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蛙》之后，我第一感觉是：莫言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作家。他的写作风格特别，文章构思特别，人物刻画特别，作品立意特别。
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对人物周边环境和景物的描写，全篇充斥着不加引号的人物对话，似乎更像是一部话剧或剧本。密集的对话堆积起来，却不让人觉得乏味，小说情节紧凑，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
在他的作品中，不是千篇一律的文字堆积，而且将书信、写实、魔幻等形式揉捏起来，空间和时间在他笔下可以随时切换和拉扯，仿佛让人置身于薄薄的云雾之中，但在恰当的时间点总会出现有一只手将你拉回主线，你恍然大悟， 不禁感叹—原来如此。
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个性化的名字，还是他们让人印象深刻的长相，还有夹杂粗鲁低俗的当地方言，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是那么合理。莫言用极度夸张的文字将每个人物刻在了读者的心里，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是特定时代下的小人物、小故事，听到的是略带低俗但真实的人物对白，嗅到的是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性散发的本色。作品以小见大，展示的是人性和私欲的自然曝光，个人英雄主义在社会洪流中的起伏跌宕，是正义与邪恶的默默较量。
作品以书信开头，并穿插在小说各部分的开头，甚至文中不经意的某个角落。如果你不能全身心的沉浸其中，可能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但这种回忆与现实不断切换，在作者笔下却来去自如，让我觉察不出有丝毫的突兀。
小说中的“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姑姑”这个主人公进行了深刻的塑造，她个性鲜明，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伟人”形象。
“姑姑”之所以称得上“伟人”，不仅仅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拼命工作，为邻里乡亲接生了近万名婴儿，而且作为共产党员，她是一个纯粹的践行者，坚决执行国家“计划生育”的国策，她不顾个人安危，以大局为重，甚至为此闹出人命也无法阻止她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她的性格直率，但命运多舛，年轻时经历了爱人背叛，执行“计划生育”任务时被人刺伤，后来又遭到感情的挫折，最终嫁给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泥塑手艺人。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她不愿向命运屈服的性格，造就了“不平凡”的一生。当她在话剧的场景出现时，当她喜欢拍打小孩屁股后听他们哇哇大哭时，我们似乎看到了她内心深处的脆弱，或者扭曲。
那些受过她医治的人，称她为“活菩萨”，但那些受到她“追捕”的人，却称她为“刽子手”。她饱受争议，却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并影响着周边的人。在这一刻，我的脑海中闪现出许多革命战争年代女英雄的名字，“江姐”、“刘胡兰”、“秋瑾”…… 即使在和平年代，“姑姑”依然是那个不畏艰险的女战士，受人敬仰的女英雄。
写了这么多，对于未读小说的人是否觉得奇怪，为啥小时名叫《蛙》?
其实，我也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开始阅读，甚至读了一大半，仍然让我迷惑不解。蛙谐音“娃”，其代表多子多福，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美好愿望。然而一道“计划生育”的“圣旨”，让这些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彻底“疯狂”了。他们本想终于熬过了挨饿吃煤的非人生活，却又来了一个不让他们好好生孩子的政策。是天灾还是人祸?站在作者角度，肯定是支持“姑姑”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后来，小说写到了改革开放，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到了牛蛙养殖，此时小说名为啥叫“蛙”就不言自明了。
当我们看到人们为了私欲，不惜败坏伦理、黑白颠倒，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当我们看到原本风光无限的人儿，如今落得食不果腹、流浪街头，让人唏嘘不已。当我们看到那个女孩为了自己的孩子，发疯抓狂、歇斯底里，让人不忍直视。当我们看到一个个小娃娃装扮的“青蛙”，一次次出现在舞台上“恐吓”这些大人们时，我的心里在滴血、在流泪。
“姑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蛙”，这是她的软肋，是阿喀琉斯之踵。这反而让她的形象更加真实，每个人都有弱点，她其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戏剧，我知道它里面充斥着一些戏剧性的夸张成分，我也知道它有着符合特定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它写了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山东高密东北乡有一位“德高望重”女医生和一群可爱的人们，他们的故事可歌可泣，是那个时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也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
不由地想起辛弃疾的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蛙”声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如今寓意着丰收的“蛙”声已连成一片，是物质的丰收，还是精神的富足，人们自有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