇三年(583)，置集州，治今南江县南江镇，颜之仪“开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悦之”。这里的“夷”指板楯蛮，“夏”指汉人。说明隋代以降，巴中地区的南江一带已有较多汉人与巴人杂居。
朱圣钟认为，“唐代渠江流域设有合州、渠州、通州、蓬州、巴州、壁州、集州，七州皆为正州，此时的巴人已成为唐王朝的编民而不再被视为特别的族群，表明巴人已基本融入汉人群体”。因而，唐代文献涉及渠江流域巴人时，其民族含义已不明显，更多是带有历史和地域性居民特征，巴人作为一个族群渐渐消融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主要参考文献：常璩《华阳国志》、方韬译注《山海经》、魏收《魏书》、李延寿《北史》、令狐德棻《周书》、郦道元《水经注》、乐史《太平寰宇记》、郭允蹈《蜀鉴》、朱圣钟《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谭继和《巴文化论》、周集云《巴族史探微》、杨华《巴文化考古研究》、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岳精柱《巴人族群、移民及其政权研究》、彭金祥《巴人崇虎与杀虎考略》、董其祥《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漆娟《试论魏晋南北朝“僚人入巴蜀”及其在巴地的分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