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是祭拜孔子的文庙，孔林，是孔氏宗族的墓地，孔子长眠于此；孔府，就是孔子的家，后来的衍圣公府。三者合称三孔，是曲阜的著名景点，也是中国人祭拜孔子，了解先贤的圣地。因为文物众多，后来建立了孔子博物馆。
一、三圣图
三圣图是一幅明代绢本墨色画，作者无从考究。画中孔子及其弟子曾参、颜回的像。画作的背景极其简单，是一株苍松，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寓意，体现孔子处乱世不改其志的品格。孔子是至圣，曾参是宗圣，颜回是复圣，所以叫三圣图。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若世无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的画像不知多少，司空见惯，本不足为奇。这幅图，最突出的地方，是在三人的衣服上，用蝇头小楷誊写了整本《论语》，巧妙地将中国书法艺术、绘画艺术与儒家经典结合在一起。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了解孔子，了解孔门，了解儒家思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读论语。论语有几个特点：1、简单。基本都是几个字的一句话，或者师门问答，很少有长篇，所以容易读容易背诵。正因为论语是孔子说的话，所以也易于理解，像“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类，一看就懂。2、丰富。和别的经书专论一事不同，论语记载了孔子平时所说的话，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反映了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政治、生活、学习等均有涉及。3、有趣。论语是如实记载，有数的几个长篇，都是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小故事，截取的生活场景的片段，颇能反映个人性格，非常有趣。就像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大骂“朽木不可雕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师生间的写照，大多数人可能读了都会想到自己被老师骂的经历。4、实用。论语不是思想巨著，不是讨论什么严肃的问题，而是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了解这些言行背后的深刻含义，你都可以通过这些话，学做君子。这也就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人人学做君子，政治自然清明。
所以，要教化一个对儒家一无所知的普通百姓，就是向他灌输《论语》。据说，宋朝宰相赵普凭借掌握的半部论语的知识，就能够治理天下，固然有他的天赋，也说明了论语的实用。中国古代百姓识字率不高，即便论语已经很通俗易懂了，但你要他们正经八百的来上课，来学习，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古人创造了以字作画的方式，似乎是个有趣的游戏，也便于让那些不识字的百姓接受。这幅画不是以字作画，但借鉴了这种方式，在衣服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让那些一看书就头疼的普通百姓，看着孔子的画像，这是如果有人再教他们认识画像上的字，认识多少算多少，总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学习过程。
孔子，归根到底首先是教育家，是万世师表。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教导世人以儒家伦理方式生活，能够成为君子。君王做到了，像个君王，百姓做到了，像个百姓，自然君君臣臣，天下大治。即便这个理想实现不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君子，他还是希望能多一人便好一人，社会就进步一分。所以我想，这样的三圣图，不管最终效果如何，其教化的目的应该是最符合孔子期待的。
二、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
又是一件有关石经的国宝。这是乾隆年间的石经，与以往的石经有一样之处，又有区别。
先说一样的地方。这个版本的石经，也是十三经，和后蜀石经一样，囊括了儒家所有经典。还有，最终石经是乾隆御定，也就是官方审定。不一样的地方，以往的石经都是多人共同校验誊抄，笔迹多样，而乾隆石经却只有一个笔迹。这个笔迹，属于蒋衡先生。也就是说，整个乾隆石经，都是蒋衡一人完成。蒋先生为一方名士，对经学研究颇深，又是书法学，对以往碑帖很有研究，自然对以前的石经下过功夫。他考运不佳，虽有才名，却总是名落孙山。在他逐渐丧失了做官的兴趣后，有感于当时流传经典的舛误，决心利用自己的知识，重修十三经。我估计，他的重修肯定是以以往石经为模版，然后主要校对错漏，对有遗缺的自行补足，因为这样做，才可能以个人力量完成。否则，仅就一句经文的解释，史上各位大儒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他如何评定？更何况，他的评定也只是个人看法，又哪来的权威性。即便如此，这样的工程量也是浩大的，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誊抄工作，绝非一日之功。据记载，他花了整整八年，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作为一个学者，我相信他只是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根本没想过自己完成后能够引起关注，自己能不能从中受益。所幸的是，他的成果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乾隆组织了以和珅为首的一套班子进行审定后，基本以蒋衡成果为依据，勘定了十三经，并刻之于石，存于国子监，成为乾隆石经。作为奖励，乾隆皇帝直接任命他到国子监任教。也就是说，一个没考上大学的人，因为自己出色的研究成果，被直接任命到北大或清华去做了教授，也算皇天不负苦心人了。
