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贤
读史劄记22
读《刺客列传》，我们很容易被文中充沛的激情所感染。这种激情从何而来?当然是作者司马迁主观情感的投射所致。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有那样强烈的主观情感?他如何在传记中表现他的这种情感?要读懂这篇传记，这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通读全篇，我的理解，司马迁之所以有那样强烈的主观情感，大体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刺客那种由鲜血和利剑铸成的人生形象，以及他们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本来就令人激情澎湃;二是，司马迁的内心有一种英雄情怀，他的审美气质和审美个性，与刺客的英雄气概是高度契合的，如此，当他操笔为文时，心中回荡着壮烈的情感，笔下便也风云激荡;三是，司马迁要抒发他内心压抑已久的复仇情绪。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正如学者陈桐生所说，司马迁受过宫刑之大辱，他写刺客，写刺客们复仇，伸张有仇必报、有冤必申的大义，正是他胸中复仇情绪的一种曲折反映。确实，本传里的刺客，行刺的动机虽然各有不同，但目的相同，那就是复仇，或为自己，或为他人。他为刺客专列一传，就是要表现复仇这一主题。综合起来看，刺客的复仇行为与司马迁胸中萌动的复仇意念一致，所以，他以赞美的情感态度来讲述刺客的复仇故事，“以最激烈的文字写最激烈的人”，这就是这篇传记感情充沛的原因，也是这篇传记触动人心的原因。
下面，我们看司马迁是如何在传记中表现他这种情感的。
为了充分表达作者内心的激烈情感，这篇传记对刺客们激烈悲壮的生命色彩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先看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的情形：
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
桓公和庄公订立了盟约之后(时机)，曹沫手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方式)，桓公左右的人都吓住了，不敢动(气氛)。曹沫说，你们强大的齐国侵犯我们弱小的鲁国也太过分了，要求桓公全部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目的)。桓公只得答应。曹沫见目的达到，扔掉匕首，走下坛台。你看，大庭广众之中，曹沫竟劫持了一国之君，旁人，特别是齐桓公的臣子们，都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放下匕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动作干脆利落，身手好不快捷!多么勇猛，多么沉着!我们不由得感叹，天下竟有这等人物!
但是，我们分明感到，曹沫的内心，一定是有风暴的，一定是翻江倒海的。只是，司马迁不写他的内心，只让我们从现场那些人的恐惧和呆傻之状里，看出那是何等紧张而危急的时刻。此时的司马迁，内心也一定是激情澎湃的，可他按捺着，敛抑着，表面不动一点声色。结果是，两个人都沉住气，不声不响，完成了一件大事。这里，司马迁玩了一点欲扬先抑的技巧。他玩得很好，一下子就突出了内外两个人的勇猛和沉着。
再看专诸行刺。先是，写公子光派人刺杀吴王僚的原因，伍子胥推荐专诸，行刺的时机，等等，用了很长的篇幅，真正刺杀的时候，只写了这样几句：使专诸置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首刺王僚，王僚立死。专诸把匕首放在熟鱼的腹中端上去，走到吴王僚面前，剖开鱼，趁机用匕首刺杀吴王僚，吴王马上死去。也是快脚手，三五两下就解决了。这就叫快意恩仇--恩仇必报，干脆利落，决不瞻前顾后。快意恩仇，表达出来的，正是内心那种难捺的激情。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真是文章老手，他如此不动声色地写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真沉得住气。
豫让、聂政和荆轲三人行刺的场景更是悲壮，令人叹息再三。豫让先是改名换姓装扮为刑徒，混入赵襄子宫里去修厕所，衣内暗藏匕首，欲刺杀襄子，结果没有成功。接着，又以漆涂身，全身长疮，吞炭毁嗓，声音变哑--如此这般，毁形变容，还是为了刺杀襄子。如此悲壮惨烈，可见他的忠心，可见他内心的坚定执著。什么困难都拦不住他，自己的一切都愿意奉献出来。“士为知己者死”，他用自己的生命树立了一种典范。这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这种“隐忍以就功名”的作风，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赞颂的。这一章结尾时说：“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的壮烈人生，令赵国志士钦佩不已，也让司马迁钦敬感动，为之“涕泣”。跟上面二例有所不同，这里，一则细写豫让毁形变容的经过，其间蕴涵着多少情意，悲悯，同情，疼惜，其情甚深;二则借他人的“涕泣”，以抒作者胸臆。如此，一暗一明，相辅相成，感情之浓烈，也就不言自明了。
聂政的亡命行刺更是悲壮。文章先用很多笔墨描述严仲子和聂政的对话，以为铺垫，真正行刺时，文字却极精短：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韩相侠累四周是手执兵器的士卒，护卫森严，众目睽睽之下，聂政径直进去，走上台阶，当场刺杀侠累，这是何等气魄。左右的人乱作一团，聂政大声呼喊，接连刺死数十人，这又是何等勇猛。在场之人，不说阻挡，反应还来不及，可见他的动作何其快捷。明代学者董份说：“直入奋击，顷刻事成，虽亡其身，勇亦著矣。”这样的复仇，不唯神勇，亦且壮烈。侠累已死，目的达到，但聂政知道难以脱身，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以免遗祸亲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他自毁面容，把面皮剥下来，把眼珠抠出来，又剖腹出肠--如此果敢，如此刚烈，多么悲壮而惨烈!
