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从我老家沿洞经吴家嘴下了耳岩湾，再右下行300余米就到了王家湾。王家湾三面环山，山高路陡，湾上湾下都有山。过去，湾上的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光秃秃的，而湾下的山，绿树成荫，柴草茂密。前面有条深沟又称河，名叫长安河，源于刘家扁对面的宋家沟，过张家嘴经八字桥流向远方，上世纪六十年代河还有水、滩还有鱼，之后就一直干涸至今。从湾里到山上只有两条狭窄、坡陡、崎岖、布满荆棘的山路，一条通向本队梁上，一条通往村头大路，一般要三四十分钟才出得了山，一遇落雨，有些路段非爬行不可。
其实，我对王家湾并不熟悉，只是小时候偶尔跟父母割草检柴，暑假、星期天跟同龄娃下山捡棉花去过。记得最后一次是1978年舅舅生日，那天当场，伟哥来公社叫我晚上去吃他父亲的生。下班后夜幕已经降临，我打上电筒，放着小跑，到他家已月挂山腰了。农村的晚饭实际上是夜饭，要十点右右才吃。我以为那晚客多要大办，结果是除了他本家两桌外，亲戚加我只请了一桌。我当时很感动，觉得当个乡干部还是有面子，其情其景深深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没想到，竟成了我最后一次去王家湾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湾里只有三套院子，七八户人家，全都是同宗同派的王姓，至于他们是从何时何地迁居这里我未曾考究，最高辈分的绍字辈只有二人，三字辈的都称呼他们云爷、谯婆婆。后来，由于子女逐渐长大成人完婚，实在不能住下才分家迁修了五户人家。1972年，队里又把曾住在梁上的重庆知青王时春俩口安排到王家大院居住，他们毕竟来自大城市，从思想、见识、穿戴等方面开始慢慢影响着这里的人们。
湾里人也许是同族同姓的缘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哪家修房造屋、交男嫁女等大小事，都主动帮忙，送粮送菜，年头岁节轮流请，全家搬，热闹又快乐。三字派为长为大的俊哥，性子急，声音大，但也耿直，顾大家。在湾里很有威信，也很霸道，无论哪家有啥事都要报告他、请示他，他知道后会积极张罗，有序安排。在集体生产时，他既是生产队副队长，又是作业组长又叫战斗班长，他吼喝一声，像部队首长的号令没人敢违抗，叫你八点出工你不敢迟到片刻，叫你耕田你不敢挖地，否则，大吵大骂，唾沫喷起老远，不管你是长辈还是晚辈，闭着眼睛不认人。所以，全队的人都喊他“俊王”，他也答应得那么理直气壮，湾里的人也服他，即使心不服也要口服，这是必须的。
偏僻的地理位置严重制约了这里百姓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是典型的“三难”湾。出行“难”，赶最近的乡场都要走个把钟头，买进卖出都要爬坡上坎、肩挑背驮;看病“难”，连村里的赤脚医生嫌远都不去;上学“难”，村里两所小学，一所在庙儿梁，一所在新寨梁，无论到哪梁都要翻山越岭走半天，大人很不放心。正因如此，这里的孩子大多没上过多少学，读过多少书，差不多就读到小学毕业。只有玉珍姐撑硬气读完了乡办高中，因没关系也没找到工作。唯有王怀林通过当兵走出大山，在部队吃得苦，表现好，入了党，转了志愿军，退伍后安排了工作，现在当上了科级干部，家业也发展得很好。他最应该感谢小平同志，要不是取消了阶级斗争，他这个富农子弟很难有出头之日。再是我的发小、老庚吴映红，巴师校毕业当上了教师，评上了中学高级职称，退休后待遇丰厚，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但他不能算王家湾人，是介于梁上与河下之间，只不过划归王家湾那个作业组管辖。除此之外，再没有吃国饷的了。真可惜，是读书“难”阻碍了这里后辈人渴求知识的欲望，走出大山的梦想。
事物总有两面性，湾里也有湾里的好处。田地小，不像我们梁上尽是两三亩的大田，他们耕耙不费时，栽秧腰不痛。土质沙，翻挖不费力，挖苕不沾泥。柴方水便，山泉水家家户户用竹筒检到缸里，出门就能割背草，下坡就能砍捆柴。我们梁上甚至外村外社不少老百姓都经常天没亮，有的走四五里到他们河下去割草检柴，或可说去偷，一旦发现了，轻则日诀得里河二面响，重则脱背篼没收工具。山上的人都羡慕住在河下的人，有些生养女儿的家庭早早就盯上了湾里的男孩子，千方百计托人说媒甚至订上了娃娃亲，我们这些住在梁上的娃仔就“贫居闹市无人问”。七村郎家梁一貌美如花、人见人爱的村姑就嫁到王家湾当了小生哥的媳妇，我们喊侯二嫂。她苗条的身材，齐腰的秀发，桃红色的瓜子脸，水灵灵的大眼睛，在十里八村都是数一数二的美女。她那时能看上小生哥，主要看好的是柴方水便，当然，小生哥也很帅气，个子高，皮肤白，很英俊，脾气也好，他俩相配算是郎才女貌，侯二嫂嫁给他应该也无怨无悔。
改革开放给王家湾人带来了走出大山的希望。那些三字派、怀字派的年轻人虽没读多少书，但他们头脑灵活，有力气，有手艺，有志向，离乡背井，携妻带娃，搭乘打工潮的首次列车，南下广州，北上首都，西去长安，东赴江浙，哪里有活去哪干，哪里干活哪安家。无论是烈日当头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隆冬，他们干在工地，吃在工地，住在工地，虽然辛苦劳累，但收入颇丰，一年下来挣的钱要胜过农村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远比我们这些领国家工资的人收入高。至今他们在外打工有十多二十年了，王家湾的土木老房早就被他们舍弃了、遗忘了，在梁上盖起了砖混结构、白墙黛瓦的楼房，在城里给子女购置了一套或几套住房。每年春节他们抱财回到新家，过起了比城里人还幸福快乐的生活。我隔壁远房表弟王三明，也是土生土长的王家湾人，两口子在北京打工，一年要挣十多二十万，七年前就在我家的屋基上盖起了楼房，精装修，新家具，每年春节回来过得非常悠闲自在。一觉睡到自然醒，家里缺啥或想吃啥骑上电瓶车很快从镇上买回来，下午、晚上麻将搓起，金花诈起，龙门阵摆起。除夕之夜，上千元的鞭炮礼花燃放得满天五彩斑斓，震耳欲聋。衣食足，礼义兴，两口子仁义大方，常把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请到家里做客，酒足饭饱之余又一起“修长城”，玩纸牌，乐此不疲。元宵节后，又背起行囊北上，开始新的一年生计。
昔日的王家湾，家家屋檐相望，户户鸡犬相闻，人人血缘相通，个个劳作相助。而今，绍字辈、宗字辈的人都已过世，剩下的三字辈大都随儿女去了都市生活，留下的三校哥也来了梁上居住。湾里的房子全部成为废墟，所有田地弃耕荒芜，原有的两条出山路被深深的刺草淹没，从山上看下去，除了山林，只有故事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