石经虽说能够长久保存，但从历史上来看，风吹雨淋，终究还是有损毁的。还有，石经立于国子监，不可能天下之人都来观瞻，只是起了一个标杆的象征作用。所以，为了将石经传遍天下，也为了保护石经中的内容，就需要拓印。古人没有复印技术，更没有激光扫描和三维打印技术，只有拓印是最能体现石经原貌的方式，所以拓印本非常普及。而拓印，多多少少会对石经有所影响，所以不是无限制的，必须要有计划。也正是拓印会影响石经，所以第一次拓印的版本最珍贵，因为完全展示了石经的原貌。嘉庆年间对乾隆石经进行了初拓，仅仅一百套，送给了衍圣公府一套，就是这件国宝了。这也是硕果仅存的一套了，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拓本就都是后来再拓的了。
可能谁也想不到，乾隆石经最为珍贵的初拓本不是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不是国子监，不是故宫，竟然是在孔子博物馆。推而广之，中国很多古籍善本珍品，也许就这样流落在不知哪儿的地方，这样极容易散佚。所以，国家推出了“古代典籍保护计划”，而要保护，首先需要对全国的古代典籍进行摸底调查，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调查的结果是喜人的，很多以为已经散佚的古代典籍，居然又从民间找到了。典籍摸清了家底，便参考文物分级的办法，对古代典籍也进行了分级，其中最珍贵的特级典籍和文物的要求一样，不许出境。这件初拓本就属于不允许出境的最珍贵的国宝。
中国地大物博，几千年的文化流传使得我们的文物也是数不胜数，这是历史给我们的馈赠，也是历史给我们的责任。将中华文明的承载体保护好，留给我们的后代，不仅仅是文博人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全体人民的共识。
三、商周十供
商周十供是乾隆皇帝赐给孔家，用于孔庙祭祀之用。其实，孔庙是不缺祭祀器具的，历代君王都有赏赐，只是乾隆认为，那些用具都配不上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精选了十件周朝的青铜器用作祭祀用具，因为孔子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回复到周朝礼制。后来，经鉴定，十件器物中有三件属于商朝，所以定名商周十供。这十件器物，器身都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乾隆配了木质器盖和底座，还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商周十供是非常宝贵的器具，所以孔家也只是在祭祀大典的时候才会使用，平时是珍藏在家里的，现在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三孔因孔子而闻名，文物众多，但这些文物其实和孔子都没什么关系，都是后来帝王们赏赐给孔府的，而孔子生前是没有物品留于后世的。不过，孔子留给后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礼制文化，是天下所有人各按等级安居其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国泰民安。孔子尤其喜欢西周的礼仪制度，而商周十供恰恰迎合了他的礼仪思想。孔子的礼制，首先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点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是儒家文化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对普通百姓而言，孔子也指给了他们一条康庄大道——读书，做官，改变命运，把自己的等级上升到统治阶级。这又迎合了普通士子的需要。当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合法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时候，谁还会去选择极具危险性的暴力革命？社会上下层都有了推崇的理由，儒家思想自然就在全社会流行开来，自然成为全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了。
我们今人，已经超越了儒家不合理的文化成分，平等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自然不会再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但是，作为一种统治方法，等级制度不会消失，只会完善。无论是行政、立法、司法，还是军队，只要是机构，都有上下级的存在，都有等级观念，都有下级服从上级，都有什么级别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的规定，都有尊卑贵贱。其实，西方管理体制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儒家文化的腐朽。所以，儒家的等级观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永远适用。对普通百姓来讲，礼仪的核心是尊重，大家虽然本质上是平等的，但尊重长辈，尊重他人等人际交往中基本的准则还是存在的，所以还是有礼仪规范要求的，只不过孔子执行的是周礼，而我们执行的是现代公关礼仪。比如，我们现代见到长辈，可以不像过去那样要磕头，但我们可以把身体弯曲做出鞠躬状表示尊重。
无论什么时代，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都是需要的，也就需要礼仪，需要商周十供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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