这一回行刺，跟前面专诸行刺一样，文字最少，动作最快，没有任何曲折。然而，却是多么激烈，这才真是“以最激烈的文字写最激烈的人”。在这里，司马迁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再含蓄沉着，而是通过人物的激烈行动，直截了当的表现出来。行为越是激烈，情感越有浓度。这“激烈”，就是作者情感的总和。
荆轲刺秦王，场面惊心动魄。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首以摘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荆轲到了秦国的朝堂上，将樊於期头颅献给秦王政，然后又把地图奉上。当着秦王的面，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等到全都打开时，荆轲事先藏在地图里的含有剧毒的匕首露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荆轲抓起匕首猛刺秦王政，但是秦王反应快，没有刺中，于是秦王政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两个人绕着柱子转起圈来。此时，秦王政的医官急中生智，把自己手里的药囊用力朝荆轲掷击过去，荆轲闪身之时，秦王政立马拔出剑来，向前一步，砍断了荆轲的左腿。然后侍卫们一拥而上，杀死了荆轲。
多年前，我在中学教书时，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这惊险一幕，现在还记得，当时的课堂上，师生一起紧张、呼喊、抵足叹息的情景。对荆轲来说，秦国的朝堂是客场，可是他竟变客场为主场，先发制人，“取—奉—发—把—持”，这一连串动作，见出他的沉着、勇敢。当“图穷而匕首见”时，秦王措手不及，也有一连串动作，“惊—起—绝—拔—操—急”，慌得连剑也“不可立拔”。双方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一时间，庄严的秦廷上，荆轲“逐”，秦王“走”，群臣“愕”，上上下下“尽失其度”，最后竟出现“乃以手共搏之”的戏剧性场面。眼看秦王将成剑下之鬼，因侍医夏无且以药囊投轲，荆轲反被秦王“断其左股”，转瞬由优势转为劣势，最后“被八创”，完全失去战斗力。在这惊心动魄的搏斗中，群臣的惊愕，秦王的惶急，左右的惊呼，衬托了荆轲的英雄虎胆;“倚柱笑骂”，突出了荆轲的视死如归。
从一开始的谋划、准备，到易水送别，再到朝堂上的搏斗，充分表现出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由鲜血和利剑铸成的人生形象。读这样的文字，真是令人荡气回肠，激情澎湃啊。这样的阅读效果，当然是司马迁带给我们的，他以赞美的情感态度，来讲述荆轲悲壮的故事，我们读着，便感受到他满腔的情怀了。
综上所述，这些刺客的人生形象，都由鲜血和利剑铸成。略有差别的是，写曹沫、专诸、聂政三人行刺，主要突出他们的快、准、狠，表达一种快意恩仇的激烈情怀;写豫让、聂政、荆轲行刺，主要突出悲壮的气氛，崇高的境界，表达一种壮烈激越的情怀。至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如田光(以自杀激励荆轲)、樊於期(把自己的头颅砍下来作为荆轲见秦王的见面礼)、聂荣(为其弟聂政而死)、高渐离(以筑撞击秦始皇，为荆轲复仇)等，他们身上，也厚厚地涂着悲壮的色彩，透过这悲壮，司马迁对他们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文章开头说过，刺客们身上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司马迁的审美气质和审美个性十分契合，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写刺客，也是在写他自己，他把自己的内在精神，把自己的仇恨，把自己的悲愤，把自己对人生的期盼，把自己的英雄情怀，全都投射到刺客身上，所以，刺客的复仇，有他的一份，刺客的悲壮惨烈，有他的一份，刺客的崇高和荣光，也有他的一份。正因为如此，这篇传记才有这么强烈的悲剧感，才有这么触动人心的情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